全文约7600字，阅读时间约15分钟
上周四，我们延续档案资料的话题举办了第四期“纪录Talk“：创造性地运用档案资料讲故事，我们邀请到关于女性电子音乐人纪录片《晶体管姐妹》（Sisters with Transistors, 2020）的导演Lisa Rovner与我们交流这部基于档案素材的影片创作过程。《晶体管姐妹》是Lisa Rovner的首部纪录长片，讲述被忽视的女性电子音乐人如何拥抱机器技术，彻底改变我们今天制作和聆听音乐方式的故事。影片于2020年在西南偏南电影节首映，之后被纽约独立院线Metrograph Pictures收购发行。
在本期讲座中，Lisa Rovner不仅与我们分享了她是如何选取并找到档案资料、填补缺失素材，在素材中找到故事线等内容，也直接与我们的观众进行了可爱的互动，对大家好奇的如何把握影片结构、如何处理碎片化的素材、如何开始创作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下为讲座的视频和文字整理，供大家参考。
△ Lisa Rovner讲座截图
△ 讲座对谈部分视频回放
我大学学的是政治学，不是电影。毕业后，我先是在画廊工作，随后在音像店工作。那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很棒的小音像店，他们有所有的CC标准收藏的影片，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会看一部电影，一般都会有附带的花絮，比如对电影创作者的采访，或者是对特定场景的解读。所以，我是通过CC标准收藏DVD附带的花絮学习如何拍电影的。当然，我也通过当代艺术学习电影，我在画廊工作的时候，和一些艺术家合作，我被艺术家们处理影像的方式迷住了。在我看过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一加一》（One Plus One，1968）这部电影后决定制作我的第一部影片，这是一部关于滚石乐队的纪录片，记录了录音室里的滚石乐队，穿插着一些关于革命的影像或小插曲。这部影片吸引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关注社会议题，二是因为它试图将社会议题转化为美学和影像。我对如何通过电影来谈论社会议题很感兴趣。
△《一加一》（One Plus One，1968）海报 曾经我不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我是否算是电影创作者、艺术家或是作家。我不是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做电影，接触电影创作源自我对电影的热爱和对电影制作过程的热爱。我制作的第一部短片叫做《Somewhere You Can Find Me》(暂译《你可以在某处找到我》），这部影片基本上重现了对Eve Democracy（影片《一加一》中的虚构人物）的采访场景。这部电影是一个实验，我喜欢它的一切—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和演员们一起工作，它让我爱上了拍电影。我是在2005年拍摄的这部短片，随后，我尝试拍摄一部有关我我家庭的长片，半纪实半虚构，结果由于没有资金支持还有缺乏经验，影片完全失败了。我想这是电影创作者的必经之路，你需要通过拍些糟糕的东西来学习如何拍出好的作品。作为电影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你得去尝试，才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拍摄完第一部电影之后，我搬到了巴黎，我想知道作为电影人和艺术家要如何维持生计。我开始和我的一个朋友合作制作一系列的“冒牌”广告，希望能以此接到真正的广告工作。我们使用了档案素材，这是我工作中第一次将档案资料用于新的语境。随后我们接拍了一系列正式的广告，在我的个人网站（https://www.messageisthemedium.com）上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广告片，我们的创作方式是找一些美丽的档案素材并重新改编，在结尾放上品牌logo，再变换一下音乐，这算是我们第一次运用档案素材进行创作的体验。目前我在做几个不同的项目。我很想做剧情片，但即使是剧情片，我仍然想加入档案素材，我非常喜欢在新的情境下使用已有的素材，以旧造新。制作《晶体管姐妹》出于一个偶然的契机，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十位你应该知道的女性电子音乐人”。我很快被这些女性的照片和简介所吸引，我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我听说过Delia Derbyshire，也听过Éliane Radigue的音乐，但我其实对她们一无所知。我非常好奇，于是开始调研，随着我调研的越深入，我就越能体会到这个故事有多重要。这是一个有关技术如何让这些女性成为作曲家的，在电子音乐技术出现之前，这些女性没有办法让大众听到她们的音乐。在Youtube上我看到一些视频片段，让我意识到这些档案素材也许可以做成一部电影。接着我开始联系那些仍然在世的女性，准备申请资金需要的素材，然后写基金申请书，这是一个很让人沮丧，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但最终我从英国电影协会（BFI）那里得到了一些资助，让我可以四处走走去拍摄和采访。调研档案资料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故事不是主流的，这些女性不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或者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档案资料的调研需要大量的时间，起初我雇了一个档案调研员做了十天，她只找到很少的素材，那一刻我意识到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预算，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做很多调研。我说的调研并不是说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所有我需要的素材，而是花了五年的时间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我希望我们能从BBC或是ARTE电视台获得资助，但没有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塞翁失马，如果我得到了资助，那我可能需要很快就完成这部影片。因为通常你得到他们的资金后，需要在一年内交付影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素材。