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大停滞”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在经历2022年大通胀后，衰退又成为2023年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预期。

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衰退、通胀、停滞、风险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长期主旋律。经济增长的技术动力消失了吗？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一场信息浪潮，信息技术方兴未艾，各国均分享了这场技术盛宴。不过，半个世纪后再看，这场技术革命对经济的推动似乎低于市场预期。最近15年，全球经济掉入长期低增长陷阱，通胀、债务和资产泡沫危机如幽灵般缠绕。

难道世界真如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所描述那样，“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取，将长期停滞在“科技的高原”上？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被高估？第三次技术革命是否尚未到来？何时到来？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索洛悖论：信息技术是否被高估？

二、抵消效应：生产率增长还是降低？

三、效率革命：何为第三次技术革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位名叫查斯曼的学者，他调查了292个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1987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见计算机（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他说：“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当年，索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并将其称之为“索洛悖论”，或叫IT“生产率悖论”(IT productivity paradox)。

索洛是一位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在1956-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新的增长模型。他的模型发现了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增长部分，该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主要是技术进步。这个发现为经济学界解释经济增长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技术进步这部分也被称之为索洛剩余，索洛增长模型成为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该模型使用的是1909-1949年美国的数据，也可以解释五六十年代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长。但是，这样一位解释经济增长的权威经济学家，却怀疑计算机带来的生产效率。

1997年，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为了研究美国1973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他对1977年到1984年期间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个时期，美国企业大量的计算机设施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效率，这个指标不完美，它可能无法表达环境损失、心理健康和非货币经济，但它还是一个可靠的指标。通常，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又促进社会消费福利的增加。

这里使用劳动生产效率这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人均单位产出。看具体的数据：1947-1983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为2.8%，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大规模普及之后的2000-2007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到2.6%。进入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物联网时代的2007-2014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更是下降到1.3%。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7年之间，美国的年化劳动增长率只有0.7%。

对信息技术革命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那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高登。高登认为信息技术被高估，并据此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是全球生产率下降。

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水平。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担忧。

这种现象让人感到奇怪。“索洛悖论”似乎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信息技术革命为何没能带来经济高速增长？

特里普利特等学者做了很多研究，试图解释“索洛悖论”。

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测量方法有问题；二是当时计算机产业还太小；三是技术应用的时滞问题；四是信息技术管理不当；五是信息技术只是替换了劳动力，没有推动生产函数曲线移动；六是信息技术制造了技术性失业；七是“摩尔定律”让生产率指标失效。

我先对“摩尔定律”的解释做一个解释。很多IT人士和一些经济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带来的效率不能被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所发现，会出现遗漏。比如，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智能手机比当年的“大哥大”移动电话，更高效，还更便宜。互联网上，搜索引擎、社交工具是免费的，它的效率没有被统计。同时，互联网还出现了共享汽车等非货币经济，没有纳入增加值的统计。

首先，信息产业催生了一些新业态、新就业，比如直播电商，存在统计遗漏。不过，总体上“摩尔定律”的解释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增长，正如摩尔定律一样，通过新技术降低成本或提高性价比，创造有效供给，进而扩大需求和经济产出。比如，智能手机比“大哥大”移动电话更便宜更高效，它扩大了需求。今天智能手机产业的产值与市值比90年代大得多。同样的道理，免费的搜索引擎、社交工具为经济系统提供了便利，也增加了经济产值。比如，微信帮助腾讯扩大了产值，使用微信的人提高了工作效率扩大了企业产值。所以，摩尔定律和免费经济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是容易被测量和统计的。另外，信息技术只会扩大货币经济，而不是缩小货币经济。比如，银行和网络支付系统大大提高了支付效率，现金支付和物物交换大规模消失。

前些年，泰勒·考恩写了一本书叫《大停滞》，他用“低垂的果实”来解释美国经济“大停滞”。考恩发现，1973年与1947年相比，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翻了一番，达到4.4万美元。但是31年后的2004年，只有5.4万美元，增长不足22%。考恩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停滞”。

他认为停滞的原因是“低垂的果实”没有了。比如，17世纪以来，属于美国的“低垂的果实”是闲置的土地资源。但在过去的40年，“低垂的果实”开始消失，他认为美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美国停滞在了科技的高原上，而树枝几乎已然光秃。

泰勒·考恩的比喻很形象，但是属于古典主义的技术外生性思维。古典主义认为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和资本的积累，而技术是外来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新技术和新制度，过去几千年来富余的土地、劳动力以及那些所谓的“低垂的果实”也只能白白浪费。所以，根本上说是新技术和新制度激发了劳动和资本的价值。

根据技术内生理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沿着内生增长的思路往下探索。

抵消效应：生产率增长还是降低？

所幸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的扎实研究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从而为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正名。

首先，乔根森发现，计算机价格的下降促进了计算机的投资增加。在1958-1992年间美国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3.82%，而计算机投资的年均增长为44.34%。计算机服务价格每年下降23.22%，但可比的服务投入则年均增长52.82%。

