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金庸，与他的杠杆

作者 | 曾航（资深媒体人，军武科技CEO）

来源 | 星海情报局

2018年10月底，秋风萧瑟，天气转冷，在我的老家襄阳，有千年历史的襄阳城墙上面，每一个城墙但垛口上面，突然摆满了蜡烛，人们在这里自发纪念一位刚刚离世的素未谋面的香港作家。

城墙底下，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千百年来，这座地处南北要冲的城市不知道抵御过多少由北方南下的大军，城墙修了又被拆毁，拆毁了又重修，但是当地人鲜能说出几个知名守将的名字，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叫出郭靖和黄蓉的名字，这两位小说里面的虚拟人物，似乎从未与这座城市分离一般，在金庸笔下，他们曾经在这里抵御蒙古大军入侵，一守就是十几年，甚至他们的二女儿也以这座城市命名叫做“郭襄”。当地老百姓对于金庸的喜爱溢于言表，以至于当地曾经准备给虚拟人物郭靖黄蓉塑一尊雕像，当时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名的文人比比皆是，但是像金庸一样又有名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文人，世所罕见。

金庸创办的明报集团，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取得相当的成功，当时是香港三大报业集团之一，到1990年左右每年的利润已经突破1亿港币，金庸本人的财富那时候已经有6.5亿港币之多。

而金庸出版的15本武侠小说，在72年就已经封笔、几乎不用付出新的劳动的情况下，每年不停再版，同时不断授权改编各种影视剧作品，每年可以稳定获得几百万到1000万港币左右的收入。精于商业的金庸又用自己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在香港等地购入大量不动产，同样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获得了惊人的收益。

作为对比，和金庸同时代的另一位知名作家张爱玲在1995年去世时，个人资产差不多仅有32万美元（约两三百万港币）。和金庸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其写作数量远超过金庸，最多的时候同时给12家报馆投稿，他一年的收入据估算在200万港币左右，大致相当于香港投行里面一个中级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其个人资产与金庸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和金庸同一时代一时瑜亮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在1985年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难怪倪匡称金庸是“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简单来说，从商业的角度，当张爱玲和倪匡还在赚着写字的辛苦钱的时候，1972年就已封笔的金庸已经加了好几道杠杆，“躺着赚钱”赚着“睡后收入”了。

同代的文化人当中唯一能在商业成就上与金庸相提并论的只有金庸的表外甥女琼瑶（日后我会写写琼瑶的商业故事）。但是琼瑶在公众当中的口碑和江湖地位与金庸相比又差了很大一个档次。以女性用户为核心用户群体的琼瑶，多年来被“小三上位”和“三观不正”的标签缠身，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人物。而金庸却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在文人当中极难实现的“名利双收”。

本文将系统性的梳理到香港后白手起家的金庸的商业一生，以及他赖以成功的几道杠杆。

 1 

文字与版权，

金庸白手起家的第一道杠杆

1948年3月29日，刚过完24岁生日不久的查良镛（金庸）独自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飞机。此时国共内战大局已定，国民党已经日渐朝不保夕，为保存实力，查良镛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大公报》但社长王芸生决定派一部分骨干前往香港分社发展，在动身前往香港前，查良镛回了一趟浙江海宁老家，他父亲查枢卿对他说道：“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

去香港时走的很仓促，身上竟然连一分钱港币也没有带。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查良镛连机场巴士都坐不起了。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潘社长对这位小兄弟照顾有加，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出10港币借给他。正是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潘公弼可能想不到，他身边的这位24岁的年轻人将来将成为中国文化圈最有钱的人。

此时，海宁查家已经开始败落。此前，海宁查家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耕读世家，非常有钱。江南地区的大户人家，有钱之后便会供族人子弟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据学者考证，明清两代考取功名的成本极高，保守供给一个进士也需要耗费数千两白银的学习、路费等成本。而查家在清朝一代就出了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家业传到金庸（查良镛）父亲查枢卿时，祖上仍留下田地三千六百余亩，佃户百户之多，雇有不少男女仆佣，并在袁花镇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简单来说，查良镛小时候也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但此后接连而来的战争迅速改变了海宁查家的命运，查家所在的袁花镇遭到日军轰炸、占领，查家的产业也遭到轰炸、搜刮，损失惨重，查良镛的母亲在逃难途中不幸遇难。等抗战结束，又经历此后的内战和金圆券等金融波动，查家祖传产业已经所剩无几。1951年1月后，因为邻村一个残匪揭发查枢卿窝藏枪支，查良镛父亲查枢卿被列入“杀”的名单。1951年4月26日，查枢卿被枪毙。至此，查良镛祖传的家业彻底败落，在香港孤身一人闯荡的金庸，只得靠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

