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一章：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下）

《山居续忆》

第十一章

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徐家祯

(下)

“文革”中带领学生去宝山果园学军

（右二为作者，右一为李家驹老师）

（接上篇）那么“文革”前我与孙校长的关系呢?那就可以用“不即不离、敬而远之” 八个字来形容了。

          我进建东时实足还不到二十岁，只比我的学生只大四、五岁 (记得我教 的第一个班里有位留过几次级的女生，已经二十岁，比我还大一岁);毫无社 会经验，既不会“靠拢组织”，又不懂如何讨好领导。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 亲因在国民政府任过法官，那时已被套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对政治、党团 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入党、入团的愿望和要求。其实，连做老师都并非我的本 意，当时我被分配去读师范中文系已经大大违背了我的志愿。进了建东，我只 想兢兢业业完成我的工作，并不想在工作上作出什么成就，更不想以后可以晋 级迁升。甚至在经济上，我都并不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我 的工资并不需提供家用，我的月薪在当时只够让我用来买六、七张慢转唱片而 已(注 4)，只能作我零用的一小部分。所以，那时上完课、教完书，我马上回家，躲进我父母三层楼大房子里二楼那个属于我的书房兼卧室，听我的音乐， 看我的小说，玩弄我的照相机、电唱机、录音机，关注我的爱好 —— 买书、收 集邮票、唱片、明信片，与外国笔友通信 ...... 完全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社会截然 不同的世界里。

          对于我这样一个虽有家庭问题，却无历史问题;虽不要求上进，却也无 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虽不靠拢组织和领导，却也负责、敬业的年轻人，我想 孙校长是把我列为既不重用，也不排斥之列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文革”之前 几年中，我都不记得孙校长是否找我个别谈过话。我想，即使谈过，大概也只 是谈些希望我与家庭划清界限、靠拢党团组织、政治上要求上进之类一般性的 内容吧。

          总而言之，我虽然十分佩服孙校长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但是，对我 来说，我觉得他只是高高在上的学校最高领导、党组织的代表，与我毫无个人 利害关系，因为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业务上，都没有必要 有求于他。

          孙泰升校长与我发生个人关系，那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情了。

          “文革”的真正开始，对我们来说，是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学校的运动在孙校长动员下马上开展起来了。大字报 立时三刻铺天盖地，但是，都是针对所谓“隐藏起来的地富反坏右”的。不久， 像陈亮东之类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工都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小小一个一百 多名员工的建东中学，被关进“牛棚”的“黑分子”就有十多个。

          不久，北京就出现了“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所谓“扫四旧”，就是扫除社 会上的旧文化。但不知怎么一来，“扫四旧”马上摇身一变成了“抄家”风。上海 的抄家风只比北京晚刮了两三天。八月中旬，所谓“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家已 经开始有“红卫兵”进去“扫四旧”了，但很快，这股“抄家风”就被上海旧市委制止 了 —— 那时，不要说上海市委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 是刘少奇作为堂堂国家主席，不是也蒙在鼓里，不知道这次运动的真正动机竟 是要置他于死地吗?所以，运动一开始，他还派工作组去北大、清华，想领导 学生搞运动呢!正当上海旧市委制止了“抄家风”，我们正在庆幸成了“漏网之鱼” 之时，谁知，八月底，《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说:红卫兵抄地富反坏右的黑窝，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变天帐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于是，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原来属于我们家族拥有的工厂的“造 反队”就敲锣打鼓地来我家“抄家”来了。

          关于抄家详情，我与母亲合作的《山居杂忆》一书中〈抄家〉一节已有 详细叙述，在此不再重复。(注 5)

