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只拍了他的前半生，他的后半辈子才叫人震撼...

《长津湖》又要拿奖了。

在刚公布金鸡奖提名中，《长津湖》一口气揽下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八项提名，实至名归。

电影中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其实是很多长津湖参战士兵的缩影，塑造这个人物时，创作组参考了很多原型。16岁的新兵蛋子、雪山上的冰雕连，其实都是真实的故事。

虽然电影只结束在那句让人泪如泉涌的台词上：“第七穿插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

但今天我想讲一个电影之后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伍万里”的原型之一，但他的人生，远比《长津湖》震撼。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志愿军291团政委和他的侦查参谋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具“尸体”。

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他躺在冰河旁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他们将这具“尸体”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想要确认这位战友的身份，才发现这个人竟然还活着，只是陷入了昏迷。

不过眼前的景象，让两个人触目惊心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看起来相当年轻的战士，满脸都是冻得开裂的血痕，最骇人的是他的左眼——只剩下一个血糊糊、黑洞洞的窟窿。

他腹部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冻成了块，杨参谋伸手一摸，摸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截肠子，已经流出了体外。

而这时，这具“尸体”竟然醒了过来。

高烧烧得他已经意识模糊，从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他们得知这个年轻人是执行长津湖二五〇高地的阻击任务的二连战士。全连53个人，只剩下他一个。

他叫朱彦夫，那一年，他17岁。

他的故事，要从这场战役说起。

冷。饿。

朱彦夫分不清哪种感觉更强烈。

这是他们守住高地的第3天，粒米未进。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他和几个战友吃了一些从绒被里掏出来的棉絮，可以让胃里不那么难受。

12月份，长津湖南部的气温已经到达了零下三十多度，战士们如果不戴手套去握枪，手在离开枪体的一瞬间就会撕下手心一块皮。

在这样饥寒交迫的处境里，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弹药，和激战2天后仅剩的19个伤兵。

而远处，是美军两个装备精良的主力营。二十多辆坦克、数十门火炮、飞机，都瞄准了这块风雪呼啸的高地。

天渐渐黑了，新一轮的轰炸又将到来。

朱彦夫不知道自己能挺多久，但连长下了死命令：“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打。”他们拖住敌人的时间越长，大部队就能越安全地转移。

他在连队里年纪算小的，但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14岁起朱彦夫就跟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大大小小数次战斗。

参军是他瞒着母亲偷偷报名的，那时他年纪小，部队不肯要他，朱彦夫就跟着队伍一直走，硬是磨进了队伍。

母亲一定很想念他，也一定十分埋怨他……但这些思绪此时的朱彦夫都无暇顾及，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今晚的阻击，只有活下来，他才能回家。

战斗打响了，那晚的炮火前所未有地猛烈。

美军从空中、地面合围地毯式地轰炸，把整个山头都翻了个个，这些炮弹炸毁了他们单薄的掩体，也炸断了朱彦夫回家的路。

当二五〇高地上的硝烟缓缓散去，被弹火耕翻了千百遍的碎石冻土之上，朱彦夫逐渐恢复了意识。

四周除了风声，只剩死一般的寂静。

他睁开眼睛，却发现右眼相当模糊，而左眼完全看不见了。他想动动手和脚，却不听使唤。与此同时，腹部和口腔内却传来一股灼烧一般的刺痛。

“他娘的，坏事了，受了重伤？连眼睛也都瞎了？手为啥没知觉？”当再次把手贴到嘴上，用牙狠狠咬了几口仍无知觉后，他立即想到双脚也可能被冻坏，猛地，连续站立几次，结果都摔倒在原地。“双手、双腿、双眼，还有脑袋，都完了？都报销了？”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把身子周围，没有摸到任何东西。

对于这场战斗最后的记忆，朱彦夫只记得连长牺牲前对他说，“咱爷俩有一个——最好是你能活下来，那该多好啊！”

可朱彦夫此刻却只想了结自己。他想开枪自尽，但手已经冻成一个拳头，连扣扳机都做不到。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山谷突然传来模模糊糊的枪声，这让朱彦夫迅速警觉起来——有枪声，就意味着有部队。只要有部队，他就要想办法与部队取得联系。

朱彦夫开始了他这辈子最漫长、最艰难的行军。依靠手肘和膝盖，一半靠爬、一半靠滚，他朝枪声的方向，一点一点艰难地行进。

不知是第几天，他爬到一条冰河上，突然一条腿掉进冰窟里去了，几番拼命挣扎，终于爬上岸来，但已精疲力尽。

他再也爬不动了。

截肢。

这是医生给出的建议。

朱彦夫被送到医院时，四肢已经被完全冻坏，他的双脚甚至已经与鞋子黏连在一起。

在朱彦夫昏迷的93天里，医生为他进行了47次手术，颅内取弹、腹内排异、四肢截肢、面颊植皮，他的两只手从手腕以上被锯掉，双腿则从膝盖以下7厘米处截断。

最后医生看着这个手术后已经不足60公斤的躯体，只能叹息着说，“如果他能活上3年，就称得上一个奇迹！”