像Delia Derbyshire 和Daphne Oram，她们在BBC电视台工作，所以她们的档案资料更容易被找到， Daphne Oram现在有一个基金会“The Oram Foundation”，她的档案存放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这其实很容易找到。而有些档案素材，像Suzanne Ciani和Laurie Spiegel，她们都非常擅长收集和整理自己的档案库。有些人的档案素材难找，有些人的会容易些。如果按照字母顺序讲，比如Clara Rockmore，我在Youtube上看过一些视频，所以我联系了发布这个视频的基金会，然后那里的档案管理员联系了她的家人。这就是我怎么开始调研的，你可以联系和档案素材有联系的任何人。如果你看到一张照片，通常会有署名，然后你可以去联系署名的人。但是有些人物，比如Bebe Barron是没有档案素材的。我只找到了她的一张照片，但是她为很多实验电影做过配乐。她和她的丈夫Louis为好莱坞大片做过配乐，他们也为一些非常有趣的先锋电影人做配乐。比如，Shirley Clarke，所以我联系了Shirley Clarke的版权所有者，也就是她的家人，还有发行商，这个发行商在管理她影片的授权。这些素材真的是遍布各地，没有单一的方法论。这真的很像私人侦探的工作，你从人物的生平开始，然后去到她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她们演讲过的地方，她们教过课的地方，她们表演过的地方等等。你需要发大量的邮件，有时你真的需要说服别人让你使用这些档案素材。这是调研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你不仅需要成为一个私人侦探，你也要是一名心理学家，因为有时人们对档案素材会非常情绪化的反应。当你发现一些特别的素材，一些没有人见过的素材，并以这种从未有过的方式讲述很让人兴奋。这些女性音乐人有些可能出了专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她们的故事，也没有看到过把她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去讲述。所以，能够获得这些素材，我感觉非常荣幸。而我有机会去用这些素材来创造一个故事，对我而言是一个责任。想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我想做这部影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就像口述历史，我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创作影片。我找到这些女性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的音频和视频，并用所有的音频创作了一个脚本，然不断地进行调整。但是写脚本真的很难，因为我希望这部影片的风格能够真正映照影片的主题，我希望它是激进的，艺术的，与众不同的，所以我并不想用一个传统的方式来讲述。当然，我不是第一个使用档案素材的电影创作者，我不是第一个不用采访传统采访的创作者。我非常喜欢亚当·科蒂斯（Adam Curtis）运用档案素材的方式，给了我一些风格参考。我希望观众有时间去听这些音乐，这是剪辑过程中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很多时候当你看音乐纪录片的时候，音乐总是被作为人们谈话的背景音，我们没有真正聆听音乐，或者只是很快速的从一段音乐过到下一个。所以这是叙事建构中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剪辑的一个困难点，因为它容易会看起来像一连串的人物简介，而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所以我们决定打破时间顺序，把Suzanne Ciani放在开头，然后在后面又出现，像这样拼凑在一起，慢慢地结构开始形成。这部电影是在我们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成形的，在做完所有调研和找到所有档案素材之前，我没有办法写出最终的脚本。我们一直在修改脚本，甚至有些故事的细节也只有在我们找到一些档案素材和一些电台采访的时候才能被写出来，比如，Éliane Radigue的一段精彩的英文采访，这是八十年代的一次采访，是在我写脚本的后期才发现的。所以我有一个基于早期我能找到的档案素材的原始脚本，然后不断地被重新编辑。最后缺少的是旁白，我们看过很多旁白，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感觉非常枯燥，没有个性，没有情感，和我们想要做的影片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原先写的旁白完全被丢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诗意、更开放的旁白。然后我联系了Laurie Anderson，她只录了两次就完成了，我们没有录很多遍来找到合适的声调，因为我想要的就是她自己的声音，我不需要指导她。这部影片我和五个不同的剪辑师一起工作，因为影片创作的资金不是一下到位的，所以当我们获得一些资金的时候，就会和一个剪辑师合作，剪出一个片花之类的，去申请更多的资金。当我得到更多资金支持的时候，这个剪辑师可能在做另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要去找另一个剪辑师。当我们和另一个剪辑师合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一起工作了大概三周，做出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又要等半年，直到我拿到更多的资金，这个剪辑师却没有时间，所以最后我和五个不同的剪辑师一起工作。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实际上非常令人惊喜，因为每个人都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才能。我想作为导演，你要和很多剪辑师一起工作的关键是你必须要待在剪辑室里，不然就会出现不同的风格，最后影片很神奇地风格非常统一。你必须以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去做，你可以想象什么行得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我们找不到这个人的素材，但是我们找到了其他人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的素材。其实挑战是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你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做，更抽象的方式或更具体的方式，有时候把一段毫无意义的素材放在那里也不错，迷惑观众，更有乐趣的去做，就好像这不是一个挑战。