          正当厂里“造反队”在清点他们准备拿走的金银财宝、贵重物品之时，我 们的后门又震天响地被敲打起来。我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建东中学一支主要由 高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大约三、四十人，也来“抄家”了。我不教高中，所 以高中学生基本上都不会熟悉我;即使他们在校园里也一定看见过我，但是， 决不会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更不会清楚我的家庭地址。显然，他们这次来抄家 一定是学校党支部安排的了。不过，第二天我去学校，知道昨天晚上全市统一 行动，无数所谓“四类分子”家庭被抄;建东老师中，凡有某种“问题”的，也都 有学校“红卫兵”去抄家，所以，显而易见，抄我们家并非针对我一人的，孙校 长只是又一次忠诚地执行了市委的指示而已。

          不过，建东“红卫兵”晚来了一步，我家最贵重值钱的物品都已被厂里的 “造反队”装车拿走了。然而，我们三层楼十多间房间里的东西实在太多，工厂 “造反队”连古董、书画、家具、衣物都一件不拿，就已经装走了两卡车。于是， “红卫兵”就捡书籍和字画拿，因为他们视这些物品为“四旧”。当然，作为学生， 对书籍总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边搬边翻看起来。二楼后间一间平时不住人的 客房里，父亲放着两只玻璃书橱，橱里大部分是画册，除了一套日本出版的精 装《世界名画全集》，有几十本之多外，还有一些中国线装画册。“红卫兵”们 索性坐在地板上细细翻看起来。

          查抄到半夜，肚子饿了，他们来问我有没有吃的。我在橱里找出几个云 南火腿罐头给他们。他们在厨房里找出大米、蔬菜、油盐酱醋，叮叮当当自己 动手做起饭菜来。做好了还来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吃，说:“你们不是牛鬼蛇神， 与你们父母要分开来对待。”其实，他们对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打骂或训斥。到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叫来两辆“黄鱼车”(上海叫前面用自行车拉的拖车为“黄鱼 车”)，装走了几百本书籍，还拿走了我房里的一套音响，说是“红卫兵司令部” 暂时“借用”一下，就回学校去交账去了。连我放在二楼后间一个橱里的三百多 张慢转古典音乐唱片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目!当然，那套“借去”的音响后来 就不了了之，再没归还。

          记得几天后，一位高二学生、姓彭的“红卫兵”头头还来跟我商量，说能 不能借我家底楼三个房间，让他们做“司令部”。我推说要问问父母，想拖延几 天再说。不想，后来北京“红卫兵”、长宁区延安中学“红卫兵”，还有来路不明 的“红卫兵”，一批接着一批来“抄家”，最后，得到我们厂里“造反队”同意，“红 卫兵”查封了绝大部分房间，只留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让 我们使用，所以，建东“红卫兵”想借用我家做“司令部”的打算也就不破自灭了。

          再过了几个月，运动风头忽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本来孙校长与 全国所有单位的领导人一样，以为这次运动也是由他们领导，批斗一下“四类分 子”就算了结。谁知，结果发现，原来“文革”的主要对象不是“老反革命”而是“新 反革命” —— 所谓“走资派”，也就是领导们自己!

          建东中学当时有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位是正党支书兼正校长的孙泰升， 还有一位就是姓朱的副党支书兼副校长，是位女性。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风 暴”爆发，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队”接管了上海市委，成立“上海革命委员会”。 旧市委倒台，建东的正副两位校长也同时进了“牛棚”。

          就像当时上海和全国所有地方政府一样，建东也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保 原当权派的所谓“保皇派”，另一派就是反原领导的“造反派”。其实，建东的实 权是掌握在孙泰升手里的，朱校长只是一个装样的傀儡而已，所以，建东的教 师和学生，就以“保孙打朱”还是“打孙保朱”来分成两派。孙泰升身边本来就有 一批全心全意拥护他的老师和学生，现在，这批老师和学生就形成了他的“铁杆 老保”，坚决捍卫孙校长。以前不被孙泰升重用的一批老师和学生，就自然形成 了“造反派”，坚决设法要打倒孙泰升。

          我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现在“革命”却革到我的头上来了，连本来我可 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安乐窝”也已不复存在。再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 语文教研组中与我关系最好的一批教师都是属于“造反派”的。于是，我也就理 所当然地成了“打孙派”。不过，在“打孙派”中，我既不是骨干，又不是打手， 只是摇摇笔杆子，写写大字报而已。更多的时候是代人抄写大字报，因为他们 说我写字写得快。于是，我的一手好字，就这么给练了出来!