来港初期，条件很艰苦，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大公报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

来到香港初期的金庸靠在《大公报》工作写文章为生，同时在各个报纸投稿连载武侠小说，收入并不高。但是也帮助他积累下自己来港后的第一桶金，也是他日后创办明报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道杠杆。

大部分成功的人，多半是利用了某种杠杆。《纳瓦尔宝典》一书当中总结道，典型的杠杆包括劳动力、资本、代码、书籍等。文字等。

最典型的杠杆是劳动力杠杆，大白话就是让别人为你打工，你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杠杆现在的效率越来越低，因为管理人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种杠杆是资本杠杆，通过投资来获取收益，放大收益，管理资本比管理人员相对要容易的多。最后一种杠杆就是“复制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包括书籍、媒体、电影、代码。例如写代码，你上传一个App，1个人在用，和1个亿的人在用，你的开发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收益差距巨大。

而对于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利用文字、代码这些复制成本为0的事物作为杠杆，是最理想的模式，因为它的投入成本极低，几乎只有时间成本，风险几乎为0 。

金庸第一次体会这种杠杆效应是在他15岁时候的1939年，此时正值抗战爆发，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沦陷，金庸和同学一起开始了逃难和求学之路。那时候杭嘉湖等地区的学生集结成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初三那会儿，金庸察觉到了升学考试的艰难，联合两个要好的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此书搜集了大量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编排，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公开发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影响力突破浙江，辐射到了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版税收益帮助他们顺利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甚至还帮助了其他同学。你可以想象，这种成就相当于一个当今还在上中学的学生，15岁时就赚到了百万收入，这种赚到第一桶金的成就感对其人生的影响该是何其强烈。金庸自认为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1959年，金庸和自己同学沈宝新合伙出资10万港币创办明报，当时金庸出资8万港币，沈宝新出资2万港币。8万港币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我找到一些资料，当时香港一个警长的月收入差不多是280港币，当时在路边吃一碗面或者云吞的价格差不多几毛钱港币。‘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1949—1959年这10年间金庸的财富积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上层的中产。我们尚无法确定，这8万港币有多少是来自于金庸从大陆带来的积蓄，多少是在香港打拼早期获得，这8万港币起家资金中，也极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问同乡拆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靠勤奋写作这道杠杆，在10年时间里，金庸在同龄人当中的所获颇丰，成功积累第一桶金。

金庸的15本武侠小说集中创作于1955年—1972年。可以推测，金庸早年依靠这些武侠小说的实际所得并不高。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先在他自己创办的《明报》连载，每天连载1000多字，连载完成后再集结出版成图书。《明报》早年的实际发行量不过是每期1万份左右，到60年代的时候金庸在明报上不停刊载时评，批判大跃进等大陆激进举措，从而和香港左翼报纸进行了连续一个月的文字战，此后《明报》的销量猛增到7万份左右，但即便如此推测，金庸武侠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实际阅读量尚且赶不上当今一篇微信公众号的10万+文章。

早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图书的销量，据推测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金庸常年在报纸上写社论抨击大陆的激进政策，他的小说自然长期在大陆是禁止出版的。在台湾，金庸的小说同样被禁，例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曾被划为左翼小说而被禁，因为“射雕”两个字在台湾被认为是呼应了毛泽东的诗词“只识是弯弓射大雕”。那么仅仅依靠狭小的香港市场，金庸的小说在很长是短时间内，销量仍然十分有限。

从这些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金庸在1949-1959这10年间累计的8万港币财富，大部分是辛苦写稿的稿费和相对有限的小说版税的辛苦钱，更多的是以量取胜。

