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打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另一种可能：夏志清与伊文·金的一桩公案

本文原刊《读书》杂志11期新刊

夏志清（左）与夏济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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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15日，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霍恩(David Horne)来信，正式告知夏志清，审读报告反应很不错，认为是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好的著作，耶鲁出版社同意出版。同时附上部分审读意见，希望夏志清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再作修改。如果夏志清同意修改，那出版社即安排排版。夏志清获悉喜讯，兴奋异常，十年辛苦不寻常，能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处女作，也算是天道酬勤，功德圆满。夏志清的修改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根据专家意见充实1950年代大陆和台湾文学的情况，从哥大东亚图书馆借来了全套的《文艺报》，扩写相关章节，同时请夏济安提供一篇关于台湾文学的综述作为附录；另一方面就是对书中所引文献的版本、页码以及译文、注释等进行确认和补充，写作时都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不一定准确，出版前需要一一加以核对。1959年10月12日给夏济安的信中，夏志清一口气列了冯雪峰、郭沫若、郁达夫、张天翼、李广田、茅盾、老舍等人的十来本书，请夏济安利用华盛顿大学的馆藏确认出版地点和出版时间。1960年7月14日，又请夏济安把斯诺《活着的中国》(Living China)中的鲁迅《药》的结尾译文抄录给他，如果自己的译文与斯诺的相差不远，准备加上注释说明。这些细枝末节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书稿正式出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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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夏志清拿到清样后，除了花了三个多星期手工编排索引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确认译文的授权。《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大量的作品引文，译文大多出自夏志清之手；有现成英译本的，夏志清则尽可能加以利用，自己再作些润色和微调。从版权和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说，凡是他人的译文，都需要取得原译者或原出版方的授权，所以夏志清花了不少时间广泛联系译者和出版社，请求授权。一般情况下，原译者或原出版社当然都乐于授权。比如1960年7月6日，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Yongstrom)就很友善地回信，同意“《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引用Eileen Chang(张爱玲)的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一书中的片段”，并寄来相关条款，供夏志清引用时参考。老舍的《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夏志清“不知是根据哪一本小说节译的。我没有见到这本书，所以无法揣测”，写信请夏济安查核最像老舍的哪一部小说(1960年7月1日)。大概夏济安也无法回答，夏志清就通过出版商找到了译者郭镜秋(Helena Kuo Kingman)直接请教，郭镜秋1960年8月12日函告“《鼓书艺人》一书的初稿尚未在任何地方出版过。老舍在纽约写作该书之时，同时进行了翻译”。老舍小说创作的国际化，确乎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罕见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老舍》一章大概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其中有三段共一页多的引文。夏志清1960年8月15日也依样致函《骆驼祥子》的英译者伊文·金(Evan King，1906—1968)，请予授权。伊文·金是著名的外交家、翻译家和作家，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曾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也致力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翻译和推广。早在1942年，他就翻译出版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Village in August)，这应该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反响不错。1945年，他又趁热打铁，翻译了《骆驼祥子》(Rickshaw Boy)，由纽约雷内尔和希区柯克(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因缘际会，得到美国各大媒体异乎寻常的热烈关注，《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书评，甚至被“每月一书俱乐部”列入“八月之选”的首选，狂销一时，一举奠定了老舍的国际性声誉。尽管伊文·金是老舍作品国际化的重要推手，老舍也承认他译得不错，但是，对伊文·金翻译中的捉刀改造，尤其是对《骆驼祥子》小说结局的改写，老舍是深为不满的。等老舍自己发现时，此书已经畅销英语世界，老舍只得作罢。没有想到的是，伊文·金翻译《离婚》时，再次故伎重演。老舍忍无可忍，与其对簿公堂。经法院裁决，雷内尔和希区柯克出版社中止了与伊文·金的《离婚》出版合约。伊文·金竟然自己在佛罗里达州注册了一家出版公司，1948年还是把《离婚》(Divorce)印了出来。这也是老舍作品海外传播中颇为戏剧性的一幕。

伊文·金收到夏志清的来信后，不知为什么，表现得特别地热情。他在1960年8月30日的回信中，不仅慷慨地许可夏志清“根据你的需要使用我翻译的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段落”，而且坦白地说明，自己的译文“与其说是对小说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不如说是一种改写”，并具体解释为什么译本的结尾与原作不同，很大原因是因为对祥子这个人物理解的不同，“为了支持这个结尾，译文的主体部分也有很多地方与原作不一致。”自己在新 疆 迪化(乌LU MU齐)时，曾经试图与老舍讨论这些问题，当时老舍的回复很简单，“美国的版权法并不涉及中文作品，他也无力过问此事。”当时的迪华非常闭塞，与内地联系不便，“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自己的译本入选Book of the Month，彼时已是人尽皆知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很多误解都是因为沟通上的不便带来的。”这或许是指当初沟通不便，以至《骆驼祥子》结尾的改写引起了老舍的误解？不管怎样，伊文·金信中非常大度地表示，“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美国民众的立场上，尽我们所能，努力让大家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更广泛，理解更深入。你我所能做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了。”“我由衷地相信，汉唐的后裔们肩负着人类的尊严。因此，它也促使我们竭尽所能，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民众更好地认识并理解中国和中国人。”最后，伊文·金再次友好地对夏志清“经年累月地投入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之中”的辛苦表示赞赏，相信它“将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希望它获得成功，我愿为之祈祷。”