其次，乔根森构建了信息技术时代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不变质量指数，发现1990年后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1948-1999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46%，信息技术贡献了0.4%，贡献率为11.5%；1990-1995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6%，信息技术的贡献达到0.57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24%。而1995-1999年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08%，信息技术的贡献达到1.1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9%。乔根森等研究还发现，1995-2001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2.02%，而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贡献了近0.8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2%。

最后，乔根森等分析了1960-2005年间美国85个行业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增长情况。他们把美国行业分为4个IT行业、28个IT使用行业以及53个非IT使用行业，尝试在行业层面理解美国的生产率增长。

研究发现，2000-2005年间信息技术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28个IT使用行业中的8个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贸易等行业。这些行业大规模使用IT设备与网络，大大降低了成本。乔根森也发现，1995-2000年间四大信息技术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计算机服务、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仅占GDP总量的3%，却为GDP增长做出了25%的贡献。2000-2006年间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来自金融、零售、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很大。

乔根森还采用1975-2003年间数据研究了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在90年代是否从信息技术的进步中获益？他们发现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IT投资迅速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乔根森的研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投资切切实实地促进了相关产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索洛悖论”？为什么世界经济在2008年后出现“大停滞”？

我认为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抵消效应。生产效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技术创新、制度安排、货币和财政政策、经济周期、外溢性风险、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危机和战争、资本转移和技术扩散等等。但是，实证研究假定其它因素不变，只考察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的因果关系。这是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信息技术带来生产效率，可能被其它因素带来的负面作用所抵消。

比如，7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这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有关，还与世界石油危机、美联储失败的货币政策以及持续大通胀有关。

又如，90年代之后的日本，计算机和互联网大规模普及，但是，经济泡沫崩溃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时叠加人口老龄化加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再如，2008年之后的经济停滞，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当的货币政策，抵消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通俗来说，有人拖了信息技术进步的后腿。谁拖了后腿？想要找到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容易，经济学家常常“误伤友军”。

1930年，当时处于大萧条期间，人们很悲观，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一份演讲稿，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凯恩斯是乐观的，他认为技术进步给经济带来快速的变化和节奏，并且预言，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提高4-8倍。后来，这个预言在西欧基本实现了。但是，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担忧，他说，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带来各种各样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技术性失业”现象。这就是“凯恩斯生产率悖论”。在《通论》出版后，凯恩斯在他的“担忧”上增加了收入分配问题。后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继承了这个观点，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反噬了经济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收入最低20%的居民获得的收入比重，从1979年的6.5%，降到1986年的5.6%，2018年进一步下降到5.2%。

在这些因素中，我认为，不合意的因素才是关键因素，比如不当的制度安排和货币政策。合意因素不会反噬经济，比如技术进步创造更多的就业，即便带来局部的暂时的技术性失业也是合意的。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反过来，不合意因素，如不合理的全球化制度和货币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不利。

问题是，最近40年，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化，到底是自由市场、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进步等合意因素带来的，还是制度安排、货币政策等非合意因素造成的？

对此，经济学家争论不休。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考恩，他与高登一样，也是研究“经济停滞”的经济学家。考恩在2011年发表文章认为，早期的技术进步更具有分享性，后来的技术进步则更偏于提高资本收益，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因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在2014年发表一篇名为《索洛悖论的回归》的文章，他发现了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如今生产率的统计中处处有计算机（新技术）的作用，也就是说“索洛悖论”似乎不存在；第二种现象是计算机等新技术替代了劳动力，导致了就业壁垒增加，劳动者地位降低；第三种现象是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与平均工资增长日益脱钩。阿西莫格鲁的结论是计算机促进了经济但不利于劳动者。

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非合意因素，重点看最近20多年的货币政策和不平衡全球化制度。货币超发支持金融企业和科技企业扩张，同时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胀危机。全球化制度不公平，资本自由流通，劳动力不能自由流通，这制约了工资上涨，扩大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经济学家斯拉法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总结起来，制度安排等不合意的因素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可能抵消了信息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抵消了信息技术对劳动者收入的促进，还推动了金融资产增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

所以，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及其核算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只是增长率被其它不合意因素干扰，从而让人容易误解信息技术的实际作用。当然，不合意因素是否还抑制了技术进步，在此不做讨论。

不过，不合意因素不能解释一切。毕竟，从过去300年的欧美历史来看，最近半个世纪的制度安排、地缘政治风险应该优于前两次工业革命期间。

通过经济增速比较可以发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率其实不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1870-1921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3.69%；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1970-2021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下降到2.67%；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的2008-2021年间，经济平均增速进一步下降到1.51%，处于低增长状态。

如果排除非合意因素，那么这里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还不够广泛？或者说，过去50年的信息技术革新力度，对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改变，还不能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太好理解，但欧洲人应该很有感触。

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索洛仍然认为，“在我看来，将计算机与电力或内燃机进行比较还不太合理”。索洛说：“我一直认为，计算机给我办公室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在此之前都是我的秘书为我工作，而在此之后是我为我的秘书工作。”

