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赚钱的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的自由与代价。

为了从深圳回到从小长大的县城，邓健做了整整两年的准备。

抱着“技术改变命运”的信念，邓健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来到了深圳。

从实习工资3000元到月入过万，从只有一张床和卫生间的公寓到30多平的一室一厅，从零存款到攒钱买了车，他感觉到生活在变好，但回家的念头却愈发清晰——靠自己在深圳买房定居，实在太困难，“你就算待到老了，也得回家去。”

工作一年后，邓健开始经营副业，等收入稳定后就辞职回家。今年7月，他如愿回到老家县城，租下每月500元的两室一厅，开始不通勤、不打卡、不加班的生活。

这两年，伴随着疫情及经济因素的影响，逃离一线城市的风潮再次兴起。像邓健这样，不受地点限制、通过互联网工作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住在成本低的地方，为付出高薪的客户服务，利用“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时间养活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也有许多年轻人在期待和观望：我也可以成为数字游民吗？如何才能实现？

当了三年程序员的邓健，没有感受过“996”的摧残。他在找工作之初就定了底线——不找经常加班的公司，在入职前就会和老板、HR谈，能接受薪资不涨、奖金少点，但是没有紧急任务的话，平常不会加班。

邓健认为，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下班后的时间应当自由支配，哪怕是去精进技术。程序员的工作强度大，吃青春饭，自己的学历又不占优势，多学点技术，就多点安身立命的本钱。

工作一年后，邓健开始意识到自己“靠技术涨薪晋升，留在大城市”的想法有多难实现。那时疫情刚爆发，处处裁员，晋升为管理层更难，而深圳的房价高，生活成本也高。

来深圳第一年，他住月租800元的公寓，除了床和卫生间，容不下一张桌子衣柜，衣服洗完只能挂在窗框上。下雨时，雨水打在遮挡窗户的蓝铁皮上噼啪作响，楼下打麻将的声音，吵得人难以入睡。

 邓健租住的公寓（供图：受访者）

有一次和同事吃饭，公司前台姑娘说到自己在写公众号，已经积攒了一定用户，有付费课程还能接广告，他看到一丝曙光：原来不是只能靠上班赚钱。

他尝试在公众号和知乎上分享技术心得、个人作品，明白了在互联网展现自己的重要性，“你只有放大自己的才能，才能被更多人看到，有流量就有了钱。”

他很快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有人看了他在知乎写的东西，找他开发一个小程序，3万块——当时他的月薪也才8000块。

前后花了20天的业余时间，顺利拿到这笔“横财”，邓健没去想怎么用掉，他只有一个想法：真香！如果可以居家挣钱，就回到老家去。

邓健老家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偏远且贫困，高中从农村去县城上学，要走一段路再坐6小时的车。但近几年因为大力发展旅游业，建了个很大的水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四周多山，环境很好，很多年轻人都回去了，邓健也想回去。

小城风景（供图：受访者）

邓健一边上着大小周的班，一边经营着副业，就这样过了两年，他还是觉得没做足准备，怕离职后接不到单。

今年年初，他在深圳被封控了一个月，没法去上班，远程操控保存代码效率很低，正好又有客户找他合作，他第一次感觉到，每天在家为自己的单子工作是这么舒适的一件事。他下定决心回家。解封后他马上提了离职，和女朋友一起搬回老家。

在县城，邓健租了一套月租500块的两室一厅，早餐不再买包子馒头应付，而是悠闲嗦碗三四块钱的粉再工作，午晚饭都自己做，朝九晚六不加班，十点睡觉。

邓健每周末都能和父母团聚。老家空气清新，能玩的地方多，即使只是开车绕山路一圈，也让人心情愉快。伴着入眠的也不再是各种噪音，而是鸟叫、蟋蟀声。

工作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平均收入反而增加了。以前上下班、节假日都在忙，主副业加一起也不过1.8万左右，但回去后5个月，月平均收入有3万。一开始也有接不到单而自我怀疑，熬过去之后，就一切顺利。邓健也在拓宽业务形式，减小单一收入来源的压力。

