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莫言获诺奖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

本文原刊《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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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师从范伯群和曾华鹏两位先生。说起后来为何转向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季进将其归之于兴趣使然和机缘巧合。2000年，范伯群先生在苏州大学召集了一个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讨论会，邀请了十多位海外的重量级学者参加，季进由此结识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名家，彼此聊得很投契。四年后，李欧梵邀请他以“合作研究教授”的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有机会一起开会旅游，在美国盘桓了八九个月，也结识了一批海外学界的朋友。

也是在那一年，李欧梵决定和太太一起回香港生活，提前从哈佛大学退休，并将毕生藏书捐赠给季进所在的苏州大学。为了接受这批赠书，苏大专门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作为牵头人的季进担任中心主任，也以此为契机进入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中心成立十多年来，多次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策划海外汉学系列讲座，出版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成为国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领域的一处重镇。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汇编了宇文所安、艾朗诺、葛浩文、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学者来苏演讲时的对谈或季进在美国时所做的访谈，此次增订再版，新加入了与伊维德、李欧梵、何碧玉与安必诺、罗鹏的四篇对话。虽然这些访谈有的内容或已时过境迁，但是季进依然“敝帚自珍”，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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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文化研究场域中，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属于边缘地带；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更是渴望能将中国当代文学摆渡到世界，虽然不乏热闹，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边缘地位。季进偏偏研究这一处冷门，并试图将这彼岸的微光带回到自家的热闹里。作家阎连科形容这努力，“像是要把花卖给卖花的人”，如此，生意的冷落便是自然的了。

虽然冷落，也还不停地做，不停地到对岸研究和淘洗，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和港台，不停地忙碌奔波着，在别人目光不及的地方编译了大量的著作和资料。《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现代性的想象》《当代人文的三个面向》《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都是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他用五年的时间配合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完成了全书的整理和编注，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宣传，组织各种活动和讨论，告诉人们那“有用有益”的一部分。夏氏兄弟书信集大陆、香港、台湾都出了五卷本，在夏家、两岸和文坛，是一桩大可记载的事。

因为整理书信，季进和夏师母结下了亲如家人的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他还在书信的基础上，开始编撰《夏氏兄弟学术年谱》，反复到美国，到夏志清的家里去，把自己扔在堆积如山的书房，去阅读、索检、复印各种原始文献，希望以年谱的形式，重现夏氏兄弟的学术历程和心路历程。现在夏师母愿意把家中几万册的藏书全部捐献给苏大，但季进估计真正实施起来会很棘手，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疫情以前，季进几乎每年都会去欧美参加学术会议或短期访问。最近一次出国还是2019年的秋天，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请他去做“钱钟书与跨学科研究”的讲座。前些日子，孙教授还给他发微信，说正在写回忆录，说这辈子在耶鲁几十年，请了一百多个学者来做讲座，但回忆录里面只写了几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季进，因为季进是她退休之前最后一位专门邀请来耶鲁访问的学者。

虽然人不能出去，但跟海外的学术往来没有中断。这几年季进在《南方文坛》《小说评论》主持栏目，既介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发表国内学者研究海外汉学的成果。他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曾计划举办一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国际论坛，因为疫情的缘故搁置至今。虽然现在流行线上交流，但他始终认为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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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里，收入了季进2010年跟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做的一次对话。葛浩文当时乐观地预计，由于中国在成功举办奥运会、阻击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有望超过对日本文学的关注度。这次访谈之后两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莫言译者的葛浩文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受关注度急遽上升。

葛浩文（左）与莫言（右）

2018年，季进和葛浩文在上海再次见面，还约着来年做一个“文学之旅”，到葛浩文翻译过的莫言、苏童、阿来等作家各自所在的城市走一趟，跟每位作家见面聊聊天，出一个访谈集。可惜由于葛浩文身体抱恙，最终未能成行。

当时葛浩文告诉他，中国大陆作家出了书都不断给他寄，他根本不可能一一去拆开来看，他的翻译计划已经安排到80岁以后了。“幸好他现在都是跟太太林丽君合作，不然仅凭葛浩文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毕竟翻译长篇是个体力活。”

葛浩文对莫言的获奖功莫大焉，但是现在学界对他也有很多批评，认为他翻译莫言的作品改动太多。季进认为葛浩文作为一个翻译家其实是有作家的创作才能和创作欲望的，“他曾续写过萧红的《马伯乐》嘛”。

“晚清林纾的翻译那才叫改写，他也不认识外文，全是别人口述，他文不加点地写出来了，但当时的影响多大，一下子打开了国人认识西方文学的一个窗口。当年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在东京时，也是看到就买，甚至还重新改装珍藏。钱锺书当年对林译小说也是着迷得很，几十年后写《林纾的翻译》依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季进看来，从晚清到现在，怎么让中国文学能够更好地被西方读者认识和接受，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想要真正走出去，需要更多葛浩文这样的“洋人译者”。

季进举例说，池莉在法国受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译者的个人因素。法国汉学家何碧玉（Isabelle Rabut）夫妇特别喜欢池莉，翻译了很多池莉的作品。何碧玉今年拿到了“中华图书突出贡献奖”，这个奖是专门奖给在介绍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方面贡献突出的翻译家和出版家的，季进已经连续几年加以推荐，今年终于如愿以偿。“何碧玉很了不起的，她在法国中国蓝出版社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真的是苦心经营，很不容易的，比不上那些大出版社。”