我相信，如果仅仅孤立地看伊文·金的这封信，一定会被他的真诚和谦恭所感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着阔大情怀、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满怀深情的文化中介者。可是，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似乎没有必要对当时藉藉无名的夏志清如此谦恭，以至夏志清也觉得有点奇怪，跟夏济安说“他回信极客气而nervous (惶恐)，要讨好我的样子。”(1960年9月19日)可惜，没隔几天，形势就急转直下。9月6日，伊文·金突然给耶鲁出版社和夏志清发来长长的电报，不仅不允许夏志清引用他的译文，而且声称要上法院控告夏志清。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文·金的态度为什么会180度大转变呢？夏志清信中的一句话，可能道出了原委：“我回信告诉他抄袭赵树理的事，结果他恼羞成怒，发了两封longte legrams(长电报)，给我和 Yale Press，threaten to sue for libel (威胁要控告诽谤)”(1960年9月19日致夏济安)。原来，是因为夏志清旧事重提，《小说史》书稿中竟然提及伊文·金抄袭赵树理一事。这当然是伊文·金无法容忍的，所以才会说要指控夏志清诽谤，而且不再允许他引用《骆驼祥子》的译文。

王洞女士在《前言》中介绍：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这152封信里，谈的都是《小说史》里的人物、社团与作品的出处，例如胡风、《创造社》与《倪焕之》等。研究现代文学的读者对这些信的内容可能特别有兴趣。

于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克尔(Chester Kerr)紧急灭火，不仅听取了夏志清的看法，而且咨询了《纽约时报》的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出版商莱因哈特(Stanley M. Rinehart)等人士的看法，在10月9日给伊文·金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他们的看法与您电报中的指控截然不同。同时，我也很欣赏夏志清所提供的，支持他自己立场的材料。”与此同时，克尔出于谨慎，也提议夏志清把书稿中指明伊文·金抄袭的两段文字全部删除。面对伊文·金的恼羞成怒，夏志清“虽然证据充足，但真正上法庭也是极麻烦的事”，起初他“坚持一字不易，但后来想想和人结怨也没有什么意思”，最后同意索性删去伊文·金的名字、书名和相关段落，而且所引《骆驼祥子》译文也全部重译(1960年9月19日致信夏济安)。克尔非常感谢夏志清的配合，表示“我尽可能妥善地处理此事，希望能避免对簿公堂”(1960年10月11日)，并正式告知伊文·金，“有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将使用他自己翻译的《骆驼祥子》的文段。”事情到了这一步，伊文·金也就此收场，毕竟他还是有点心虚的。

为什么说伊文·金有点心虚呢？这就要说到五年前的旧事了。1955年4月27日，夏志清前妻卡洛的母亲和阿姨来纽黑文看望他们，夏志清陪同上街购物，无聊等候中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打发时间。那天《纽约书评》著名的书评作家普雷斯科特，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伊文·金小说《黎民之儿女》(Children of Black Haired People)的书评。夏志清一读之下，大为惊奇，发现里面介绍的小说主角叫Chang Iron Lock，这不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里的主角张铁锁吗？再看两行，居然又看到Li Family Village(李家庄)字样，其他人物象Second Lass二妞、Li Precious as pearl李如珍、Third Immortal Maiden三仙姑等人物全都出自赵树理的小说。年轻气盛的夏志清实在看不过，回家立即致信普雷斯科特，普氏也很生气，请夏志清完整读一下小说，再告诉他意见，而且把夏志清的信转给了小说的出版商莱因哈特。莱因哈特非常震惊，马上来信征求夏志清的意见，可否把信转给伊文·金。耶鲁图书馆没有《黎民之儿女》，夏志清囊中羞涩，只得硬着头皮，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本，细读之下，发现这本小说“完全根据《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四篇小说节译、改编、amplify(充实)的，有几个chapters(章节)简直是直译”(1955年5月14日致夏济安)。夏志清分别给普雷斯科特和莱因哈特回了信，再次确认伊文·金抄袭的事实。本来这种揭人短处的事情，夏志清也不愿意做，只是看到伊文·金“那样大胆无耻，实在也是少见的”，于是出于义愤，一吐为快。可笑的是，伊文·金的这部小说却颇受好评，夏志清觉得“美国出版界水平之低，也可想而见。”他还以此鼓励夏济安，“你写小说，一定可以成名。凭你观察力的细密，自我和人物分析本领的强，英文style(文体)的有把握，多写以后，将来不难挤入世界第一流的小说家。”(1955年5月14日致夏济安)