          “文革”进展了两三年，“走资派”已经都被揪了出来，于是，运动又进入 一个新阶段，叫“一打三反”。“打”什么“反”什么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大概上面总 号召要“革命群众”再深挖隐藏在“群众队伍”里的暗藏“反革命”吧。记得一次会上， 孙泰升不点名地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第二天，还在校门旁边贴了一张大字报，里面也提到学校里有人与外国通信。关于此事，我在八十年代发表于墨尔本 《海潮报》上一篇题为〈我与笔友的故事〉的文章中(注 6)叙述过，不用再说 一遍了。

“文革”中与 73 届学生赵建国摄于建东中学校门口 (背后可以看到墙上贴的大字报)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政治空气宽松，我与海外笔友通信的事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到了“文革”，大家疑神疑鬼，即使有海外亲友的家庭都有被怀疑 为“里通外国”的可能，更不要说我跟四、五十位素昧平生的外国朋友通信了。 所以，此事要是弄大，我很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甚至拘留 起来，调查个十年八年，最后即使“查无实据”被释放出来，也已经够我苦一辈 子的了。这是非常可能的结果。而那时，孙泰升在大会和大字报上都提到我这 件事，居然事后无人“上纲上线”把事情弄大，反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真 可以说是个奇迹了。我想，凡参加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会同意我的想法。 

          “文革”结束之后，我很快就去了美国，后来又转来澳洲工作、定居。听 说孙校长后来很快调出建东，在静安区当了教育局长，不久又被调任为静安区 业余工业大学校长。但是，当然，他与建东中学还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再说，以前他周围的一批师生，也还是与他常有来往。所以，〈我与笔友的故 事〉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就复印了一个副本从澳洲寄给那时还在建东中学任 教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很快就把该文传给了孙校长。过后，我就把此事忘记 得一干二净了。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09 年十月，我回上海旅行，在一家饭店请建东语文 组以前的一批老同事聚旧，邻座是一位与孙校长关系很好、来往密切的严老师。 席间，她小声对我说:

          “你写孙校长的那篇文章他看到了，觉得有点委屈。”

          “是吗?怎么啦?”我说。

          “他说，实际上，他对你印象一直是不错的，也没有要把你当反革命揪出 来的打算。他说，事实上，他还做了一些工作保护过你呢。”

          我说，“啊呀，其实呀，就算孙校长当时要把我当作‘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揪出来，现在想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谁都头脑发昏、是非不分，什么 事都按照当时的政策来办。他那时是建东党组织的代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 大胆怀疑我，也是应该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时大家都在做戏罢了。其 实，我对孙校长也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的倒决不是假话。八十年代写那篇文章时提到孙校长，可能还确有 点想出出怨气的想法;现在又过了十多年，心平气和地想想，那时他是党的领 导，我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群众，大家都只是在认真地扮演着自己应该扮演 的角色罢了。我们之间都并不存在什么个人的恩怨。

          严老师听了点点头，说:“孙校长已经八十了，他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 要人照顾。他自己腿脚不行了，出门要坐轮椅。但是我们还常去看他。每年总 要与他到饭店吃几次饭，大家轮流请。”她说的“我们”，就是指建东以前“保孙 派”的老师们吧。

          我说:“那么请你以后见到孙校长时代我向他问候，并替我解释一下吧。” 严老师说:“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他?他家离我家很近，我可以陪你去。”

          我一想，觉得严老师的建议倒也不错，不是可以趁机把事情当面解释一 下，以释前嫌了吗?于是就与严老师约了一个时间，去拜望老校长。

           那天，我与严老师约好在打浦桥一个地铁站附近碰头，由她带我去孙校 长家。记得孙校长住在一栋高层公寓里，居住条件不错。我去时还不忘带了两 本我出版的散文集去送他:一本是《山居杂忆》，一本是《东城随笔·人物集》 (出版时忘了把《我与笔友的故事》也收进去了)。我把这两本书题了字送给 他，一则是让他做个纪念，一则当然也表示我与他并无旧嫌。

          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孙校长当校长、书记时，我不记得曾经与他 有过个别谈话的经历;没想到现在我在已作了外国公民、与他真的毫无关系的 情况下，倒会在他家里有个与他面对面个别谈话的机会!