读  品：从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国译者和国外译者谁来操刀更为合适？

季  进：绝对是洋人译者更合适。他可以用地道的外语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去，把它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好小说，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当然他们也有问题，涉及到一些地方性的或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洋人译者联手精通外文的中国译者，可能会更加完美。如果洋人译者的汉语能力没那么过硬，或者文学表达没那么漂亮，有的时候其实也够呛。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至今不尽如人意，跟缺少一个有实力的译者队伍是直接相关的。葛浩文、罗鹏等人都是洋人，中文也非常漂亮，但是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译者，我们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他们在海外传播方面是能够做出更大贡献的。

读  品：据你观察，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有没有随着莫言获得诺奖而有所提高？

季  进：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提高，也不能说就发生了质的改变。确实莫言刚刚获奖的时候，很多西方人突然发现一个中国作家叫莫言，但是也就如此而已。可能也就那么一阵风的，一些书店为了销售会摆出诺奖作家专柜。但是这阵风过去之后，又有多少人能记得莫言，记得中国文学，这是值得怀疑的。你到外国书店去看，欧美文学都是一架一架的，但是要想找中国文学就很可怜了，可能也就这么一排而已，而且大书店里才有可能找到，小书店都不一定能找得到。真正要让我们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甚至“走进去”，可能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国外的译介不是一个国家行为，也不是一个官方行为，更多的是学者的个人行为，或者是出版社的商业行为，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主导的。他们只会翻译自己感兴趣的或他们认为有市场的文本，而我们希望推介的文本，他们未必愿意翻译。

读  品：莫言获奖与葛浩文所做的译介工作密不可分。阎连科作品屡获国际性奖项，也与美国汉学家罗鹏持续、整体性的译介有关吗？

季  进：我相信当然有关系，因为没有译本什么都无从谈起。罗鹏翻译阎连科，到现在已经翻译了十来种了，既有小说，也有理论，包括最新的《发现小说》《沉默与喘息》，都已经出版了。阎连科的海外译介是比较全面的，不仅仅是英语世界，在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译介也相当不错。阎连科确实是有大作家气象的，不是只有一两部长篇或者一两本小说选得到翻译，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译介。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够得到更全面的译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多元。

读  品：关注近年来的诺奖赔率榜，残雪也是上榜的中国作家之一。残雪作品的译介情况如何？

季  进：残雪在英语世界的译本并不全面，相比较而言，在法语和日语世界翻译比较多。她的作品能够得到认可，可能有译者的个人原因，有一位译者特别推崇她，甚至专门成立了残雪研究会、创办了研究刊物，这也是很少见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跟残雪作品本身的特质有关。她的作品非常西化，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更容易接受一点。但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诺奖委员会要选一个中国作家颁奖，会选她吗？她的文本中看不到太多中国性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有时候诺奖委员会的口味太捉摸不定了。

读  品：有哪些作家是被持续关注和译介的？

季  进：从1990年代至今，应该还是莫言、余华、北岛、阎连科、苏童等人吧，还有毕飞宇、格非、王安忆、李洱、贾平凹等等，这几年麦家、刘慈欣异军突起，影响很大。中国当代作家一直处于受关注但又没有大红大紫这个状态，你说要有多大的影响力很难说，但始终是关注的对象。常常会有一些作家，对于国内的普通读者很陌生，可是海外译介却颇受关注，比如葛浩文就翻译了好几本雪漠的作品。

读  品：访谈集中谈到，欧美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现代史和故事性，那么近几年这样的现象有没有所改变？

季  进：我觉得没有明显的改变。在1980年代以前，纯粹是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种材料而已。1980年代以后，开始看重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性的方面，很多重要文本都不断地得到译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者的参与。比如王德威就曾主持翻译了一套中国文学系列，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朱文的《我爱美元》等都选在里面。这是专家选的书目，也请了比较优秀的译者来翻译，所以当代文学审美性的层面得到更多的重视。至于这些译作的市场效果如何，那得另当别论，毕竟有不少译介都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不得商业出版社的影响力。

在实际的商业运作当中，国外的出版社还是更看重市场，更关注小说内容是否符合本国读者的口味。那么什么才是普通读者的口味呢？他们可能还是会希望通过小说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小说看作是了解中国的中介，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接受、来阅读，毕竟他们对中国始终抱有一种好奇。我觉得这种阅读心态也很正常。我们所期待的是，假以时日，通过大量的当代文学译介，也能逐渐形塑和改造普通读者的口味，慢慢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

读  品：你如何看待顾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

季  进：顾彬关于当代小说的批评，应该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表达，一旦炒作，那可能就完全背离了正常的讨论。

对于海外学者的一些说法，有的可以一笑了之，不必那么当真，但有的则可以从学理层面上展开反批评，与其商榷，这才是学术交流的常态。

顾彬主要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相对有限，不太可能像本土专业研究者那样熟悉和全面，他有他的盲区，通过正常的交流，彼此才有可能形成互识和互补。

读  品：你如何看待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

季  进：外国人如果不是真心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也不会关注。在海外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实在太边缘了，哪怕你做了哈佛教授，你还是边缘的。如果不是真心喜欢，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甚至把它作为一生事业的。比如何碧玉原来不是学中文的，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学，她丈夫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汉语，发现了汉语的奇妙，喜欢上了中国文学，两个人从此开始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做了一辈子，沈从文、巴金都是他们翻译到法语世界的，太令人钦佩了。

夏志清在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