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鹃，你听我的嗓子还能上班吗？”

上个月，英国打工人迎来年度狂喜事件。

有上百家企业同时宣布，决定永久实行一周四天工作制， 并承诺“不给员工减薪”。

有一部分英国人，再也不用在周五通勤、数着时间等周末了，他们过上了我梦寐以求的、一周放三天假的日子。

享受到政策的打工人们当然拍手叫好，没能拿到这波福利的人，只能在评论区咬牙切齿。

而国内网友对此的反应就更好玩了：先是来了一堆吃柠檬的，又来了一群得“红眼病”的。

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网友戏谑道：别人的公司“一周上四天班”，我的公司“一个月休四天假”。

纵观评论，你会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理性分析“四天工作制”的人并不多，怀着职业倦怠情绪、抱团眼红的打工人才是多数。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全世界都在“流行”的情绪——

不 想 上 班 ！

在微博随手打入关键词“不想上班”，你会发现，有关它的微博每分每秒都在更新。

更新频率最快的时候，通常是周日晚上、周一上午和周五下午，这时候的人们，要么在面对即将回岗的“恐怖事实”，要么就在为周末蠢蠢欲动。

豆瓣甚至有一个小组，叫“请假借口研究所”，组里聚集了一大波不想上班的人，商讨着各种借口逃避工作，其中，最热门的理由之一是“家里水管突然爆了，要请假维修”。

厌工情绪不止存在于国内。油管上有一条名为《你是否应该辞职》的主题视频，评论区就有外国网友表示，“如果你从事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就会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下班回家后什么也不想做，只是盯着墙壁。”

去年，还有一位在连锁餐厅上班的美国年轻人为了庆祝自己辞职，特意拍了一条短视频——他跳进满是肥皂水的清洁池里，宣称“我不干了！”，这条视频获得了千万次点赞，被许多网友评价为“榜样行为”。

十年前，用双手创造财富还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我们高喊“劳动光荣，工作高尚”，倡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如今，大家似乎都普遍陷入了职业倦怠的漩涡。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想上班了？

谈及原因，今年25岁的苏扬认为，“因为上班太无聊了”。

苏扬在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工作，在外人眼里，他的职责就是“帮助别人，奉献爱心”，但他日常工作内容都较为流程和模版化，鲜少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苏扬在试用期期间，就已经开始谋划辞职的事，尽管目前暂未实施行动，但他的无意义感没有减少。提起工作，他最常用的形容词是：

没意思。

其实，“没意思”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一项代名词，叫“狗屁工作”。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许多工作看起来光鲜亮丽，员工们坐在写字楼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干活，但却没有创造出任何社会价值，也无法相信自身工作的意义感。

他举了一个很直白的例子：

某人的工作是前台接待员，他的职责是每天接一到两通电话，并且保证桌上的薄荷糖盘不要空。

这是典型的“狗屁工作”，相比接待员，清洁工、水管工、园丁的工作都要更有意义，至少他们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人们可以一年不吃薄荷糖，但要是一周没有清洁工，可能就会活在垃圾堆里。

话说回来，如何鉴定自己的工作是否“狗屁”？

大卫提出的最简易方法是：凭直觉。

大卫认为，员工对自身工作存在的社会价值会有主观判断，而这些判断往往是对的。当你自我怀疑，并不断思索“我的工作真的有意义吗？”“如果少了我这份工作世界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做的事真的在给世界带来好的转变吗？”时，你或许就已经在做一份“狗屁工作”了。

苏扬虽然在公益组织上班，但他觉得，“我平时做的工作内容，小学生都能做，领导不要求创意，我也用不上专业技能”，他曾想与帮扶对象直接接触、体验助人的满足感，但现在他才发现，在整个体系中，他只是微不足道的执行者。

26岁的小张曾在一家公关传播公司工作，日常职责就是维护客户企业形象、撰写公关软文。她需要编写许多“互联网黑话”，以满足甲方提出的“高级感”。

比如，把“扫码支付”说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把“网课”形容成“一站式集成教学体系”，在公司告知她需要为某家医美公司做推广方案时，她终于决定辞职，她表示，“我不想违背自己的价值观。”

还有一些工作，整体并不“狗屁”，但工作中的某个模块称得上“狗屁”。

杜杜是一名小学老师，除了正常备课、上课，她还要为学生处理琐事、填写各类汇报表格、参与学校活动，她希望自己的教学工作与非教学工作时间比例是8：2，但实际上，这个数字是4：6。

她无奈表示，“作为教师，我的主职工作竟然变成了做表格。”

比做表格等“狗屁工作”更可怕的事，是加班加点996、甚至熬到凌晨通宵，重复琐碎、繁杂的无意义劳动。

你见过公司凌晨四点的样子吗？

身在互联网大厂的子南看到过，作为“游戏社群运营”，她每天都需要对游戏深度玩家进行售后、运营等服务，她和身边的同事普遍忙碌，只要加班，就是晚十点起步。

“我们不仅要忙，还得忙得有特色”，子南说，她需要在做汇报、PPT等“表面工作”上耗费大量时间，因为“做得太普通，老板会看不见”。

入职四年来，她一直想在本职工作上做出创新，但她逐渐发现，完成琐碎的手头工作后，时间就已经将近凌晨，“哪还有时间想别的？”，她顿悟，“或许大厂并不要求我创新，我最需要做的就是安安分分当螺丝钉。”

