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0万老年农民工，去工地前要染发美白护肤

初春的合肥寒风瑟瑟，一群老人却已经开始动身。

其中一位老人名叫李庆友，今年69岁，来自淮南刘岗镇。

每天凌晨4点，他就从床上爬起，和同伴们蜷缩在一辆漏风的货车里，颠簸两个多小时来到工地，狭小的车厢每次都挤得他腰酸背痛，但他都一言不吭。

为了省钱，李庆友在家里先将菜烧好，米淘好，然后在工地蒸饭、烧水、热菜，这些操作用的都是一个用铁桶改造的蒸锅完成。

一天下来，收入只有60元，偶尔还会加班，一个小时另加7元钱。但尽管这样，他依旧很知足。在李庆友看来自己年龄大了，能有活干就已经很不错了。

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59岁的河北人老辛身上。

4年来，他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最奢侈的一次消费，是花80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老辛还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承德修摩托车，小儿子去了南方打工，全都漂泊在外，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万块钱。

4万块钱在别人眼里不多，但却是他全家种地多年都赚不到的数字。因此，哪怕再辛苦，他都觉得十分满足。

在一个采访中，我还曾看到过一位65岁的大爷，他是一位工地上的装卸工。

他的工作量不小——普通水泥100斤一包，他一天要装卸六七百袋水泥。

对当记者问他累不累时，大爷淡然地一笑：“一个月能弄个四千块钱吧。”

辛苦如此，也觉得很开心，很坦然，平静面对，没有抱怨。

02

虽然老年农民工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干活，但是各地政策不让他们干了。

比如，上海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那么许多人好奇，出台这项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负责人是这样回答的：

“考虑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都与风险要素相关。”

能看出，出于安全考量，是禁令的初衷。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统计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老年人给行业带来的风险太大，且风险不可控。

但与风控慢一拍的，是处理老年农民工的后续安置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不成问题，但想要获得一份中高等收入，难度就要远远大于城镇内了。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帮助大家做过对比，“现在北京的劳动力市场上，普工一天是300元，如果他回村去做农业，一天能有30元吗？农业对劳动力要素的回报，恐怕一天不超过30元。”

但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肩上承担并不是只有自己，还有整个家庭。

随着中国浩浩荡荡的城镇化进程，农民工的后代一波又一波从农村涌向县城、城市，而他们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毕业后的安居费，全都必须要依托家庭才能支付得起，这也让这些农民工很难成为“悠然养老”的一代人，心安理得地回归田园。

他们必须要尽己所能，赚取更多的报酬，甚至不惜瞒报年龄、化妆，或者去不正规工地，打没有劳动合同的零工。

2012年5月，已经年逾六旬的老赵开始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一处建筑工地打工，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灾难从天而降。

2012年11月6日，老赵与工友踩着凳子拆除屋里的架子，不料期间凳子突然歪倒，老赵摔落在地受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在老赵住院治疗期间，建筑公司交了一部分医疗费之后便不再出钱。

建筑公司给出的解释也无法令他信服。

公司和老赵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没有责任继续赔付。

2013年2月，老赵的病情逐渐稳定，于是他向承德市劳动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同时，为了确定与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老赵的家人又找到承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老赵的年龄超过60周岁，已经不符合劳动仲裁的条件。

无奈之下，老赵只好采取诉讼程序。

2013年2月26日，老赵将建筑公司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从而使其获得应有的工伤补偿。

在法院，老赵得知，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超过60周岁，用工单位将不允许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如继续工作，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为劳务关系。而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为劳务关系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超过60周岁的劳动者将不能被纳入认定工伤保险的范围。

此时脑海中闪过一句话：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可能就是压垮人的一座大山。

只不过这座大山掉下来实在太突然，没有给老年人们一丝防备。

03

另一边，工地同样没有做好老年人离开的准备。

如今这代老年农民工的主力军，普遍出生于60、70年代，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两个鲜明的时代标签——庞大的人口数量、落后的教育水平。

从1962年开始，我国人口仿佛踩了油门，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左右，最高时甚至达到2954万（1963年）。

但相对于猛冲的人口数量，那个时代的教育配套还处于“热身”阶段。通过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我国受过教育的人口仅为33%，其中小学文化为总人口的27%，初中人口为总人口的4%，高中及其以上就更别提了，实属凤毛麟角。

这点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能出端倪，比如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宋丹丹就自嘲像她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被人戏称为是“盲流”。

那么这代人还能在劳动岗位坚持多久呢？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5年发表一项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则由1970年的稍高于60岁，增至2013年的75.4岁。也就是说，距离这代人的平均，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仍然可以被勉强划入劳动力的范畴。

为什么这些人，到了退休年纪还要继续作为劳动力？

因为，缺少接班人。

从数据来，1985年到1997年，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其中最高峰的1987年甚至达到了2508万，1988年到1990年年出生人口都超过了2300万。1994年之后，年出生人口开始低于2100万。1998年之后年出生人口开始低于2000万，直到近年来越来越不景气。

就在这代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同时，80、90年代的新生儿却进入了中国教育已经逐步完善的时代。到了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74万人，比60年代足足增长了53倍。新时代年轻人，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人口在下降，教育水平猛增，这样的组合带来的结果，便是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室内的、薪资较高的脑力工作。

这点我们也能从数据中看得出来——根据《2021应届生就业趋势报告》统计，2021年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为6030元，高于农民工平均薪资三分之一。

当然也不排除80、90后有进入工地的，但越来越少。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农民工，逐渐变为毕业生的“下下签”。

也许等待老年农民工并不是真正的“卸甲归田”，而是不公平待遇，是失去同工同酬的机会——这些才是我们最害怕看到的。

尾声

阻止这一幕发生，在于转换看待这件问题的角度。

比如《北京折叠》有这样一幕，垃圾工老刀听到环保公司跟领导推销分类机器，领导说用不用机器问题不在成本，而是需要考虑第三空间垃圾工的就业问题。

相似的逻辑在建筑行业同样适用——怎样让老年建筑工人体面地退出建筑行业，离开这个行业后依然能找到生计，有生存空间，这才是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解决方案也在一步步完善。

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建议，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同时，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带动增加收入，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再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陕西省总工会开展“送体检进工地”万名农民工免费体检活动，组织医务人员走进多家建设单位，分批次为一万余名农民工开展健康体检和医疗咨询。通过体检，来筛查出身体不能继续工作的农民工，而不是靠年龄。

通过越来越多这类建议和政策的出现，农民工的困境才能真实被改善，难题才能真实被解决。

毕竟解决老年农民工所遇到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解决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问题。

宋代诗人梅尧臣曾写过一首诗《陶者》，内容是这样的：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我们也同样希望那些将一生奉献给工地、道路、桥梁、隧道、工厂等的劳动人民，也能在“掏尽门前土”后，过一个幸福、充实和体面晚年，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分享给朋友或朋友圈请随意

参考资料：

《一纸“清退令”背后的农民工：想孩子们上完学结完婚就不干了》南方都市报

《老去的工地、回不去的农村 大龄农民工该何去何从》中国青年报

《从工地逐步“退场”的超龄农民工 》新京报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玻璃门”，农民工养老进退两难》第一财经

《高龄民工劳动保护尚缺共识之殇 超龄工伤难获赔》人民网

《人生最大的福报，是做一个普通人》有书

《河南：52岁父亲在外打工，晚上睡桥下，3天只花50块钱》艾比姐姐聊趣闻

《揭示4600万老年农民工生存现状：夹缝中的苦与累》中国青年报

《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每日人物

酷玩实验室视频号

热点视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