 居家工作状态（供图：受访者）

比起邓健的细致规划、审慎考虑，同样回到了老家、远程工作的倩倩，则是一念之间做下决定，可进可退地试探。

2015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倩倩工作了将近4年，攒够留学的钱后，去了国外留学，读市场营销专业。

2021年上半年，倩倩回国实习，进入了上海一家做海外市场广告投放的公司，当广告优化师，客户主要是“出海”的国内品牌商和该市场的本地公司。因为两地时差和假期不一致，再加上需要根据数据随时调整投放策略，她和同事们随身带电脑，24小时在线。

进公司一年多，除了过年当天，倩倩几乎没有休息一天。每天盯着数据，枯燥乏味、毫无创造力的工作内容更让她厌倦。

在机场工作（供图：受访者）

今年3月，她提了离职，想找份专业对口、工作强度低点的工作。没过多久，上海疫情爆发了，公司全面降薪。当时，倩倩以为过几天就可以出去求职，有工作经验、有硕士学历，应该不会太难，断然拒绝了公司的“挽留”。

一封就是三个月，别说找新工作，倩倩连上海都不想待了。解除封控后，她立刻回了浙江的老家。在村里，群山环绕、宁静祥和。

她想找一份远程工作，可以陪着父母，不用早高峰通勤、付高昂的房租，不用参加各种公司团建活动。过程并不顺利，几乎没有公司接受员工远程办公。

邻居们经常会说些“父母辛苦供留学，怎么都没有工作”、“还不如那谁谁”的闲话，倩倩又一次逃离了。她先后在杭州当过民宿管家、在火锅店兼职，在5个朋友家轮流借宿。从 9月开始，什么公司她都去面，还花3600元找“辅导老师”帮忙优化简历，但没什么用。

当倩倩不再挑工作内容、办公方式的时候，却幸运地拿到了一个完全符合期待的offer——一家做北美市场的代理商的客户执行岗，兼做策划。

国庆结束后，工作确定了，倩倩立马回了家。父母非常开心，连她要给生活费都拒绝了，面对邻居，也能很有底气地说，“我们家倩倩在家工作呢，也不用房租和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能省5000块了。”

倩倩的月薪比在上海时低了1000块，但不太加班、有节假日，倩倩觉得性价比很高。因为配合美国同事的作息，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她还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下班后还能和妈妈一起散步、跳操，看看书。

 乡村景色（供图：受访者）

以前的经验也都派上了用场，工作上涉及的品牌出海和本地化方法，读研学到的市场营销知识，甚至曾经被迫掌握的互联网流量玩法……这些都让她有成就感。 

虽然乡村生活一成不变，但倩倩很享受这种安宁、规律的生活，不用随时盯着电脑，也不会在逛街时怕被封。她希望远程工作可以持续下去，不一定要在家，也许会去杭州等城市，但至少，不想再被地点限制住。

本硕哈工大毕业的小陈，在2021年的秋招放弃了好几个年薪40万的offer，选择去深圳一所区属学校当数学老师。

与互联网行业的KPI考核、35岁失业焦虑、996工作强度比起来，稳定、看重资历、有寒暑假、有成就感、承诺30万年薪的在编老师岗，像天边的彩虹一样漂亮。

但真正入职后才发现，这道彩虹原来是架在肥皂泡上，一碰就碎。这份工作跟预期中大为不同。上课只是一小部分，打印试卷、开会、填表、联系家长、管孩子，才是工作的大头，这些纯体力劳动并没有给人创造和发挥的空间。

即便讲课，也有固定模式：每学期的课程内容决定了每周的进度，也决定了每节课的内容，先讲知识点，再讲习题，讲完也就下课了。小陈所预想的设计打磨课程、加入有趣的延伸信息，并不能实现。每天只是教学生们怎么做题、一道题的多种解法，好像在用自己“小镇做题家”的经验培养下一代“城市做题家”。

