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移动支付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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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小云

来源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全文共 6678 字，阅读需要 1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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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年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取代掏钱结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中国支付产业年报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有专家预测，未来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预计到2026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有望达到1290.42万亿。

如今，移动支付的风潮正在渗透中国千余个县级行政单位。

在山西的小县城长治，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部分县城正在因移动支付而发生改变的市井生活。

县城里的线上支付江湖

“手机里的钱就是一串数字，”小黄说，不安的感觉对于这样一群对钱的数量“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今年6月，小黄在朋友家做客时吐槽一个月挣八千，抛出车贷房贷，剩下的钱放在手机里不知不觉就没了，分文都攒不下来。

在山西长治县，销售员小黄试图弃用线上支付。

花了千把元，他从网上淘了台小米牌学生手机，功能简单，最重要的是——用不了移动支付。

他兜里重新装上了人民币。

薄薄的一叠，付钱的时候从兜里掏出来，数出几张递出去，一沓钱花完了，花了多少钱心里有数，久违的感觉。

小黄寻思着，钱一有数，就不会乱花；不乱花，钱不就省下来了嘛。

麻烦却是多了起来。

每次但凡想买点什么，得客客气气地和老板问一句：“收现金吗？免不了被上下打量一番，接受一番申请差异的注视，然后才得到准许：收。

有一次，小黄去小卖部买了25块8毛钱的东西，老板哪儿还有两毛钱的纸钞，实在找不开，老板范文小黄：怎么不带手机？小黄才承认，他还是摆脱不了线上支付。即便他本人下决心不用，他为了长治县乡亲的方便，也得继续用移动支付。

长治县市井的生活已经和移动支付嵌在一起，无法剥离。

“一份油泼面、一份干拌面！”淮海小吃街上的西北宽面馆来了两个银行职员装束的女。

报完菜，两人抢着扫二维码付款，“微信收款，23元。”不知是谁抢先付了款，付款音传到摊主张尕亮的耳朵里。

“好嘞！”张尕亮顾不上抬头，赶紧收拾残碗端水招呼女客落座。

好一阵没有这么忙活了。

移动收款的声音，是小店的生意重新转起来的标志。

淮海小吃街在今年3、4月经历了疫情封锁重新开放，作为街上西北宽面馆的东家，张尕亮和妻子忙个不停，一人下面拌料，一人收碗抹桌，有几天两个人忙着，没有人顾得上收款。

距离小吃街不到三公里的一家大型制造厂，午饭时间，餐厅自助无须刷钱，总装线聋哑人王磊下工前还是装上了手机。

吃过午饭从食堂出来，他溜进了入口的小卖铺处，在里面转了两圈，买了一根烤肠和一包辣条。

收银员是隔壁车间的女工，见他工服背后贴着荧光条知道不会说话，比划了两根手指，王磊滑动解锁手机熟练付款。

县城晚上最热闹的城隍庙广场，本地红人“小胖妞”正在众人的围观下载歌载舞，不过她的注意力都在面前的两副手机上，屏幕里老铁们不断刷着小心心。

小胖妞一首接一首的劲歌热舞让夜晚沸腾，只是中间偶尔传来音响里的甜美女声“微信收款一元”让堂堂大网红略显尴尬——谁让她地下还摆了收款码。

退休职工蒋姨每天下午出门遛狗，都要带着那台薄薄的智能机。起初她嫌累赘不肯带，可家人总因为联系不上她而平白担心，女儿为此还恼怒了几次。

在孩子们的要求下，不得不随时把手机挂在胸前。

用智能手机多了，蒋姨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

她不仅不嫌手机累赘，现在找不见手机，她根本出不了门。

她把手机字体调得老大，每次遛狗回家，都会带着小狗顺便逛菜市场买菜。

她慢慢地操作，按出扫一扫，对准付款码……“叮”的一声，2块钱的馒头费便划进了人家账户。

微商娜姐直接用上了微信转账支付酬劳。

在小孩出生后，她代理了一个母婴用品品牌，成为了该品牌的“山西第一经销商”，从此她的朋友圈都是厂家给提供的各种广告。靠做着熟人的生意，她的生计还算可以，一度有开店单干的想法。