3天都难。

朱彦夫从长达三个月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想活了”。

“我才17岁，失去了四肢，失去了左眼，和一个废物还有什么区别？”

那段时间，后方医院每天都能听到朱彦夫痛苦的嚎叫，“还我的手！还我的腿！”

可是医生无法回答他，敌人的炮火和长津湖的风雪，亦无法回答他。17岁所代表的所有青春和希望，都在炮火和冰天雪地中，随着他的四肢一起被生生截断了。

有一天趁护士不注意，朱彦夫翻下床想要从窗口跳下去，短短一段距离，他爬了大半个小时，浑身大汗淋漓，伤口的线也崩开了，才从床边爬到桌子的边缘。

他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结束生命都无法做到了。

医生发现后，对着他痛骂了一通：“我们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终于从死神手里把你夺了回来，现在你竟然想着去送死！你的命是多少人换回来的？你在战场上连敌人都不怕，现在竟然怕了？”

朱彦夫痛哭流涕。命是战友给的，他活下来，觉得羞愧，又觉得伤心。

但从那以后，朱彦夫开始配合治疗。既然不能死，那就好好活。

身体复原后，朱彦夫被转移到荣军休养院，他的身体情况属于“特级伤残”，在疗养院有专人看护，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这样的日子过了4年，朱彦夫渐渐不甘心于做一个一辈子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废物”。

从剧变中淬炼出来的心灵只会更加坚韧，朱彦夫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主动放弃荣军休养院的特护待遇——他要回家。

他在日记中写：“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1956年，朱彦夫的母亲在家中见到了以为已经牺牲多年的儿子，她哭了又哭——没了双手双脚，他以后要怎么办？

但朱彦夫已经想好了，没有手脚，照样能生活。

他拒绝母亲给他洗衣做饭，开始学着自理一切。

首先是走路。先在残肢上裹一层衬布，然后套上假肢，用皮带固定。

这三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因为朱彦夫没有手，而变得艰难万分。一副6米长的衬带，有时候绑半天都绑不好，更别说给皮带穿环插扣了。

好不容易安上假肢，朱彦夫拄起拐杖，猛一使劲站立起来，刚刚扬拐抬腿，就“哐当”摔倒在地。

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朱彦夫都在反复地练习摔倒和爬起来，双腿的创面磨出了鲜血，结了痂，又磨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茧子。

其次的难题是做饭和吃饭。最开始切菜，他要两只残肢和嘴并用；生火时先用膝盖固定火柴盒，然后两臂夹住火柴歪歪扭扭地划拉，要么点几十次都点不着，要么被火燎了头发。

吃饭只能用两个胳膊碴夹住勺子，慢慢往嘴里送，洒了、歪了，是常有的事，别人吃饭是为了补充能量，他吃一口饭，却要付出数十倍的能量。

就这样日复一日，朱彦夫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能够自行吃饭、喝水，装上假腿行走，解大小便……

现在，他要做一些更难的事了。

山东省沂源县张家泉村，是个数十年来与世隔绝的穷山沟。

老辈人说，张家泉村两山跨东西，九曲河从村前穿过，村基北高南低，富根扎不进，蓄财挡不住。  

这是朱彦夫的家乡。

他回来，就是想为家乡做一点事，做好事。不需要完整的躯体，但需要一颗完整的心，“有心脏、有大脑就是一个整人，有些人身子全，可不做好事，有心有脑反是祸害，那才是真正的废人！” 

朱彦夫相信有心就能办成事，让这里不再那么穷，让他的乡亲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想要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朱彦夫明白只靠物质上的富裕是不够的，最先要解决的是村民文化上的贫瘠。

大部分村民并不识字，朱彦夫拿出自己的抚恤金，在村子里办起了扫盲的夜校。

那时男女老少，四五十口人挤在一间小草屋里上他的课。

朱彦夫用两只残臂夹着脆弱的粉笔写板书，总是写了断，断了写。他创造了很多工具让自己能把课上得更顺畅，比如给粉笔套上空弹头，这样写起来不容易断。

张家泉村的夜校办了5年，1800多个夜晚，朱彦夫的课风雨无阻。

字要一个一个地认，日子也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1957年，朱彦夫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那些跟着他学字的村民，将整个村子的前途托付给了这个特等伤残的年轻人。

从那以后，朱彦夫没停止过奔波。

拖着8公斤的假肢，拄着拐杖，朱彦夫走遍了村里的山山岭岭，才发现张家泉村有一千多亩的荒山，好几百亩都是山坡地，没有水源浇灌；农田更是堆满了石子和杂草，贫瘠得可怜。

没有水，就打井修渠。没有良田，就棚沟造田。

“这么大的工程，干得了吗？”有人怀疑。

朱彦夫气得把拐杖敲得梆梆响：“不干，沟还会一年年荒下去；整起来，就是咱村的粮囤子。讲困难，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啥？”