其实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在刚开始创作影片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和主题，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有两点，第一，不断尝试档案素材的各种使用的方式，看那种方式效果最好。《晶体管姐妹》这部影片我是希望做成口述历史的方式，所以我会先做一个脚本，不是基于影像的脚本，而是基于谈话的脚本。但是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可能不一样，我是记者出身，所以我习惯通过文本的方式去工作。你可以先基于文本找到一个结构，后面再调整。要创造有趣的作品，不能太死板，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和他人分享，看看他们觉得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我会建议你把所有采访转写为文字，找到那些采访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把它们整理到一个文档里面。然后你再去看什么结构走向比较理想。第二个层面，你自己想要通过影片表达什么也非常重要。你是否有一个更大的主题想要传达，还是你仅仅是想记录一个人。影片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创造有意义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是关注社会议题的创作者，这并是说我创作关于政治的电影，而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影片让人们注意到被忽视的或者没有被讲述过的故事，我希望带给人们一些启发。我认为电影创作者肩负着启发大众的责任，我认为当今的社会缺乏的正是这种启示，也缺少诗意。麒麟：我在拍摄我的太爷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现在发现素材过于琐碎，比较日常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结构我的影片？Lisa Rover：我认为它还是可以归结为你想要讲述什么故事？你是想关注他的年龄？关注他所见证的历史，所经历的年代？还是关注他现在的生活，他感兴趣的事情？你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点，至于素材，你获得的素材也许是足够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拍摄到更多的素材，也许你可以用一些档案素材，比如说当他谈论他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找那个年代的档案素材去填补，它可以是新闻、广播、音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象怎么用创意的方式去填补空白，也通过诗歌将观众带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代。我觉得开始创作很好的方式就是尽量多看电影，分析影片中自己喜欢的部分，发现自己喜欢的故事，理想的创作方式，再找到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要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晶体管姐妹》的选题。在此之前，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我热爱音乐，对艺术家非常感兴趣，但是要找到这么一个选题，既有不错的档案资料素材，又可以讲述对当今社会有意义的故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当你获得了拍摄或者档案素材之后，如何去架构故事呢？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思考你希望讲述什么样的故事，纪录片创作的哪一方面可以吸引你？是拍摄，是讲故事，还是剪辑？我选择纪录片创作是因为很多事情我可以独自完成。当然如果我有更多的资金，我会希望和摄影师合作。纪录片创作很棒的一点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拍，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而很多人确实在这么做。比如刚刚提到的《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拍摄的设备非常简单，它的亮点在于他的思考，他花了时间在城市里穿梭、观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有想要探索的热情，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尝试，拍到素材后，再去学习怎么剪辑。△ 《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为什么》（How To With JOHN Wilson,2020)第一季海报©HBO我相信最后你能够找到你想要讲述故事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和建议。纪录片创作另外一点很棒的是，你可以找人合作，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很好，而有时和别人合作可以做得更好。制作《晶体管姐妹》的过程中，我很有幸和这么多有才华的人合作。你在看到一部好电影的时候，也能发现一些很棒的电影创作者，比如好的编剧、剪辑，也许你可以联系他们，聊一聊，形成一个社群内的分享机制。电影创作是没有定式的，如果要给一个建议的话，那我觉得你得保证影片声音的质量，画面质量不高是有方式弥补的，但是要弥补声音是比较难做到的。
在观众问答环节，有一位叫Bruce的朋友和导演就电影创作的观点与事实、纪录片创作者的责任、历史讲述的权力等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探讨，非常感谢Bruce的分享，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看到更多有意思的讨论与思考。