她在附近村落找了两个员工。每个月2200，对方给她吆喝，出货后，一手给货，一手交钱。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休息时间，更没有五险一金，口头约定的公司就这样运转着。每到月底，娜姐总会给两个员工转账做工资。清楚明了，有迹可循，让她省了不少心。

在小城长治的寻常巷陌，这样的线上支付细节时刻发生，人们的生活和线上支付交织在一起，已经无法剥离。

谁在线上支付收钱

县城，一度是线上支付争夺的阵地。

线上支付打入县城后，一批个体摊贩试着主动用线上支付改造自己的生意。

“两拨人，来了一轮又一轮。”在长治最热闹的八一广场桥北小吃街卖汆汤的大婶感慨，2015年的时候，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家巨头在长治县的小镇里争夺线上支付的市场。“当时我们卖一块钱的东西，今天微信敢补贴3毛钱，明天支付宝就敢贴4毛。”那段时间赚得可多，不说买卖挣得，光平台补贴，就能领上千元。她一度为算不过来给客户推荐哪个买单好而发愁。

她感谢线上支付，不仅仅因为多赚了钱，还因为有了那个小小的付款二维码，她一个人出摊更游刃有余了。

以往她一个人收钱、做饭，钱黏腻腻粘在大口袋里，她汆汤的手在口袋里找半天捏不齐找零用的纸币，做饭、收钱，简单的步骤繁琐又麻烦。有了线上支付的二维码之后，她靠耳朵就能管收账的活儿：“省了一个劳动力，这不是钱啊！”

更早的时候，在微信和支付宝留意到小县城之前，县里“阿里巴巴烧烤店”的老板老马就在食客的要求下使用了微信支付收款。

一开始，他还以为得加对方好友，通过好友对话框里的红包功能收钱。结果食客不愿加他好友，拿过手机点开了他微信钱包里的收款码，自顾自扫码付了餐费。“这样付钱不用加好友。”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于是老马索性用起了收款码。

一开始，他觉得新奇又尴尬。

那时候手机没那么高档，还没有收款到账语音提醒，有时候网络不好，食客付了钱半天他也看不到账户显示，只能追着客户确认。

有些客户理解他，乖乖配合，遇到不理解的，直接拉下脸摆出不耐烦的样子，仿佛在责怪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还有一些掌摊人不仅用线上支付替代了原本的收银，还钻研着想让自己的生意“触网”更深。

在长治五一小学门口推炸串车的老刘，2017年经不住长治农业银行业务员的软磨硬泡，收下业务员许诺的两个水杯和一个书包，办理张贴了微信、支付宝、农商行的三付合一码，他还在一旁贴着自己的微信名片二维码。

两张二维码，是他生意兴隆的秘诀。

一张用来支付，一张用来加他好友，后者也是他留住客户的秘诀。

只要扫码加好友，老刘就会额外送顾客一串素串。

这些年，他每天早中晚在学习到门口摆摊、晚上则挪到县城最热闹的八一广场，每天辗转好几个地方，靠着每位好友一个素串的成本，他攒下了一个稳定在300余人的顾客群，逐渐有了稳定客流。这些人不算少，养活他们家已经绰绰有余。

在微信群，刘老板每天会告知大家自己几点在哪里出摊，方便有心光顾的顾客找到他。

遇上逢年过节或者年轻人们流行的“光棍节”、“520”，他也经常给下一场数额不大的红包雨；有时候他还把熬料、穿串等准备工作视频发群里，让大家吃得放心，群里氛围很好。

现在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收入能上了万，在小城里算是「高薪」，相比此前在制造工厂月薪3000的待遇，成功让自己的月收入翻了一倍还多。

这些操作刘老板后来才知道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社群运营」，告诉他这个词的，还是县城跟他一样搞客户群的药店老板。

当时老板告他进群成了会员以后买药搞活动便宜，他内心还想笑，谁天天买药还弄个会员。

结果加了没多久他就忍不住下手了，维生素、山楂片、枸杞……便宜量大，买大赠小，刘老板想着，这些东西总有一天需要，群里的会员还能拿到药店的“折扣价。“不买还等啥？”刘老板说，他很惊讶的是：群里还有人直接问药店老板“批发”。