十几年的时间里，朱彦夫带着村民打了好几口大井，修建了上千米长的水渠，整理出了110亩农田。

哪怕冬天断肢被冻得发麻，血水把假肢和伤腿都冻在了一起，哪怕夏天又一不小心磨出的伤口就化脓发炎，但看着这些水和田地，朱彦夫打心眼里高兴。

他知道，张家泉村不用靠天吃饭了。

70年代初，朱彦夫又为村里通电的事开始奔走。

小乡村没钱买架电材料，他找沿线十几个村的干部商量，大家都面露难色：有那必要吗？先点油灯凑合吧。

朱彦夫不愿凑合。有腿的不跑，他这个没腿的去跑。

这一跑，就是七年。

南京、上海、西安……他拖着残缺的身体四处找材料。为了备齐架电材料，他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晚上常常在马路边卸下假腿枕着睡觉，不敢多吃饭、多喝水，因为出门在外要尽量减少解便的次数。

朱彦夫一年一年地奔走，收集的电料所能架设的高压电路公里数，也一公里一公里地增加。

1980年，习惯了黑暗的张家泉村第一次亮起了灯。沿线的十几个村子，也因为这条线路光明起来，过上了亮堂堂的日子。

朱彦夫在任的二十五年，张家泉村从贫困村变成了先进村。这个没手没脚的书记，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

1982年，60岁的朱彦夫从岗位上退休了。

距离他17岁那年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有些事情会被时间冲淡，有些却不会。

即使长津湖的风雪变幻43载，也吹不散永远长眠在那里的2连忠魂；即使岁月与命运的河水如何冲刷，提到那场战役、永远回不来的战友，朱彦夫还是忍不住落泪。

现在想想，当初在山上，最后关头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永远无法回家的准备。指导员曾经对他说，“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不算什么，但如果有机会，你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就是这句话，朱彦夫记了数十年，现在卸下担子，他要兑现承诺了。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二五〇高地上的那场战役，朱彦夫决定把它写成一本书。

动笔了，他写得很苦。

最开始，他尝试用嘴衔着笔写，但口水经常顺着笔杆流下去，浸湿了稿纸，字也模糊一片。他仅剩的右眼视力只有0.3，每天写不了几个字，眼睛就开始痛了。

后来他就用两只残臂夹着笔，再用嘴固定，最开始写一个字有拳头大，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小，写得和铜钱一样大。

不仅生理上的困难不好克服，朱彦夫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文化问题：他没上过一天学，要把脑海中的画面描述出来，对一个只会写一些字，但从没接触过系统写作的人来说难如登天。

无数次，因为一个词、一个句子，朱彦夫一憋就是好几天，字典翻烂了好几本。

一天写上几百个字，就是朱彦夫的极限了。

由于日复一日的过度用眼和缺乏睡眠，他的两只眼睛都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只受过伤的右眼更是直流血水，去医院包扎也不管用。朱彦夫没再管它，一旦写起来，他就分秒必争。

七年，朱彦夫完成了这本三十多万字的巨著，每一个句子都是他用嘴衔笔、用残臂抱笔，在半吨重的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他写了长津湖的积雪和焦土；

写了对他既严格、又温柔的连长；

还写了那个盼着胜利回国后，能放一个月假回去探望怀孕妻子的新兵；

也写了最后被永远留在那座山上的“冰雕连”……

这本书出版那一天，朱彦夫在扉页上写下了2连每一个战士的名字，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将这本书点燃，烧给了每一位战友。

“指导员，我把大家都带回来了。”

2010年朱彦夫因为心脏病发作，体内被放进了5个支架，但之后数年，80多岁的他依旧坚持每天看新闻、看报、做笔记。

用他的话说，“战士就意味着冲锋，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朱彦夫一生都在战斗和冲锋。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一生就是“三杆子”：

17岁那年，他扛起枪杆子，和风雪搏斗，捡回了自己一条命；

24岁那年，他挥起锄杆子，向贫穷宣战，惠泽了整个张家泉村的乡亲；

60岁那年，他拿起笔杆子，与自己抗争，告慰了牺牲在长津湖战役里的53条英灵。

那么就用保尔·柯察金那句名言向朱老致敬吧：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生命于他不止一次，因为他曾无数次重生过；战士于他也不仅仅是一段经历，而是贯穿了他整个生命的注脚。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参考资料：

微信公众号@西部战区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朱彦夫

微信公众号@鹰展文化 极限人生的生命壮歌--朱彦夫

微信公众号@历史解说君 长津湖“冰雕战士”朱彦夫，失去四肢和左眼，93天动47次手术

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 时代楷模朱彦夫：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在坚守

央视《感动中国》 朱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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