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忏悔,我曾经是一名志愿者
1970年代,在中国飞速发展之前,我们看不见高楼,偶尔有几幢高楼也都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广告;我们的商店稀少,商店里的货物也稀少。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天空是湛蓝的。
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很难有所结余。对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往往不能吃饱;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粮食会略有富余,她们省下自己的粮票供给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应也是同样入不敷出。于是人们经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钱购买粮票和油票,以此维持生计。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
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
辉煌的战例只有一次,我们抓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农民。这个人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身体像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样宽。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镇,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满怀心酸和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
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
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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