慢慢地他开始思考，「微信群」是个好方式，在自己的烤串群，越发卖力地给老客户哄着，新客户引着，慢慢收入就上来了。

在长治跑出租的罗哥也是是微信收款的「重度商户」。

他曾在省会太原拥有过一份月入过万的销售工作，几年前父亲生病，他辞掉工作回了老家，为了时间自由一点方便照顾老人，罗哥只好跑起了出租。

他和另一个人白天晚上双班倒承包下来，每个月要交三四千的“份儿钱”，算下来每天跑够350才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和医疗费用。

罗哥在主驾驶和副驾驶的扶手中间贴着二维码，在后排右侧乘客要下车的地方一面挂着微信，一面挂着微信二维码，只要拉上人就四处侃大山。

微信是他的收钱工具，收回来的车费每凑够1000元，就给老婆转过去，只留两三百块应急用。这样每个月家里营收多少就看有几笔转账即可，通过小账本还能清晰地看到收入来源。

现在老婆一份工，罗哥自己一份工，儿子幼儿园，爸爸身体也有好转，钱有时候还是不够用，只不过一家人在一起，对他来说一切都值得了。

当然还是有用现金支付的，以老年人乘客为主。

落个经常在长治宾馆等活儿。长治宾馆是小城里有头有脸的国营宾馆，各级领导官员来开会的很多，有一回他在宾馆门口接到过一个大背头的上了年纪干部，一看就来头不小。

结果对方看起来体面威风，下车时竟然不会用微信支付，丢给他一百块钱罗哥找不开，那人大手一挥便下车了。

玩“红包”给了老乡们精神满足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等机构2021年7月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2（2021）》，接受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有近9成人每天使用微信。日使用时长在“4小时以上”的受访者人数最多，占比为25%。

然而估计这些机构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基层老百信每天用微信做什么。相比于城里老人对微信支付的热忱，长治农村的乡亲们则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更有创造力的延伸：红包。

一种新的“新经济业态”伴随着红包出现了，且很有市场。

家住长治县县农村的艳芳经营着一家麻将馆，一直做附近村民的生意。2020年疫情以来，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她的麻将馆被迫关门。好在门面是自家的，麻将馆关了也不用空付租金，没有损失多少钱。

关掉麻将馆之后，艳芳开始寻找其他的挣钱方法。

她的微信上聚集了四五百号村民，二三百号麻将客户，她开始琢磨开设线上麻将馆。

一个麻将APP她以前常玩儿，她研究了规则，发现能让自己成为房主，邀请客户上线打牌。她主动招呼大家成局，八圈一把她收每个人3元红包，好的时候一天能有20多桌，比她家那三间门市房桌子的总数都要多。

而艳芳只需要开锅时候收每人“场地费”即可。组局成功四人自己建群，输赢都微信转账。她有好几个微信用来收款。

她也在社群里努力「运营」，凑不够人数就自己先顶上，最忙的时候，艳芳的公公婆婆老公都来给她替人头。

她很享受网络上指点江山的感觉。“有了微信以来，大家都不敢欠钱了。以前几块几毛的，附近人直接抹零，现在哪怕是一厘也都能清清楚楚付给彼此。”艳芳一阵轻松地介绍，她也坦白，并非没有风险。

她的「欢喜麻将群」都是人拉人相互拉进群的，有一些自己也不认识。作为群主她有必要守护群里人的信用安全，有一回遇到不认识的人输钱了直接退群拉黑，她不得不垫付了欠款。从此她开始了入群认证，必须有熟人担保才能进群。

这一创新每月给她带来了3000多元的红包收入。虽然比不上以前，可她省了不少心。以前开线下麻将馆，遇到喝酒闹事耍赖皮的，还得出来陪笑脸哄着，现在发疯的人，管理员一脚踢走就行。以往过年还多管瓜果零食和晚饭，现在省了一大开销不说，不讲规矩的还能直接挂朋友圈。

最重要的是：她的时间更充裕了。

以前一天从下午到半夜都耗在麻将馆，孩子才三岁就识牌，五岁就会摸；长大了写作业就在麻将桌上，小小年纪在吵闹环境中难以静心，被烟熏雾缭呛得咳嗽不停。现在网上打麻将安静多了，不算账的功夫，艳芳能有时间辅导功课，还能亲自下厨给孩子做顿好饭。