关于《黎民之儿女》对赵树理小说的抄袭和改写，现在已有一些研究文章，可以肯定的是，最早发现两者关系的绝对是夏志清，可惜夏志清1955年的信件这几年随着《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出版才刚刚披露，所以这些研究文章中均未提及夏志清的发现。伊文·金当年读到莱因哈特转来的夏志清的信，是如何解释和自辩的，现在已无从寻绎。倒是1962年7月19日夏济安给夏志清的信里提到，听英文系的同事说，“Reichert早已把Evan King《黎民之子女》停止发行，据说该书的plagiarism(剽窃)是给一个‘专家’(应该是你)揭发，书店不得不予以制裁云。”现在回过头来看，伊文·金1960年8月收到夏志清请求授权的来信时，当然知道夏志清五年前揭发自己的事，但现在夏志清有求于自己，自己乐得表现出大度和热情，希望从此化解矛盾。没想到夏志清竟然把这件事写入了《小说史》，伊文·金当然非常紧张，威胁要愤而提告。应该说，夏志清当年写信和《小说史》中旧事重提，都不单纯是针对伊文·金本人，而是出自一种“道德洁癖”。夏志清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力量，是衡量经典作品的重要标准，对于学术研究，他同样也有一种道德洁癖，无法容忍任何对学术的不敬。而且，夏志清一向对当年汉学界的洋人学者颇多微辞，即使当时伊文·金已暴得大名，他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揭发《黎民之儿女》、将其写入《小说史》，对夏志清来说都是维护文学与学术的纯洁性。书生夏志清，忘记了学术江湖往往会有一些学术之外的无形力量出入其间。

1961年春天，《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出版，广获好评，夏志清一举成名，逐渐奠定了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执牛耳之地位。不知伊文·金看到这些，会作何感想。从现有的书信材料来看，伊文·金和夏志清后来再无往来，唯一的交集是，夏志清有一次提交论文申请与会，结果被拒。隔了好久才知道，他的论文审阅落在了伊文·金手里。伊文·金也算是轻飘飘地报了一箭之仇。1978年10月3日，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格雷厄姆(Ellen Graham)通知夏志清，“这本书的销售很成功，精装本卖了4424册，平装本卖了3017册”，平装本已售罄，精装本即将售完，将停止印行。李欧梵获知消息，马上积极游说印弟安纳大学出版社的高尔曼(John Gallman)，希望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纳入自己正在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丛书，“将印第安纳大学变成西部地区现代中国文学的中心”(1978年10月10日李欧梵致John Gallman)。高尔曼欣然答应，但希望夏志清能收回版权，重新授权印大出版(1978年10月12日致李欧梵)。经过夏志清与格雷厄姆和版权经理福莱(Mary Jo Foley)沟通(1978年11月17日Ellen Graham致夏志清)，非常顺利地就重新获得《小说史》版权，并正式转给印弟安纳大学出版社。但奇怪的是，印弟安纳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版，迟至1999年才正式面世。而此时《中国现代小说史》早已名满天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经典中的经典”。诚如王德威所言，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感谢夏志清精心保存下来这些往来信件，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生产、传播和典范化的过程中，其实隐藏了无比丰富的像夏志清与伊文·金公案这样的历史细节。我们不仅可以发覆这些淹没无闻的生动细节以为谈助，而且可以借此翻开历史的褶折，还原历史的现场，为阅读和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另一种可能。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段陈年旧事似乎也提示了对待他者的不同态度。夏志清初入学界，谨慎诚实，将西方学术规范奉如圭臬，最大可能地寻求与确认各方授权，着意强调《小说史》的“诚与真”；而伊文·金看起来以推介中国文学为己任，实际上却是予取予求，甚至为我所用。在伊文·金这里，所谓的规范只是规范他者，而并未把自己包括在内，背后隐约可见某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王德威曾经拈出“书信的伦理”一说，这伦理也可以扩而广之，跨越山水和大海，指代如何谦虚地理解他者、对待他者的问题，而不是以地理、种族、阶级、性别为阻隔，发展一种高低有别的学术歧视或者“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这或许是我们今天讲述中国故事必须警惕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必须强调的“交往的伦理”。

夏志清在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