子南在加班中消耗了自己的能量，但还有一部分人的精力，在无聊中消磨殆尽。

苏扬的工作内容并不“饱和”，采访当天，他的工作任务是对接、给文件盖章，他只花半小时就完成了整天的工作。剩下的时间，他会看书、思考，或者在领导的监督下“假装忙碌”。他并不喜欢长时间摸鱼的感觉，就像被困在“到点下班”的监牢里，既要提防领导的监察，又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苏扬或许是一部分“铁饭碗”职员的代表，他们做着被他人羡慕的稳定工作，朝九晚五、从不加班，但这份清闲的快感逐渐转化成了虚无的无意义感，时刻侵袭着他们的精神。他们清楚办公室外或许有更广阔的世界，但最难的事就是“迈出步伐”。

采访最后，苏扬形容自己的工作：“温水煮青蛙”。

事实上，无论是被迫加班还是假装忙碌，“狗屁工作”都会导向同一种结果，即人们发展个性和探索自我的空间被挤压。

忙于996的子南，会陷入“没时间思考”的恶性循环，磨洋工的苏扬被困在工位上，难以施展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意识到这份工作已经无法满足个人成长的需求，但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某种稳定，他们别无选择。

《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指出，“狗屁工作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暴力，因为它违背了人要建立意义感的诉求”，试想，当人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这份工作让人感到“毫无价值”时，谁会不感到虚无和痛苦？

现代人，正在陷入大规模职业倦怠，就像“做‘没用’的工作时，人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一样，职业倦怠的根本症结，是人们自我价值感的缺失。

出于生存需要，我们几乎不可能任性辞职去追求理想，但我们仍然可以试着提问：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能同时满足谋生、赚钱的需要，又能同时在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感？

大卫提出，有一部分工作是有意义的，做这些工作的人也很少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思”，他列了一串长长的清单：

护士、公交司机、牙医、街道清洁工、农民、音乐教师、维修工、园丁、消防员、布景设计师、水管工、记者、安全检查员、音乐家、裁缝、学校门口的警察等。

但是，这些工作的薪水往往较低，可能无法满足谋生需要。

换行业的路行不通了，那么减少工作时间，会不会让人们感觉好一点？

文章开头提到的“四天工作制”就是一种尝试，人们可以在多出一天的假期中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也能通过休息来缓解职业带来的疲惫感。

小学老师杜杜非常认可“四天工作制”，她坦言，“我的素质和嗓子只能支撑我到周四，到周五就会很暴躁”，如果多出一天假期，她可以更好地缓和工作情绪，也能减少做表格、被迫参与各类培训的时间，长期来看，这对教学工作或许有益。

除此之外，更为灵活的办公形式也在被接受。疫情让更多人被迫“居家办公”，也让一部分人发现，原来，有一些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坐办公室，它们完全可以在线上完成。

携程早在今年3月就宣布要试行“三天公司，两天居家”的混合办公形式，结果证明，员工的离职意愿普遍降低。

人们之所以会为“四天工作制”叫好，会支持灵活办公形式，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幸福的关键，不在于“上班时间变少了”，而在于“有了选择”。

当你待在工位上时，你的时间与空间是完全被老板占有的。

但当你一周拥有三天假期时，你至少可以选择，多出来的休息日是去公园还是在家阅读、是陪家人还是自我提升。

居家办公也同样，比起“困”在工位上，人们或许更希望能根据状态自由选择今天要在书房办公还是在卧室办公，或者，省下几小时通勤时间，在上班前慢慢逛到楼下的菜市场，买一碗豆腐脑当早餐。

或许，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是奢侈的——至少短期来看，“狗屁工作”并不会减少。但人们可以试着自己调整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体会掌控时间的感觉。

从公关公司离职的小张，尝试当了三个月的自由职业者。在这期间，她会接一下零散的商业稿件维持生活，有工作的时候，她会在书房埋头苦写，没工作的时候，她就在公园和湖边待着。她以前未曾发现，“银杏叶居然能黄得这么漂亮啊，还有公园的鸭子都喜欢把头钻进水里，露出一截屁股，真是可爱。”

她形容，这是她毕业工作后的四年中最快乐的三个月。

《视觉志》问她是否还打算再次进入职场，她说，“已经在找了”，提起职业倦怠情绪，她表示，“调整得差不多了”。

采访最后，小张说，“工作嘛，该做还是得做，毕竟要生存。但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时间全都交给工作了。我有我的生活，我要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苏扬、小张、杜杜、子南均为化名。

本文图片均源自网络。

参考资料：

1、人物《人类总会适应每周只上四天班》

2、看理想《“狗屁工作”什么时候能灭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