金庸是在1967年的时候花了40万港币按揭在渣甸山买的一套3层小楼，从这细节推断，过去的10年，金庸已经小有积累，但是绝对算不上是大富大贵。六七十年代，香港普通文员的月薪在100-300港币之间。差不多10年后的1977年，金庸和前妻朱玫离婚，渣甸山的房子给了朱玫，他又花钱在香港另一个豪宅区太平山顶卖了一套占地2000平米的大宅，倪匡来参观的时候，形容到同一层楼内也要装电话，否则听不到对方说话。据此推断，这套太平山顶大宅耗资不菲，可见1967-1977这10年间，金庸的收入颇丰。太平山顶的房子于1996年金庸售出，当时卖到了约1.9亿港币。

金庸的勤奋与高产，也是他初期成功的非常重要因素。1955年—1972年这16年里面，金庸写完了15本武侠小说，这时候恰好赶上他自己创办的《明报》最艰辛的创业期，金庸每天还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社论发表在明报上，金庸一生写了7000篇时评。

许多成功的作家，其共同特点就是高产。鲁迅一生写了20余本著作，倪匡写了50多本书和400多本剧本，古龙一生创作了70几本小说，琼瑶一生写了67本书和100多个剧本。高产意味着作者找到了某种快速写作的密码，这就好像开发好了操作系统，再上面再开发软件并迭代，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而高产的作家，其杠杆和复利效应也是惊人的。同时，对于图书作者来说，巅峰时期维持至少1年出一本书的节奏，这个作者不管是在渠道商那边还是在读者这边，都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号召力，形成马太效应。

1975年，香港作家沈西城第一次走进金庸在渣甸山的书房，发现“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金庸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

沈回忆道，自己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如此高强度的文字输出，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无法保证足够高质量和密度的信息输入，多年的积累很快就会被“掏空”。在这张大桌子上，金庸每天平均要阅读4小时以上。

属于金庸的时代，即将彻底到来。

 2 

影视改编，

金庸的第二道杠杆

所谓的“杠杆效益”，俗气一点说就是“睡后收入”，你睡觉之后什么事情不用干还有收入。金庸早在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就宣布封笔，但是从80年代开始，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再需要有重复劳动，就开始获得巨额的杠杆收入。2018年金庸去世，我国对作者作品利益的保护期计算至作者死亡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从今天起，再过50年直到年底，金庸的作品仍然在挣钱。若有人想翻拍《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依然得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

金庸所处的香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成为亚洲文化中心，影视产业极其发达，成为亚洲重要的文化IP输出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时一跃成为亚洲顶级IP。

香港并没有大陆的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专业影视人才培训院校，大部分影视人才都出自邵氏电影培训班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却因为极度市场化和接地气，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人才。

在这个年代的香港影视圈，武打片、警匪片和武侠片是最主要的门类，因为香港市场狭小，以粤语为主的影视门类在换了配音之后，若影视作品很强调语言对白，许多作品的精髓就会流失，因此强调动作的武侠片，很快成为香港影视产业一个重要的支柱门类。

1957年，金庸曾经短暂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工作，职务为编剧，此时金庸开始对于现代影视产业有了深刻的认知，此时期他同时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又同时写出了《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事后证明，金庸这段短暂的编剧工作，对他日后在影视界的大红大紫有着巨大影响。金庸此后创作的武侠小说，成为绝佳的影视作品改编题材绝非偶然。

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主要是电影，起初仅在香港上映，且拍摄的大都是粤语片。1958年，由香港峨嵋电影公司制作的改编电影《射雕英雄传》与公众见面，这也是金庸小说联姻影视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金庸的作品虽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此时的香港的电影产业，仍然只是一个观看人数相对较少的产业。但是金庸早期和电影产业的合作，为日后他的作品成功的电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机普及到了普通百姓的家中，在那个有线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大部分的民众依靠天线接收个位数的无线电视频道，用户的注意力也高度集中，一部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动辄能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穿插着鲜明的爱恨情仇，人物个性鲜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线往往引人入胜，武打场景充分融入了舞台戏曲的精华，其故事背景往往又辅以宏大叙事，以宋人抗金、反清复明等宏大历史背景作为底色，又辅以中国的大漠、西域、江南等丰富人文地理，加上少林、武当、峨眉等名山大川背景的武林门派，是绝佳的电视题材。金庸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1983年，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上映，拍摄方是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这一版本的电视剧与1985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引起了极大反响。《射雕英雄传》当中充满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以抵御外族侵略为主题，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氛围，从而在大陆掀起金庸热的第一阵高潮。TVB从1976年开始拍摄金庸剧，第一部电视剧是《书剑恩仇录》，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11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拍摄成21部长篇电视剧。

