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头七，国丧日，魂兮归来，音容宛在，让我们重温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来纪念逝者。22年前，2000年8月15日下午，长者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提问，Face to Face，阐明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面对这个令诸多西方政客头疼的美国名记者的尖锐提问，长者不回避，不遮掩，不恼怒，不卑不亢，平等理性，坦诚沟通，娓娓道来，谈笑风生。这种极具个性色彩的魅力外交，向西方社会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大国形象和领袖风采。我看过完整的原版视频，88个回合的交锋，比公开文稿要尖锐和精彩得多，太赞！明确立场，消除猜疑，澄清误解，释放善意，中国好声音，令世界折服。自冷战以来，东西方之间，既有文化隔阂，又有意识形态分歧，还存在地缘政治对立，此次深度访谈堪称国际公关和对外宣传的高光时刻，他是罕见的被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媒体、民众各阶层普遍接受并深具好感的红色政权国家领导人。
江泽民：首先，我想用英语说几句，时光飞逝，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是上海市长，我希望能通过你的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华莱士：您是否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江泽民：我认为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中间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风风雨雨，有的时候多云，有的时候甚至还乌云密布，但是有的时候多云转晴。我认为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大家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使得我们两国关系，向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华莱士：戈尔和小布什必有其一在您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正在看这个节目，您想跟他们谈谈您对美中关系会怎样发展的看法吗？
江泽民：对于两党的宣传与竞选纲领，我都看了，但我没有你们自己了解得深。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从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改进中美的友好关系。有人也跟我讲，你不要去相信某某所讲的对华不友好的东西，因为那是在竞选期间讲的，将来真正当选以后对中国都是友好的。我但愿如此。
华莱士：最近，中国一家报纸把美国描绘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您真的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了吗？
江泽民：我今天与你交谈，我很希望给美国人民一个信息，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所以，我不喜欢用太多的很严厉的字眼来进行交谈。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你们经济那么发达，你们的科学技术力量那么发达，所以你们有一种比较高的优势地位，往往表现的态度可能不能够对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采取一种非常平等的地位。我们很坦诚地讲，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恐怕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当政的恐怕还是有这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华莱士：你是否指美国看不起中国？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是否太显耀？
江泽民：我也不是单单说你们单纯的对中国，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而且我们有12亿多人口，中国已经通过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所以恐怕你们还不太敢小看中国。
华莱士：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
江泽民：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
华莱士：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有什么好处呢？
江泽民：那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技术这么高度发达，你们的军事指挥系统又是那么先进，你们有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我们大使馆的标志又是那么清楚，为什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使得我们中美两国共同进入二十一世纪。
华莱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会犯错误的，愚蠢的错误。这仅仅是误炸，美国人对此毫不怀疑。我们为何要炸中国使馆呢？
江泽民：克林顿好多次对我表示道歉。但是，我对克林顿讲过多次，当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12亿多人怒吼起来了。虽然我们人口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还是非常宝贵的，有3个人牺牲了，所以我对他讲，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主要是因为你是代表美国人的，我是代表中国人的，恐怕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达到完全一样是很不容易的。
华莱士：如果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是否以研制更多的导弹来作出反应？
江泽民：我们反对你们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中国考虑的就是我们绝不会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对中国来讲，我们增加我们的国防力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对美国一定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认为，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们感觉到不是大家都在从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这非常自然地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种威胁。
华莱士：如果美国坚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会增加核力量吗？
江泽民：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我们也是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始终把核武器维持在最低的数量，同时我们宣布我们绝对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
华莱士：您刚才讲，希望能改善美中关系，那么您想怎样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呢？
