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牧时代，街头巷尾的相遇更奢侈了吗？

文 | 贾冬婷

现代人不可避免地被一个虚拟的影像世界包裹。与现实世界相对的虚拟世界的古老隐喻，应该就是柏拉图的“洞穴”了：人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浑身被缚，无法转头，后面的火光把来来往往的人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囚徒们便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洞穴就是整个世界。苏珊·桑塔格指出，人们仍然不愿意走出柏拉图的洞穴，深深陶醉于这个虚拟世界，而非事实本身。

伴随着现代城市的演进，洞穴里被火光照亮的虚拟世界也在改变。18世纪末人类世的开启推动着城市主义的快速进程，在短暂的时间内城市达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尺度与规模，新的城市生活形态也因此诞生：更多样复杂的文化与社区，跨越城际或国界的快速移动，基于新技术的管理与规划手段，从无度扩张到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转向……影像媒介也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在城市空间内不断扩张，从模拟摄影到数码摄影，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到无处不在的LED屏幕，再到元宇宙。

记得去年到红砖美术馆看展，一进入前厅就被铺天盖地的图像所吞噬了。那是图像学者彼得·桑迪（Peter Szendy）将2012年女儿出生以来所有保存在他网络浏览缓存中的图片全部打印了贴出来，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分类。桑迪跟我们分享，如今无处不在的图像犹如空气一般将人包裹，超出了人们感官和理解力所能掌控的限度。其体积与数量的泛滥，让他想起了康德所说的“崇高”，如同面对着的浩瀚无边的星空，超出了人们感官所能掌控的限度。

去年12月，我们联合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成都当代影像馆推出了人文城市摄影展“建造幻像”。想要借此去探讨，在城市主义与影像生产同时过载的当下，当人人都拥有了智能手机，人人都是摄影师和传播者，成为“柏拉图洞穴”里举火把的人，影像与城市间的关系将如何被重新塑造？

其实，虚拟空间的体验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在西方哲学中，康德开启了“超验”概念。在东方哲学体系里，庄子梦蝶的故事更早地论述了人不可能确切地辨析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认为，中国人自古把所谓的虚拟世界、文学空间、想象空间看得比物理世界更重，向来都是重文轻物的。“我们可以在西湖上搭一个开敞的亭子，做到 ‘外化而内不化’；大观园到底在哪里并不重要，它完全不会限制我们对《红楼梦》的想象空间，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我们反而更自由了；我们说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桥的模样和位置其实不太重要。因为，意境和想象完全地超越了物理世界的存在。”

自古以来，技术已经给我们打开了无数扇窗，而人的需求依然会驱动它继续发展下去。墨尔本大学教授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指出，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传统的空间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城市原本是由墙、门、窗户和道路等物理性因素所定义的，但纵观20世纪，电话、电视和广播等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参与到空间边界的定义之中。更决定性的变化是21世纪以来网络数字媒介的扩张，在城市空间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数字媒介成为强大的“时空机器”，极大地缩短了距离和时间，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感官、社会组织和文化规范。

科幻小说已经成了数字化现实的蓝本。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车辆已经在替代车间工人、送货员、出租司机，AI甚至可以承担更高级和抽象的工作，比如医生、教师、编辑，而且更精准高效。如今风行的“元宇宙”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92年的小说《雪崩》里，他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货币悉数出现，人们以虚拟数字身份的形式存在其中。这样的世界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当人工智能嵌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的赛博感越来越强。一方面，我们无法抗拒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交流无碍，甚至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被机器取代的后现代式的空虚、焦虑，以及与世界脱节的疏离感。这种数字技术对人的异化，在城市里尤为强烈。

科幻作家陈揪帆的深切感受是，我们当下所处的虚拟现实是一种未完成状态。“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没有太强的关联性，甚至App与App之间、游戏与游戏之间都无法互通。一个一个界面叠加，注意力不断被切换，最终淹没在信息的碎片里。这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对人的思考能力、感受力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身处这样一种虚实合成现实中，理想状态是如传统园林般的叠加效应。鸟的叫声，荷花的香气，茶叶的味道，楹联的气韵，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联想。但社会学家项飚提醒，今天的虚拟现实可能是倒过来的，不是叠加，而是分离。每一重现实彼此之间都是割裂的，没有关联，是一种多重分离的结果。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50多年前的预测，人类将第一次建立自身以外的中枢神经系统。手机、电脑和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不可分割的器官。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未来城市将如何变化，而是我们在这个新世界里要做些什么？如何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

赛博化的虚拟现实，更让我们意识到“在场”的不可替代性。毕竟，不管这个虚拟世界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依然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一种拟像。