除了香港的电视剧公司，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电视制作机构都在此后几十年掀起了金庸剧的拍摄热潮，许多经典题材被反复改编，一拍再拍。从80年代开始，港台的摄制组可以到中国大陆取景，使得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金庸剧又有了丰富的取景地，少林、武当、峨眉、大理、华山、西湖这些风景名胜开始频繁出现在金庸剧当中，又极大的带动了金庸剧的热播。例如我的老家襄阳，就因为金庸剧当中多次提到在襄阳的场景，从而带动本地出现了大量的金庸迷，像襄阳一样，中国大陆的大小风景名胜，又有几个没有出现在金庸剧当中过？

金庸的小说和电视剧是绝佳的搭配。而电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带动金庸的武侠小说继续热销，金庸的用户基数至少放大了100倍杠杆。此后，金庸自称每年的版税收入突破千万港币（含影视改编收益）。他多年前写的小说，开始享受空前的杠杆和复利收益。

和他同一个时代的另一位武侠大家古龙，就没有金庸那么幸运，他没有等来自己最好的杠杆时代。1977年，古龙染上了肝病，此后健康便开始走下坡路。1985年9月，古龙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曾写了一幅字给前来探望他的林清玄，“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古龙死后，朋友决定买48瓶XO给生性嗜酒的古龙陪葬，林清玄担心埋了4000台币一瓶酒的墓地会被盗，建议把酒瓶的盖子打开，引得他们共同的朋友开玩笑，过个几十年，这便是陈年老酒了。 1985年9月21日，古龙因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下午六时不治，享年四十八岁。

古龙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给自己的妻儿留下的是70多部小说作品的版权。英年早逝的古龙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版权运作，他的版权授权混乱，古龙版权的继承人也陷入长期纠纷，几个妻儿互相之间长期因为争夺版权长期诉讼，极大的影响了古龙版权的影视剧改编。相比之下，金庸一直到后期，核心版权还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此金庸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版权运作，远成功于古龙。

与同样在影视改编上赚了大钱的琼瑶夫妇相比，金庸并没有过深参与影视改编的投融资和开发。实际上和写小说相比，影视开发的复杂程度可能是100倍的差距。写小说只需要金庸一支笔就可以了，成本几乎只有时间成本，而影视投资与制作，需要协调导演、演员、编剧、剧务、后期、宣发等，同时面临发行审核与监管的风险，实际上，琼瑶夫妇在涉足影视剧的投资与制作后好几次都面临着差点赔的倾家荡产的情况，而金庸在这一块却表现的相当稳健。

不过，看到自己的小说作品被影视编剧改的五花八门，金庸自己的心情也非常复杂。金庸事后回忆道，如果影视编剧是在小说原著基础上做减法减少一些内容，那么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影视编剧则往往喜欢加戏，在小说基础上乱改，例如有一部电视剧在拍摄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的时候经常喜欢抱着一只猫，就惹的金庸颇不高兴，认为有悖于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识。

 3 

明报老板，

金庸的第三道杠杆

与此同时，金庸的明报集团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一跃成为香港第三大报纸，旗下业务涵盖日报、周刊、月刊、旅游等。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港币。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明报此时已经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媒体集团，旗下有报纸、周刊、月刊、旅游、出版等多个业务，作为明报的大老板，金庸每年有相当多的收益。

绝大部分作家生性散漫，好自由，对于钱的细节不是很敏感，不善管理庞大的团队。例如张爱玲生性喜静，到美国后长期闭门谢客，就连帮助她在台湾出版了十几本书的台湾著名出版人平鑫涛（琼瑶老公）到美国想见她一面，她都懒的一见。而倪匡则只爱写稿赚钱，日常与朋友流连夜场，花天酒地，像金庸这样同时能做好作家又当的好老板的文人，少之又少。

金庸有经商的天赋，与他在浙江老家时期的家族熏陶有巨大关系。金庸的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很早就见过大世面，他回乡后开办过钱庄、丝厂、茧厂，但是都不大成功。金庸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出门做生意、收帐，耳濡目染。那时他小小年纪，已察觉到父亲办理企业太不精明，对人过分客气而随便，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他说自己十三四岁时，就觉得父亲没用。父亲借钱给人，有时去讨钱，会带他一起去。人家请他父亲喝酒、讲好话，钱却不还，需要还别人钱的时候，只好卖田地垫了还给人家。他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金庸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战乱外出逃难，一人漂泊在外，难免早熟，经历多了人世间的善恶，人也变得早熟起来，这都是日后当老板的必备环境。