 小陈学校授课时（供图：受访者）

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放学后回答问题、批改作业、备课，有时候忙到11、12点，而且承诺的薪资也大幅缩水，降薪、拖欠绩效收入时有发生，也没法维权。今年4月，小陈离开了那所学校，去一家外企做半导体软件研发。

因为公司所在地有疫情，小陈一直在深圳远程办公，有一天他忽然了解到“数字游民”的概念，当即决定实现它，背着包、带着电脑出发了。

带着工作去旅行，就好像把那张日日相对的写字桌搬到了大自然里。前一天也许还在桂林的喀斯特石林，第二天就到了西双版纳的傣族木屋。以前下班后，去打球跑步逛公园，现在合上电脑后，可以在土楼村落走一圈，可以骑着小电驴逛星光夜市，可以徜徉在阳朔的十里画廊。

小陈带着“全副身家”旅行中

（供图：受访者）

各处走动的花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甚至比在深圳的生活要低”。平时的机票“白菜价”，酒店100元也能住到不错的，酒店都有WiFi，便宜的吃住都能找到。在小陈看来，当“数字游民”，最重要的是探索欲和独立性——想走出去，且能自己解决突发问题。

2016年从厦大会计系毕业的Solar，转行当了产品经理，从厦门回到了从小长大的深圳，几次跳槽后进入了一家头部大厂。

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Solar开始远程工作，为公司搭建员工健康状态报备的产品，因为非常重要且紧急，进度很赶，Solar每天睁眼就开始工作，直到深夜。

长期加班，加上办公室政治、各部门抢夺资源，工作也缺乏成就感，Solar不愿意再耗下去，在2020年11月离职了。

离职后，Solar想做一个和远程工作有关的产品，在调研和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已经有公司在做，就在2021年2月份加入了这家公司。

因为是远程工作，Solar和女朋友一起搬到了苏州，在太湖边上租下了一间120平的三室一厅，月租金只要3000块。

Solar严格遵守朝九晚六的上班时间，把下班后的时间花在阅读、谈恋爱、看影视综艺上。Solar依然认为努力工作是必要的，但生活也很重要。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发展到大规模远程办公，而自己在做的是在推动这件事尽早发生。

大学毕业后“北漂”的Niki，因机缘巧合成了一名婚礼策划师。在世界各地办婚礼的过程中，Niki见识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巴厘岛认识的一位白人，工作半年后度假半年，这让她觉得很新奇。她不曾想到，几年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2019年，Niki回到柳州老家，在一家婚礼公司继续做策划，还成了公司合伙人。但她对一直重复的传统婚礼形式感到厌倦，便辞职了。

她反复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还要一直在集体里被推着往前走吗？ 

裸辞在家，Niki把自己做婚礼策划的经历分享在小红书上，吸引了不少粉丝。有的是想转行的工作族，有的是快毕业的大学生，但都对这个职业感兴趣，问她怎么才能成为婚礼策划。受此启发，Niki开始认真设计并分享“成为婚礼策划师”的课程，并带来了收入。

探索了一年多，Niki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方向：环保婚礼。少使用一次性物品，使用户外场地，减少现场装饰，甚至是编花环戒指代替钻戒等等。环保婚礼不注重排场、流程、仪式，更注重新人双方的交流，

Niki在求婚工作现场（供图：受访者）

她在小红书分享这种理念，也接到过一两次环保婚礼的单子，但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小众，知道且认可的人并不多。Niki也不着急，她相信可持续是必要且对人类有利的，因此坚持了下来。

2021年5月，Niki从柳州搬去了北海，既有不同的环境，还离家不远。北海房租便宜，消费也不高。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在这一年里去了12个城市旅行。

Niki在旅行中捡垃圾，践行环保理念

（供图：受访者）

虽然裸辞后成为“数字游民”，收入不稳定，但Niki自认为找到了长期职业方向，而以前的工作经历也并不是一段弯路，“北漂、国际环境的工作、多年的传统婚礼策划，这些经历和见识才让我找到了现在的方向。”

Niki看来，作为“数字游民”，拥有技能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如果真的想做，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但自由也有代价，有要背负的东西，在出发前，要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