江泽民：我想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领导人之间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观点。1993年，我与克林顿见面，我就讲了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登高望远。戈尔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们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一首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华莱士：邓小平曾对您讲，“我希望您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您当时的答复是：我觉得如履薄冰。您当时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是否做好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准备？
江泽民：今天我可以给你坦率地讲，我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来的，我丝毫没有这个准备来当全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比我更能干更合适的人。最后，我们的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认为我是合适的，同时我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产生的。最后，我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华莱士：您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人们所说的“绵里藏针”，它是您成功的秘诀吗？
江泽民：在中国，“绵里藏针”是一种非常正面的表扬的话，对我们以前的领导人，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果断的，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到现在11年过去了，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始终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祖国尽力地做好工作。我的辛勤努力可能得到如你所说的这样的评价。
华莱士：您现在掌握着13亿人的命脉，或者说世界上五分之一人的命脉，那很不得了。
江泽民：我们大概每一天有5万多新的婴儿出生，一年近2000万人，而且这是在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率。所以我确实经常考虑怎么使得我们12亿多人生活得幸福，水平不断地提高，很难呐。
华莱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江泽民：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的教育水平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根据它自己的情况确定。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共产党只是建议，最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所有的国务院的领导和所有部长，通通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日常事务由国务院负责。共产党内权力最高的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我们政治局常委每个星期都要开会，完全是在民主的气氛当中，而且我们经常与所有的民主党派的领导要协商国家大事。
华莱士：美国，通过几个党派竞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为什么这种事在中国就是不可想象的呢？
江泽民：你们的众议院议员以及参议院议员很多次问我这样的问题，我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回答。首先，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们的议员就说谁是反对党？我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反对党，说明你没有很好地读中国的历史，你完全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全世界，想象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按照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去行事，这是非常不够明智的。很坦率地讲，我们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确实还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往往用你们的逻辑思维去推断其他国家的政治、其他国家的各种情况。我们的价值观里一直崇尚有一个很好的集体，相互协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邓小平确定的开放政策非常成功，我们现在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往往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那个世界就太单调了，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当然，这必须跟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正是由于遵循这个原则，我们这几十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华莱士：您曾讲过新闻应该是党的喉舌，您和毛都曾讲过新闻报纸应该由政治家来管理。
江泽民：我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都有它的新闻出版物宣传它们的主张，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各种电视台大概有两千多家，而且我们的地方报纸有两千多种、我们的杂志有八千多种、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书籍十万多种。毛在文化艺术领域，他也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有过“左”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尊重这个方针的。
华莱士：四年前，您曾经到中国很重要的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您对他们说，即使是一篇文章，哪怕一句话讲错了都可能会造成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新闻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江泽民：四年前我去过人民日报社，但是好像我的原话并不一定是这样讲的。我只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12亿多人，新闻的导向确实是很重要的，不管对中国的新闻界以及包括西方的新闻界，我都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我尊重所有的新闻界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事实不能扭曲。中国的新闻，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日报》，老百姓非常重视。如果它把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人们会信以为真。不像你们那儿，反正随便报，那就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报道一个新闻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无所谓。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北戴河与你谈话，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海外的报纸说我已经到了大连了。如果真实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谈话。