刚刚去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荣誉退休教授段义孚在去年接受我们采访时指出，无论是城市的使用者还是管理者，都偏爱技术，因为它简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也削弱了成为“全人”（fully human）的意义。

从人的需求角度，段义孚指出，如果城市能够给我们提供美好的生活，它必须满足人类生存的两方面需求。“壮丽的城市天际线、炫目的虚拟影像固然可以提供视觉盛宴，但还有触觉、味觉等感官，也都迫切需要得到满足。后者我称之为‘朴素’或‘家常’，是对于安全感和亲密感的需求。”

共享一个物理空间，对于找回安全感和亲密感很重要。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曾提出著名的“加速”理论，他认为数字技术带来的空间异化，是导致社会不断加速的原因之一，而共同在场才能更好地激发“共鸣”。“现代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接触的世界。虚拟技术，更让很多来自身体的互动反应变得不现实。比如视频通话时，只有盯住摄像头时，才真正会进行眼神交流，其他很多感官信息都被过滤掉了。而在现实世界里，在露台喝咖啡时，我们会听到街上的孩子喊叫声，感受到风中饭菜的气味，体会到风吹过皮肤的感觉……这些共同创造了一种亲密感。”

亲密感的消逝并非始于数字化生存，它是伴随现代城市而来的。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00年前就曾说过，生活在大城市的挑战之一，就是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你生活在小城或小镇上，虽然会有陌生人进入，但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就会成为你熟悉的人。

为了寻找亲密感的源头，三联人文城市在今年春节之际与策展人崔灿灿共同发起了城市共创项目“小城之春”。我们联合了12位不同领域的共创人，记录了12座小城里更具体、更有温度的柴米油盐、饮食人生。希望借此探讨，这些在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参差多态的中小城市，是否可以成为一种重新建立城乡连续体的纽带和中介？

这种故乡感、地方性，不是基于某个小城的独特体验，而是一种普世价值观。10月31日，由三联人文城市承办的展览“日常史诗：成都市民生活与公共空间”将于成都东部新区東·壹·美术馆开展。我们相信，日常”与“史诗”从来就不是一组相向而生的词语，史诗并非一种被构建的概念——它永远来自，也必将回归具体的而普通的生活细节。

田园牧歌已然回不去，在以高度多样性为特征的大城市中，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和社交形式，是一个习得的过程。在新的数字现实下，我们更需要一种“叠加”能力。项飚针对被数字技术侵占的“最后500米”，提出从“最初500米”入手，唤醒我们的“附近”意识。近期，三联人文城市将联合项飚，推出系列跨界对谈。

项飚认为，“最后”和“最初”500米从空间上是重合的，但意义上是相反的。互联网意识里的消除“最后500米”障碍，看似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同时也让人变得附近无意识。“500米，当然是一个虚数。早上你推开门进入电梯，然后走出小区，走到公共汽车站或者最近的地铁站这段路上，你会遇到邻居、清洁工、保安、小区门口卖水果的、开早点铺的、外地来开理发馆的……我们对这些人都应该有一种好奇，一种理解，然后形成一种视野，以此为基础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去反思自己。”

另一方面，在数据浸润的空间中，也存在一种“开源城市”的可能性。在其中，居民与城市之间的反馈被期待更加多样化、水平化和及时。如城市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所说，在时空压缩的数字化全球经济中，水泥砂浆铸造的城市空间变得不再确定，原本坚固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流动”了。她认为，技术的层叠也让我们的涉身化感知能力不断重置。“我们如何认知环境并与之互动——视觉上通过电脑屏幕，听觉上通过电话，在视频会议里更加全方位的虚拟接触——彻底重置了我们在城市环境中进行认知和互动的模式，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城市感官机制形成了。”

我们也在探索，如何利用数据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人文。在2021-2022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中，三联人文城市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城市实验室、城市象限及帝都绘，发起了“人文城市光谱计划”，想要以大数据为媒介，测度城市人文特性的评价体系。光谱计划遵循了人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逻辑，从人与场所、人与建筑、人与社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城市活力五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搭建，沿用了2021年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价值维度——人文、创新、公共、美学，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4个直辖市进行评价。10月29号，结果将于在成都举办的三联人文城市光谱盛典上发布。

跨越边界，既是对新的媒介现实的跨越，也是人类对城市想象力的跨越。人们需要思考并实践，如何在网络化城市中认识并行使自己对城市的权利，如何建构日常的社会交往，如何体验诸如远与近、在场与缺席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如何在数字网络、行动者与城市空间的交集中，建立向城市言说的渠道、构建新的社群关系、创造公共新体验，从而催生出新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