金庸在《明报》当老板的时候，以抠门著称，《明报》给作者开的稿费，在香港长期来说是很低的，而《明报》员工的薪酬，在香港也长期较低。

“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金庸回忆道。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倪匡给金庸写稿，曾经多次闹着加稿费，倪匡口才极好，而金庸说不过倪匡，就说回去给他写信，倪匡最怕金庸写信，金庸经常能写好几页纸，陈述明报如何艰难，加了稿费之后其他人会怎么想之类的，总之就是不加。

金庸在明报的办公室位于距离渣甸山十几分钟车程外的北角英皇道。1966年开始明报搬到这里的南康大厦，并与1976年将整幢大楼买下，改名明报大厦。大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金庸在这里度过了近25年的时光，伴随他创作的最黄金时期。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金庸不善言辞，他喜欢在这里的办公桌上给下属或者作者写字条取代口头通知。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

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金庸的两任妻子都说粤语，所以在家他也说粤语，但是他的粤语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也许是这个原因，沈西城回忆道，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

这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作为一位成功的报刊出版人，明报的专栏作者林燕妮形容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

但是在工作以外，金庸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见到自己的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架子，他极少生气，显示出极高的个人涵养。在公开场合，金庸总是一副笔挺的西装。

金庸自称个性散漫，他上中学，上大学都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开除，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又因为与当时的社领导政见不合，被迫离开。金庸的个性不适合给别人打工，也不适合去体制内干个公务员，他受不了这些清规戒律，所以说到底，他还是适合自己干，适合自己当老板，写东西。

金庸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人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倪匡所言非虚，有没有自己当老板，对于文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同样善于经商的琼瑶-平鑫涛夫妇，依靠其旗下的《皇冠》杂志和琼瑶出版的67本书，还有几十部电视剧和电影，在华人文化圈同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其中数次曾经濒临破产的艰辛，或许只有同样操持如此大家业的金庸才能体会。

 4 

金庸的政治杠杆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小说的江湖地位，本质上跟现在的言情小说差不多，你可以理解大致相当于火车站卖的那些地摊刊物的水平。换句话说，金庸写武侠小说，在主流政治圈和文化圈，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金庸不是梁羽生，也不是古龙，他同时是明报的老板和香港最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之一。金庸的时评以大胆的事前预测而著称，例如林彪刚刚被指定为接班人的时候他就大胆预测，林彪的下场不会太好，几年后他的预言就得到验证。在西方社会里，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意思是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股重要势力，手上事实上是有巨大权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媒体人被称作“无冕之王”的由来，而此时的金庸，就是香港媒体界最大的无冕之王。

1981年对于金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金庸。此前金庸在香港写的社评，对于大陆多半持批判态度，他曾经批判过大跃进、造原子弹、文革。而1981年，正直改革开放初期，大陆急需来自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投资，并且在香港及海外舆论上有个良好的氛围，同时此时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收回香港的中英谈判，在香港有举足轻重舆论影响力的金庸持什么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成为邓公正式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这次会谈后金庸对于邓公及改革开放留下了相当正面的印象，他回港之后撰写过多篇文章，为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摇旗呐喊，此举自然赢得了大陆方面的好感。此后金庸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大陆的发行畅通无阻，彼时又赶上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金庸剧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此前，蒋经国邀请金庸访问台湾，并用上海话和他交流了很长时间，这并不代表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有多么好多么重要（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接见古龙和梁羽生？），而是他的明报当时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是很值得拉拢的对象。