华莱士：您现在肩上担负的很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您对军队非常严格，是不是这样？
江泽民：我到现在为止，不知不觉地已经干了将近11年的军委。我自己认为我在军队里还是为大家所信任的，因为不需要我去打枪，也不需要我去开飞机，我应该说是作战略的决定。
华莱士：两年以前，您让军队退出生产经营，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江泽民：我认为部队经商是一个腐蚀剂。历史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军队经商以后，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最后必然是涣散了军队的军心。
华莱士：您提到了腐败这个问题。
江泽民：我到中央工作，当时邓小平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首先是抓反腐败。腐败，它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它，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继续在抓这个问题。我认为，腐败对我们来讲，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我非常仇恨它，但是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把它都解决，看来也是很困难。我认为反腐败只能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
华莱士：中国为什么要封掉一些网站呢？你们担心人们从网上获悉一点什么情况？
江泽民：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对你谈新闻自由时已经谈起过，但现在我想对于因特网，我们也希望通过因特网学到许多有益的知识，但是也要看到因特网上也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黄赌毒”，这对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我们要有选择性，正如美国同样有选择性。一句话，是希望从因特网中接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信息，不管是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的。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我想应该承认一条，你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我不是指先进的技术设备，我是指你们的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你们的要求也很高的，比如你们能不能如实地报道中国的情况。华莱士：我们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江泽民：在事实上很难。
华莱士：四年之前，您曾召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有关道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所面临的问题。
江泽民：其实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研究，不管哪一个国家，好几千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对于精神的文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是非常重视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致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致富光荣”并不是资本主义。我今年在广东给他们讲，你们现在比起中国其他的地方，比西部的省市要富了，但是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能停滞不前。我想物质丰富，道德、精神堕落，这是我们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应该共同对待的问题。
华莱士：您本人曾要求人们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您说的腐朽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江泽民：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原来的总统布什、卡特，也包括现在的总统克林顿，我们也都非常担心，青年一代的道德领域受到这种堕落的影响。
华莱士：你认为美国比中国腐朽吗？我们在向你们出口腐朽吗？
江泽民：应该这么说，由于我们双方国家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东西不一样，也可能你们认为不是颓废的，但是到中国来就是颓废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性，我想很坦诚地给你们讲这一点。
华莱士：在您接过第一把手职务的时候，您是否会说上帝保佑我能胜任，对于您来说，您的上帝是谁？
江泽民：我并不信任上帝，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也并没有一定要叫“我的上帝！”但我认为，我要依靠全体人民对我工作的支持。附：3小时57分钟，88个回合
——迈克·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故事
迈克·华莱士（1918~2012）。曾被华莱士抢过新闻故事的《纽约客》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西摩·赫什评价华莱士：“他用不懈的决心对那些当权者说真话，并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真相。也因此，他让我们轻松了许多。” 编者按：“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为其主播迈克·华莱士设计的宣传词。后来这句话成为英语世界里吓唬人的习惯用语。华莱士1968年正式加盟CBS《60分钟》，2006年退休。他登上《60分钟》主播台并确立新闻记者的职业声誉时，已经五十岁了。他审讯式的提问方式咄咄逼人，经常让受访者感到惊悚；但人人又都爱接受他的访问，其访问名单包括尼克松、卡斯特罗、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萨达姆等等。华莱士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6年，他曾经对邓小平进行过85分钟专访，最后播出了15分钟。采访时，他跟邓小平一样，烟不离手。他也是继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之后，第二个采访邓小平的外国记者。通过他的采访，邓小平向全世界传递了一句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中国的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接受了华莱士的访问，给出的条件是：不限时间，不限问题。华莱士在访问中依旧尖锐，但报道最后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也被当成中国外宣的“成功案例”。2012年4月7日，迈克·华莱士在美国一间疗养院去世，享年93岁。