Bruce：我非常喜欢Adam Curtis的影片，他的影片中使用非常多的档案素材，比如《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 （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2011）还有《我终究无法放下你：当代情绪化历史》（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An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2021）。这些影片都可以启发我去思考一些事情。还有纪录剧集《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How to with John Wilson），它讲述的是创作者在纽约接头的一些体验思考。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作论文vlog，它用一种轻松而巧妙的结构带给观众一种亲密感，同时又可以启发你去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思考事物，它的叙事结构、它的理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我们看到的视角世界更大的空间。Lisa Rovner：我完全赞同，我认为他的影片连接了论文电影和记录生活两个创作领域。我认为好的电影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它可以带你去到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让你用新的角度去看待熟悉的世界。我也非常期待Adam Curtis最新的作品。另外《我终究无法放下你：当代情绪化历史》里面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档案素材，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在英国，Adam Curtis作品很受人们尊重，但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他的电影讲述的是他的观点，不一定是事实。△《我终究无法放下你：当代情绪化历史》（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2021）海报 Bruce：我想补充一个有关历史的讲述方式的问题。大家都在争夺讲述历史的权力，有时我感觉电影创作者是在为我们提供讲述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历史的记录、存档以及解读的过程都是十分复杂的，这就涉及到历史的真实性。作为电影创作者，当你在提供一种讲述方式的时候，你应该承担着怎样一种责任，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所以要总体地回答中国人对这种影片的看法如何是很难的，因为通常当人们赞同影片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它呈现的是事实；当他们不赞同的时候，就会否定影片所呈现的一切，这和每个人观影前预设的立场有关。Lisa Rovner：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影片中需要带有一定的情感，因为情感可以带来共情，也可能可以改变看待事物的固有思维模式。我的影片是希望重现撰写电子音乐的历史，希望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电子音乐史。但是我的影片也是有很多漏洞的，因为我只会说法语和英语，这就决定了我只能局限于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虽然在影片的描述中，我写的是关于早期电子音乐更全面的历史，但它也是非常局限的。历史和记录是永远没有定论的，所以我们需要十分谨慎。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们需要能够呈现微妙的差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现在的认知和五年后的认知会大不相同，历史也在不断地被重写。所以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呈现的历史版本可能会发生改变。关于你提到如何让人们认识到事实的另外一个版本，我认为可以通过呈现微妙的差异以及情感化的讲述。最近我和《正发生》（Happening，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影片）的导演Audrey Diwan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正发生》讲述的是1963年堕胎在法国合法化的剧情片。我们谈到关注社会议题的电影创作者，她说她更加感兴趣的是讲述故事和关注人本身，因为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社会议题。她让我思考讲述故事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把电影当成发表宣言的方式。但是讲述人的故事，你自然就会触及社会议题。在当下的时代，需要分辨真实和虚假是十分困难的，它是十分混乱的。△ 《正发生》（Happening，2021)海报
彩蛋：我们希望分享Lisa提到的一个平台，叫作Le Cinéma Club（https://www.lecinemaclub.com/）每周它会免费放映一部影片，通常是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纪录公社从去年成立开始，便致力于为纪实影像创作者提供一个思考、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我们策划“纪录Talk”系列线上讲座的初衷是希望选取值得探讨的纪实影像行业实际操作或趋势性话题，邀请相关人士进行分享，激发从业者针对话题的讨论，为创作者提供启发或帮助。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嘉宾就纪实影像创作的各个维度进行分享，包括现场控制、摄影、档案资料调研、剪辑等等，为从业者提供共同思考的空间，探讨如何增强纪实影像领域的专业性，提升真诚的、有创意的纪实故事叙述。（从左至右按首字母排序：凹凸镜、乘法口诀Hardfilm、光影之前观影团、和观映像Hugoeast、露水电影、良友纪录、木子纪录、摄影笔、SiDe映像、艺术学人）以及人大电影协会、北语CC电影社、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伦敦传媒学院btr老师和报名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大院校师生的支持和推荐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
推广|合作|转载 加微信☞zhanglaodong
投稿| [email protected]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