          孙校长外貌基本上没有很大改变，只是长胖了一点，也苍老了一点。站 起来有点困难，走路就更不行了。我把书送给他，也解释了一下我在文章里写 到他并不是对他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回忆当时的实事罢了。他也说了些他以 前对我看法，说“一直很欣赏我的业务能力”、“对我踏实的工作态度印象很好”， 与严老师几天前告诉我的基本一样。他还说:关于我跟海外笔友通信一事，“文 革”前公安局就有人来学校了解过我。孙校长向他们解释了一下，就把他们挡了 回去。这，大概就是严老师说的“孙校长还保护过我”的那件事吧。

          我与严老师没有久坐就告辞了。临别，孙校长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澳洲 去，我好像说还有一周吧。孙校长就说，在我走前要请我吃一次饭。我想，他 可能说说而已，不一定马上能安排出时间来。

          没想到，只过了一两天，严老师就来电说孙校长已经安排好了，请我和 老建东的几位老师一起在静安区一家饭馆聚聚，要我务必出席。我一方面很感 激孙校长的诚意，一方面觉得，这样也好，把我们之间原来所有的隔阂用一顿 饭彻底消除掉，岂不是很完美吗?

          记得那天到席的大约有十位老建东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我已经十多年没 见过面的老师。孙校长做东，我是主客，坐在他的边上。其中一位姓张的政治 老师还带了一张他写的书法送给我，大概孙校长事先已经告诉大家，这次是请 我吃饭吧。饭桌上，大家谈得很欢快。我不断给孙校长夹菜，最后还把他搀上 了出租汽车。他说:他们这样的聚会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希望我以后回上海再 参加他们的聚会。没有想到，这次与他的见面，竟成了永诀。

          现在，孙校长已经与世长辞了。俗语说“盖棺论定”，那么，我想，我也 应该可以给他一个“定论”了吧。

          我觉得，要是把孙泰升作为一位老同事来看待，那么，应该说他还是很 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极其念旧、讲交情、有义气、肯帮老朋友、老部下和老学 生。这就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源。而要是把孙校长当作一位领导来看的话，那么， 我觉得他是位能力极强的领导干部，能用人，有雄心，有目标，有实干精神， 也有威信和魄力。我想，做一个中学校长，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要是他有机遇能当个区、市的领导，我相信他也一样能干出一番成绩来的。只 可惜他在五、六十年代这一特定的环境里，做了“党”的忠诚干部，执行了错误 的政策，严格遵循“阶级路线”办事，结果伤害了一些群众，得罪了一些教师， 也错失了一些人才。不过，这一切都不应该算在他个人的账上，事情过去了， 也就应当让它过去吧，不应再纠结于心了。要是说这些是孙校长的缺点的话， 那么也只能说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

          孙校长最后以八十四、五高龄，心力衰竭而离世，既快速又无痛苦，我 想，这应该说是每位老人都祈求能得到的最圆满结局吧!

                                             二 0 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二 0 一六年一月年日修改

注 5:  可见《山居杂忆》第 49 章《抄家》或本书附录4。

注 6:  此文已收入本书第 10 章。

1993 年 10 月 17 日，孙泰升(前排中立者)时任上海静安区业余工业大学校长。

以前建东中学 的部份学生和老师去看望他，在业余工大校园里摄

(孙泰升左边为中华职校校长黄清士的太太朱玉夔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