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港，也急着接见金庸，当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判前夕，撒切尔夫人急需在香港有重要影响力的金庸为港英当局说几句话，不希望交还香港。没想到骨子里面是民族主义者的金庸坚持认为香港必须回归中国，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只聊了40分钟就结束了。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到港后，也很快与金庸会谈，他深知，他想在香港推动的很多改革，也必须要争取到这位重要意见领袖的支持。金庸的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我有一位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的作家朋友向我分析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封笔作是《鹿鼎记》，书中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他左右逢源，快意人生，个人捞取利益最大化。这部小说和此前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强调民族大义的作品在政治立场上有了很大变化，它实际上是代表着包括金庸在内的相当一部分香港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带有一定的政治投机性，他们今天可以在报纸上写文章骂大陆，但是过一段时间看到形势变化后又开始和大陆做生意。香港在过去100多年里面，是一个被“出卖了”太多次的城市，1842年被清政府出卖割让给了英国，上世纪80年代又被英国放弃，这个城市的人，见惯了各种真的假的政治口号，也非常清楚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骨子里面极端现实，深处其中的金庸，也无法突破这座城市与时代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金庸先生对于中国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金庸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如何糊涂无能最后惨败，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金庸和同学们都跟着一起哭。金庸13岁时家乡就遭到日本侵略，他和同学一起被迫艰苦的逃难，他的母亲也在逃难路上不幸遇难。这种国家不幸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刻刻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因此此后金庸先生做了许多有助于民族大义的事情诸如写文章呼吁、捐建学校、奔走香港回归，历史会记住这一切。

1963年10月30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批评大陆勒紧裤腰带造原子弹的举措，由此引发香港的左翼报纸对《明报》和金庸的围攻。陈毅得知此事后说过一句话：“《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此举引发了金庸对陈毅的好感，此后金庸又多次撰写社论为陈毅说话。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虽然金庸时常对于大陆、台湾当时的政策有不同意的地方，写文章批判，但是他骨子里，还是希望中国越来越好，中国人越来越好。

一个作家要想赢得一个时代，他的价值观必须具有普适性，符合那个时代最主流的民众意识，才可能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个两岸三地政见尚有巨大分歧的年代，正是金庸的小说和时评作品里面融入了强烈的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使得他的作品，在华人圈有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上至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

结束语

我看过很多关于金庸的纪录片和采访，某种程度上，金老爷子也是俗人一个（我们谁不是？）——喜欢玩（围棋）、喜欢美女（以前是夏梦的脑残粉，跟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离婚，后来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侍应）、喜欢讨论政治（键盘党雏形）……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俗，让他很真实，是一个我们愿意亲近的人，而不是一个伟光正的伟人形象……

金庸小说的很多武术细节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他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留有余地，其实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金庸也奉行这样的价值观。

他很谦虚，记者问他的字写的怎么样，他会称写的不好；记者问他围棋下的怎么样，他说水平还很差；谈到自己的小说，他总是说其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写的不好；问他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粤语讲的如何，他也会谦虚的说上一句“讲的不好”……

对于物质生活，金庸也丝毫不掩饰自己渴望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年轻时的金庸，工作压力极大，最巅峰时期每天需要写作一篇1000多字的武侠小说连载和一篇1000字左右的明报社评，被人催着交稿的状态是很痛苦的。同时他还要管理明报如此之大的一个报业集团，同时处理因政见不合而引来的各种攻击和抗议。

金庸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时期，果断选择激流勇退，甘作一个隐士。他平生最爱读书和旅行。90年代金庸把明报集团卖掉之后，他开始和太太一起在全球到处旅游。闲暇时间，金庸还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地讲课，同时在牛津大学念完了博士学位，他每天背个书包，像个年轻学生一般每天在课桌前上课，向老师请教问题，他要弥补自己年轻时被大学开除而未享受大学生涯的缺憾。应该说，金庸的晚年是惬意的。

中国文人，是有着严格的鄙视链的。鄙视链顶端的是科举入仕，出将入相，身居庙堂之高兼济天下，但不管是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名利双收的中国文人极少。他们要么如夜壶般被权贵利用来作官样文章，用完又被无情抛弃，要么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一生，或者身败名裂黯然收场。

如今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字创作者最黄金的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文字可以以极快的速度瞬间传遍大江南北，而各类影视、游戏产业的极度发达，也让文字创作者有了空前的杠杆效应。

金庸将侠的概念传遍华人世界。所谓侠，狭义来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的侠士，这种精神在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世界，很难被理解，但是在东方文化当中，从《西游记》到《水浒传》，再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侠客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被金庸发扬光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正像金庸的小说当中所描写的那些飘逸的人物一样，金庸的一生，也是相当飘逸的，他在财务上自由，在精神上自由，在身体上自由，在爱好上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这样的人生。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