在众多称谓中，他最愿意使用的还是“记者”。这位典型意义的大器晚成者坚信自己“会做一辈子记者”，他也的确做了一辈子记者。“你现在风靡美国电视节目了。”克林顿对江泽民说。当时是2000年，两人一起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在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克林顿略带玩笑地向江泽民致意：“华莱士对我们都很刻薄，但你却让他像孩子一样满足地呜呜叫。”克林顿指的是不久前，迈克·华莱士在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中，对江泽民进行的专访。千年峰会后，CNN在一则报道中，提到了以上这个细节，从美国媒体和克林顿的角度肯定了江泽民在被华莱士专访中的表现。克林顿之所以觉得华莱士在江泽民面前像个小孩子，跟他自己在华莱士访谈中的待遇不无关系。华莱士采访过从肯尼迪到克林顿的历任美国总统，采访克林顿的时候，他的第三个问题：“你是流氓吗？你怎么会跟一个未婚的姑娘在白宫神圣的办公桌上，干那种事情？”2000年8月15日，82岁的华莱士在被美国人称为“中国戴维营”的北戴河——中国国家领导人疗养基地——访问74岁的江泽民，采访从14时持续到17时57分，之前有近1个小时的寒暄、预热。华莱士面前摊着一份四页采访提纲——正反面字迹密密麻麻。采访提纲中罗列了100个问题，实际采访中双方一问一答88个回合。华莱士面容冷峻，他的问题简短、朴素，但却环环相扣、咄咄逼人，并且带有相当的“普适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些也是世界对中国的核心关注。华莱士时而环抱双臂倾听，时而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他对面的中国领导人发问。他甚至会打断江泽民的回答，不客气地提醒：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请简短作答。始终面带微笑的江泽民回敬：是你先坏了规矩；我的回答大致跟你的问题一样长。当华莱士直呼江泽民“独裁者”的时候，江泽民收起笑容，直接回敬道：“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不会做任何决定。”江泽民说的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事实上，他本人是否接受华莱士的采访也是集体决定的。采访进行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用专用线路旁听采访的人坐不住了：让美国人停下来！问题问得太过分了！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双料主任赵启正找到国新办三局局长任一农：后面在递纸条，你要不要去跟美国人说，让他们停下来？任一农说：我不说；江主席自己说过：不限时间，不限问题。第一盘录像带录满了，任一农走到江泽民身边转达了场外的担心。江泽民回答：“他们受不了了？人家是我们请来的。我们答应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就应该遵守承诺。让他尽管问。”在2003年出版的《电视外宣策略与案例分析》中，“华莱士专访江泽民”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案例，被纳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09年2月11日，采访事隔9年后，CBS News的官方网站上曾贴出一篇题为China's Leader Talks To 60 Minutes的回忆性文章，称江泽民“以惊人的坦率广泛地回答了一揽子问题”。采访结束后，华莱士对江泽民说：我们进行了一场智者的问答。在两位智者过招之前，双方准备了两年。2000年8月15日，华莱士在北戴河采访江泽民。在那次采访中，江“以惊人的坦率广泛地回答了一揽子问题”。
1998年5月，华莱士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通过公关公司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同时递交了采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申请。总领事馆对采访的可行性进行初步评估，把报告转交给国务院新闻办。国新办责成第三局局长任一农具体处理此事。美方表达的初步意向是在《60分钟》栏目中以半小时的篇幅播出对江的访谈，并力争在美国国会台播出更完整的一小时半。美国人甚至拟好了访谈播出时打出的标题“红墙内外”。国新办调集以往华莱士对各国元首的访问，发现除了《60分钟》的片头之外，从无高端人物访谈冠以特别标题的先例。任一农向美方委婉表达了中方对这一“特殊关照”的反对意见：这个标题太泛，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虑，它并不吸引受众的眼球。美方欣然接受。与此同时，中方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使领馆、外交部相关司、国新办第三局做世界关于中国问题的舆情汇总，以预测华莱士可能会涉及到的话题。在此基础上，第三局向上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接受华莱士的访问，我方可以实现几方面的诉求：借CBS News的世界级发布平台，做中国领导人的权威性新闻发布，既包括政治体制、人权、西藏、台海关系等问题，也可及时把中国政府对李文和案一类热点话题的态度传递给西方受众；在此基础上，展示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用事实、现实情况告诉西方：中国人不是青面獠牙、不讲人情的怪物。当时，接待团队给总书记的信号是：你已经在中国最高的岗位上，带领一个团队执政十多年了。中国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说？有什么事情你说不清楚？你有西方文化的积淀、有很好的英语，在沟通上没有困难，有什么话华莱士会听不懂？有关部门就华莱士提出的采访申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有专业人士提出，按照美国严肃电视节目的操作惯例，耗片比是4 1，如果美方承诺1个小时的播出时长，中方应该保证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有人提出不同意见：1986年，华莱士采访邓小平只给了60分钟时间，小平同志意犹未尽，讲到85分钟，笑说：我犯规了，超时了。这次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同志，有必要给他那么长的时间吗？专业人士解释：华莱士采访小平同志的时候没有要求美方承诺播出时长，所以采访了85分钟，最后播出了15分钟。现在对方已经承诺两次播出，比照1个小时的国会电视台版本，4个小时的采访是必须的。与会者取得共识：按照美方承诺的播出待遇，配比给对方4小时的采访时间。会后，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和江泽民直接沟通，江泽民做出明确授权：临场对华莱士不限采访时间、不限问题。中方正式复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迈克·华莱士的访问。然而，“九八洪灾”出其不意到来，采访只能延后。1999年，《60分钟》再次按照程序递交了对江泽民的采访申请。这次，又遇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采访只能再度搁浅。2000年初，华莱士再次致函中央对外宣传办和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言辞恳切：我今年已是84岁高龄，曾采访过邓小平，希望在有生之年采访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这次的采访时机选择得非常巧妙，当年秋季，江泽民要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为配合江泽民赴美，“中华文化美国行”大型系列活动也将在美展开。中国比此前两年更加需要一个理想的平台，让自己的领导人在西方亮相。按照双方的约定，华莱士的访问会在江泽民访美前两天播出。正式采访开始之前，中美双方就采访大纲进行了十个回合讨论，书面文件、电话、面谈。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和国新办三局局长任一农两度赴美。