当前，可能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前奏与前夜，也就是与前两次相媲美的技术革命还没真正到来。当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但是他也没意识到工业革命。其实，他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与瓦特还有交集。格拉斯哥大学曾经资助过瓦特的蒸汽机改造项目，斯密还给瓦特安排过宿舍。

这个时代，索洛、高登是不是当年的斯密呢？未来的“蒸汽机”又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还是信息技术集合的广泛应用？马化腾曾在2020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集合的新概念，叫全真互联。

根据腾讯和埃森哲联合发布的《全真互联白皮书》，全真互联是通过多种终端和形式，实现对真实世界全面感知、连接、交互的一系列技术集合与数实融合创新模式。

我的理解是，全真互联是一个服务于数实融合的技术集合，包括物联网、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众多领域的技术。不过，仅仅是用技术集合的概念去理解第三次技术革命并不完美，关键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释经济增长的逻辑。

当我们在谈论电力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交流电的发明与应用方面的技术创新革命；当我们在谈论石油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在说石油作为一种能源和基础化工材料的技术创新革命。当我们在谈论全真互联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技术革命都是效率革命，准确来说是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革命。电和石油的发现，历史非常久远，为什么近100年才出现电力革命和石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电力和石油这两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再往前追溯就是基础科学革命，麦克斯韦解开了电与磁之谜。当发现了电磁感应后，产生交流电流的方法就被发现，然后出现了交流电和无线电。石油革命要追溯到化学革命，现代化学让我们认识了各种原子的特性以及化学反应，然后才有石油应用技术的大规模创新，提炼和有机合成出燃油、沥青、涂料、溶剂、合成橡胶、塑料、涤纶等5000多种材料。

按照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革命的思路，我们再看信息技术革命或叫第三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资源是什么？什么资源的效率飞跃可能触发第三次技术革命？

我的理解还是信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将信息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信息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本质。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信息的效率革命：

第一层面是数字化：万物皆数。

数学家说万物皆数，主观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是主观信息。过去，信息技术一直将现实世界信息化、数字化。今天，股票交易市场已经将企业资产信息化、标准化，金融学称之为资产证券化。银行和微信支付已经将货币完全电子化、数字化，基本消灭了现金。石油资产也被数字化、资产证券化，那就是石油期货。区块链技术试图将所有资产上链，包括房产、土地、专利和数字货币。虚拟现实和数字孪生技术不仅将现实世界数字化，还试图映射一个个全面信息孪生体，实现全面感知、全真体验。

数字化包含区块链、数字身份、链计算、加密技术、多方系统、可信协议，还包括数字孪生、可编程物质、实时渲染、空间计算、孪生视频等技术。比如，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将具有危险性的工程操作转化为数字化的全真场景，从而提高施工的准确性，降低其危险性。

数字化是信息资源配置的第一步，为效率革命提供基础资料。

第二层面是流动性：万物融合。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任何资源或资产，如果没有流动性就没有了价值。股票、电子货币、石油期货的流动性非常大，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它最大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标准化的无差别的跨越时空的流动性。流动性是信息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在流动性上能够与信息相提并论。可以这么说，信息革命，一半是流动性革命。

今天，我们对信息流动性的要求更高：时空互联互通，虚实完全融合，万物无限连接。信息的流动性包含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点对点技术、物联网、多模拟融合感知、触觉反馈、全息投影、脑机接口、远程互交技术。比如，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模拟一个工业品看样会场，参与者不仅可以跨时空交流，还可以虚实完全融合，通过脑机接口完成真实的现场互交。

第三层面是智能化：万物智能。

流动性主导了一半的信息革命，信息革命的另外一半是智能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流动性促使生产函数提升至更高的产出水平，而智能化则可以推动生产函数曲线往右移动，从而带来效率革命。

智能化是对信息这种资源进行加工、挖掘、再生和进行深度学习，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以成本更低、更加精准、更具预测性的方式配置资源。智能化的想象空间很大，很可能引发行业效率革命。

智能化包含人工智能、大数据、低代码、人工智能芯片、数智人、复杂任务机器人、泛在智能等技术，还包括云计算、5G、量子计算、无限算力等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信息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这个主线来理解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石油革命、电力革命类似，当我们在谈论信息技术革命时，实际上就是信息这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革命。往上追溯，信息技术革命是信息学革命，更准确说是数学革命。

但是，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未来的信息技术革命跟过去半个世纪的信息革命有什么区别？这是程度上的差别。从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再到全真互联、元宇宙、量子计算，是信息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的高低不同，是数字化、流动性、智能化三个层面的水平的差别。

当前，信息的数字化程度还不够，流动性受限于数字化程度，智能化才刚刚开启。根据全真互联白皮书的预测，2030年后各项技术进入成熟推广期，大部分行业在数字化、流动性、智能化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令人期待。

概括以上三个层面：万物皆数、万物融合、万物智能，数字化是躯体，流动性是灵魂，智能化是大脑。满足这个三个条件可能才是真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思考不止，技术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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