艳芳的三舅妈大兰子也很沉迷微信支付，她和邻里把微信红包当作了一种游戏。

从村里搬进小区的集体楼，大兰子一开始很不适应。

以前的老邻居没了，想去打麻将没了伴，冬天漫长的农闲她该怎么度过。

以前的牌友把她拉进了「好友红包娱乐群」，这是基于微信红包的的一种游戏。群里面都是熟人，他们中有一个人会发起红包，数额不会超过10块，抢到最大金额的人，再发一个10元红包，以此类推，一直到游戏结束，输赢见分晓。大兰子参与起来兴致勃勃，进群当天一下午都趴在沙发上点手机。

手机是儿子一年前给她换的，已经有点卡顿，这很影响她抢红包的速度，经常忙活半天一个也抢不到红包。有时候手气好得次次第一得发红包，气得她恨不得剁手。如果可以许愿，她期望自己每次是第二名，不用出钱还能拿到最大的红包，经济效益最大。

最多的时候，她有二三十个抢红包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后来她学精了，每次参与游戏前都要先做记录，登记游戏前后账户的钱，差价便是输赢的结果。

在红包游戏里，微小的金额都显得郑重。

以前打麻将每天输100块，大篮子都没什么感觉，现在线上耍红包，要是哪天少了5块钱她都叹气连连。

连续一个礼拜日历上登记的数额为负后，大兰子告别了红包群。账户里的余额，就用来给两个孩子发红包。

她和儿子女儿不亲近，互发红包是表达爱的唯一途径。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生日，甚至是六一儿童节，远在大城市的俩孩子都会给她发红包。

数额不大，200以内，顺便写上一句祝福话，大兰子学会截图后总是晒在朋友圈，展示小棉袄和小夹克的用心，顺便收获朋友们成排的点赞。

微信能在入长治这样的小城杀出重围，还依赖于中老年人。

根据2018年腾讯发布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显示，当年我国的老年网民数量已经达到8000万，占比总老年人口数的20%。也就是说，每五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使用手机上网。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长治更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城市——老龄化占比19.15%，按照国际计算标准，早已经超过了14%的深度化红线。

而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长治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9.71万人，相比2010年减少了15.37万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被虹吸进太原、郑州、西安等附近省会城市，更有追求一点的则前往北上广深打拼。“总之待在哪里都至少比家乡强。”

当留不住年轻人成了现实，长治的衰老肉眼可见：公交车上目光所及都是银发老人；公园里的户外KTV、广场舞大部分被50岁以上人群占领；附近小学接送孩子的，也几乎都是爷爷奶奶辈……

从每10万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人数来看，2020年长治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247人/10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6279人/10万人。这里面的老年人更是寥寥无几。

他们年纪稍长，文化程度有限，刚刚接触移动互联网不久。对这个广袤而神秘世界里呈现的爆炸式信息还没有学会适应。微信一般是中老年人第一个安装的工具，用来联系子女；学会微信支付才是他们真正融入数字世界的标志。

55岁的王阿姨也是在此机缘下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智能手机。

疫情之后，去哪里都需要“码”，大屏手机出现在了她的视野。

儿子给她买了台小米，安上了微信、抖音、快手，让她能方便联系和打发时间，还给她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教她怎么出门买菜、怎么给人转账。

王姨学得很认真，不久便在这份辛苦学习里获得了自由。她沉迷上了短视频，还跟着邻居的脚步学起了购物。

邻居孩子给她的短视频认了证，她从此爱上了“小黄车”和“小红车”。3块钱十条的洗碗布，9.9的洗衣液，19.9的薄外套……她不会用放大镜功能搜索，每划着看到一个都觉得好便宜。跟着点进小黄车微信支付，王阿姨初识着便捷生活的喜悦。

她最喜欢的软件是拼多多，像个游乐园一样，可以种树、可以养宠物、可以答题。每一个都可以抵钱让购买更划算，从此王阿姨乐此不疲。有时候玩儿得昏了头，竟然花钱昂贵饲料给宠物进化，理由是这样可以更便宜。

至于这笔账省钱了没有，她至今也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