第一次见面，华莱士在比他年轻21岁的任一农面前“倚老卖老”：中国怎么派一个儿童来？第二次见面，任一农在饭桌上调笑华莱士：迈克，你得罪了我。我的新闻工龄可不比你短，而且我是名校毕业，你并不是。在双方的笑声中，华莱士轻松表达了歉意。虽然他并不确切懂得任一农履历的分量：北京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采访部主任；中央民委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办公室第三局局长……但他很快就知道，这次他遇到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同行。任一农问华莱士：你知道如果是我，我最想从这次采访中获得什么样的新闻吗？能做标题的新闻！华莱士用微笑和拍对方肩膀的方式表达他的赞同和他对对方意图的洞悉。任一农又说：陈水扁这个人很有意思……华莱士脱口而出：我很讨厌他！“我就知道了：台湾问题不会多谈。”任一农事后说。华莱士也向任一农提问。他表达了对“三个代表”的浓厚兴趣。任一农就组织人力把江和各级领导对“三个代表”的论述翻译成英文。然而在最后的采访中，“三个代表”只被华莱士轻轻带过。双方你来我往，有虚有实，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华莱士在采访中将涉及三方面的话题：中美关系、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国内的情况。在正式采访之前，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事先看不到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也不给你！”任一农事后说。此前两年为应对华莱士访谈而做的舆情收集工作此时派上了用场。中方在美方划定的宽泛话题中梳理热点，准备了一百多个对方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后来的采访验证，这批模拟问题的命中率达90%。包括任一农在内的“智囊团”建议江泽民用英语回答一部分问题，并准备一些从小喜欢的诗词歌赋。考虑到古典诗词现场翻译的难度，智囊团特意从外交部翻译室调来高级翻译，圈定可能会提及的诗词。但在《60分钟》的播出片中，这些古典诗词修养基本没有得到展示。早在1998年，中方曾为华莱士设计过一个近乎完美的采访流程：汽车把摄制组一行直接送到江泽民办公处的外面——从下车到走进办公室要走多少步，事先已测算好。摄制组进入江泽民书房，浏览藏书、字画。接下来，华莱士的访谈正式开始，在书房中着重谈中国的施政纲领一类严肃的问题。之后，转外景，江泽民与华莱士在中南海的亭子里坐下来，喝龙井茶。亭子里的话题是中美关系……采访地点从中南海搬到了北戴河的国家领导人休养基地。美国人把北戴河比作“中国的戴维营”。在迈克·华莱士之前，还没有一位记者走进“中国的戴维营”。这并不是中方的刻意安排。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正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江泽民是当然的与会者。2000年8月11日，包括华莱士在内的《新闻60分》摄制组8名成员住进北戴河外交宾馆——8名成员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要求。按惯例，欧美成熟栏目的黄金编制一般是8人：制片、主持、脚本撰写人、录音师、录像师、助理、联络人。正式采访安排在8月15日下午。双方有四天的准备时间。美方现场勘测非常精细：他们用28支温度计测量室内温度以确定现场色光；华莱士对江泽民的7副眼镜都了如指掌，他建议江主席戴那副意大利窄边眼镜，效果会更好；美方剧组人员发现采访室的椅背很高，拍成画面，椅背最上端的横档会刚好出现在拍摄对象的脖颈后面。中办召集木工，连夜把座椅的椅背改低。按照双方的设计，在室内采访之前，华莱士会做30分钟左右的室外采访，话题是江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预先设计好的模拟问题包括：江主席是如何被抚养长大及所受的教育；是如何对政治产生兴趣的；在成长过程中受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同普通中国人有着怎样的联系？江主席如何评价自己，如何激励自己前进？最大的自豪是什么？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给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忠告是什么？户外访谈部分在CBS News的播出片中一带而过。转场室内，双方真枪实弹的唇枪舌剑正式开始。华莱士说：我看过关于你的12本书。江泽民微笑着回答：是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访过我。华莱士援引《中国日报》的报道，问江泽民怎么看待“美国是世界和平威胁者”这种说法。江泽民回答：坦率地讲，因为经济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美国倾向于高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但今天我想借此机会传递对美国人民的善意。所以我不想在我们的交谈中使用过多的尖锐词汇。江用天气形容中美关系：风、雨、多云，甚至阴云密布都曾有过，有时也会阳光灿烂。中国希望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纯粹的政客辞令。”华莱士点评道，“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在被问到是否相信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被误炸的时候，江泽民清晰地回答：“以美国的顶尖科技，所有关于‘误炸’的说法都难以让人信服。况且，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标识清晰得不可能被弄混。所以，‘误炸’为什么会发生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克林顿总统曾多次在电话中向我就爆炸事件道歉。我告诉他：既然你代表美国，而我代表中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取得百分之百共识的。”双方谈到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江泽民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中国和李文和案没有关系。中国人把李文和看作一个声望卓著的科学家。访谈结束，6名在现场架机拍摄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抬腕看表，只差几分钟就4个小时了。大家在一刹那间，发现自己肩颈酸痛、肚子咕咕叫。中方人员退场后，华莱士的团队留下来清理现场，把现场遗落的纸片、矿泉水瓶装进他们从美国带去的垃圾袋中，把所有的座椅恢复原样。任一农从这个细节中看出美国新闻媒体的一个信条：我来过，我走了，此地没有发生过事情。当天晚上8点半，中方的三位工作人员开始分头把华莱士采访的录音整理成中文。到凌晨2时，三部分整理完成，交给任一农统稿。凌晨5时，赵启正被叫醒，录音整理稿送到他手上。早晨6点到7点之间，文稿已经交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手上。当天，江泽民要乘火车返回北京，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对整理稿做了最后的审核。江看完，文稿移交到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室很快把它译回英文。按照中美双方的约定，对外使用的图像一律用CBS News的，文字则以中方整理的文稿为准。此时华莱士已经回到美国。在节目编辑得差不多的时候，CBS News召开新闻发布会，美联、路透、法新等几大通讯社对外发布了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消息。各大报纸、电台跟进。到了节目播出的时候，整个美国似乎都在翘首以待。按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供的数据，有4000万人收看了华莱士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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