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问一句，黄桃罐头啥时候进医保？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生病了就想买一罐黄桃罐头。

以至于在“放开”后，黄桃罐头成了仅次于连花清瘟胶囊的“药品”，家家户户都要来一罐。‍

制桃大户林家铺子连夜发文，声明“黄桃罐头不是药”，劝消费者理性囤货，不要盲从。

但大家哪里肯听？

发烧的人越多，黄桃罐头卖得越好。

关于黄桃罐头的神秘力量是这样解释的——

在东北地区，传统上人在生病之后，第一时间会得到一听黄桃罐头作为病中抚慰。

当所有人连续多年那么做，因为愿力所集，精诚所至，黄桃罐头就脱离了原本的水果罐头身份，上升成为一种祛病驱邪的神物。

黄桃罐头之所以上升到“神药”的地位，原因很简单：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黄桃罐头是好东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果罐头只得抠抠搜搜攒着买，不逢个年遭个病，家里都舍不得吃一回。

《我的兄弟姐妹》里，小妹扁桃体发炎躺了医院，迷迷糊糊侧过头嘴馋隔壁小孩的橘子罐头。

爹妈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哥哥咬牙摸出存钱罐，一股脑全押给了小卖部，买了一罐黄桃罐头。‍‍‍‍

就连吃剩的空罐头都难得，玻璃罐子又厚又瓷实，拧着抹布给它刷亮堂了，拿来装白糖、腌咸菜、打酱油都是体体面面的，一份钱掰成两份使，水果罐头里装的其实是对生活的盼头。

摔碎了也不要紧，《老爸的筒子楼》里兴冲冲抱回一个红果罐头，摁在水泥洗手池边上，拎起菜刀就开始敲，铁皮盖子刚刚敲出几道印，一个手滑就摔了稀碎，边上几个小孩见了赶紧围起来。

在东北人的童年印象里，咳嗽了、发烧了、考砸了、摔破脑袋了，只有黄桃罐头能把这昏天黑地的乾坤倒转回来。

无数倒霉孩子的哼哼唧唧，都停在了爹妈那句“吃不吃黄桃罐头”里。

瞧瞧《东北一家人》，女儿们甚至拿出辟邪的架势来抢黄桃罐头，把牛大婶唠得一愣一愣的：

“妈你听我说，今年这鬼节跟往年不一样，说是阎王爷他妈逝世一万周年。

他因为心情不好得往回招人，天下当妈的都有难，只要是当闺女的都给妈买两瓶黄桃罐头破解，逃离就行了。”

牛大爷一个回头就是“啥玩意儿啊这扯淡”。

编剧瞎说归瞎说，但黄桃罐头的东北地位是一下子就清晰了，那个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舌头尖儿上都是盼着能来俩水果罐头吃吃。

电影《芳华》里，追女孩儿都要用黄桃罐头来讨欢心。

在那个年代走亲戚、串门子谁不拎一箱水果罐头去，是一件特别有面的事儿。‍‍

长春的苹果、广东的菠萝、上海的莴笋、福州的枇杷......

薄薄的包装纸上画着胭脂红桃，果皮涂得只只饱满，老派印刷体在一旁堂堂写着“糖山楂”“酸黄瓜”“长抱梨水”“糖酱杏子”……

只因吃新鲜的水果太奢侈了，在那个时代，大棚技术还没有普及，不要说反季水果，就连应季水果都买不到。

即便是可以买到，又有哪个家庭能奢侈到随便吃，都是等到走亲戚，逢年过节送礼准备的。‍

但新鲜水果有保质期，放上一礼拜准腐烂，于是罐头成了“新鲜水果”的替代品。

但那个时候的人苦啊，就连水果的替代品也不能经常享用。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罐头产业主要发展目标是出口创汇，并且出口对象主要是前苏联。

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罐头总产量16万吨，其中出口8.2万吨，超过一半都是用于出口。

当时，统一管理食品出口的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还专门设立部门，负责罐头出口的工作。

由于出口苏联，罐头在当时也是一件奢侈品，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得上。

在上海，毛脚女婿上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拎四式礼品送给老丈人，除了咖啡，香烟，进口火腿，剩下的一样就是罐头。

到了东北，黄桃罐头又成了每家每户必备的灵药。凡是小孩感冒发烧了，就祭出一碗。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罐头产业犹如一个庞大的罐头集团公司。1958年全国就有22家原轻工部定点的罐头出口企业，之后逐年增加。

原国家商检局就扮演着集团品控部的职责，不允许把不符合标准的罐头产品销到国外，否则会造成中国罐头信誉受损。

而中粮为主的各地粮油进出口公司就相当于集团的外贸部，负责把罐头厂生产的罐头出口到世界各国，并根据工厂和产品使用相同或不同的品牌。

比如，福建省的罐头厂就使用“水仙花”牌对外出口，天津、河南的罐头厂使用“长城”牌，上海、四川的肉类罐头使用“梅林”牌，广东罐头厂使用“珠江桥”牌。

当时，中国罐头出口品牌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象山“牌、“天坛”牌等。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罐头产业的“工贸检一体化”体制。

1973年，中国罐头出口创汇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并在5年之后的1978年突破2亿美元，1980年突破3亿美元，1986年突破4亿美元，1988年更是从1987年的4.6亿美元一跃达到了6.2亿美元。

出口量在1988年突破50万吨，创下了56万吨的历史新高。

各地国有罐头企业稳步增长，在各地都扮演着“明星企业”、“利税大户”的光荣角色，也成了各地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就业热门工厂。

上海梅林罐头厂、广西南宁罐头厂、漳州罐头厂等成为行业中的旗手。

除了东北的“黄头罐头”外，各地也有自己的“罐头神”。‍‍‍‍

在物资紧俏的年代，罐头不是方便而是难得一见的美味。久而久之，吃生病吃罐头的习惯就延续了下来，即便是物资充裕的今天，生病时记忆中的味道依然翻涌而来。

在南方，菠萝被抽去了硬芯，空心的厚片实实在在的码在马口铁罐头里，浸在甜蜜的汁水中。

杨梅产期短、保鲜难，只有身处杨梅产地的人才有口福，杨梅罐头，算是解了“外地人”的馋虫。

荔枝罐头的诱惑力也很大，果肉硕大，晶莹剔透的白， 吃的时候在口腔里绕两圈，甜甜的糖味舍不得一口吃完。

原本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模样，舔一舔水果的清甜就活色生香了，病情也好去了大半。

现在水果罐头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地位，在商品日益增多的今天，实在有太多选择。‍‍‍‍‍‍‍‍‍‍‍‍‍‍‍‍

但一到生病，大家还是会想起黄桃罐头。‍‍

物资匮乏的年代，黄桃罐头成在着大人们对孩子的关爱，他们总想办法给我们补充点营养。‍‍‍‍‍

比如说：70年代的麦乳精。

到了80年代，各种各样的罐头横空出世，最知名的就是东北的“黄桃罐头”。

当然，还有老式奶油蛋糕。

90年代，南方黑芝麻糊。‍‍‍‍‍

这些营养品跟随着一批80后、90后一同成长，最终消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食品中，一个黄桃罐头能有多少钱？

但直到今天，“咱今儿破例打个水果罐头吃”这句话里仍旧藏着一种花不了多少钱却喜滋滋的小确幸。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