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尾的善心：中国民间公益的数字化之路

社会

2022-09-06 15:09

每年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日的历史并不长，从2016年立法确定到现在，才六个年头。但中国文化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回顾中国民间慈善的历史，不难发现，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民间慈善也不断壮大。

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这个由中国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公益组织，开启了民间慈善向专业化迈进的进程。

这一年12月，“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下设“老牛专项基金”。一般被认为，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慈善家族基金会。

公益慈善事业与中国的其他边缘改革一样，民间发起，得到顶层确认。第二年3月，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说法。

虽然有了顶层支持，但一切还得慢慢来。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以慈善著称，2007年，他打算捐出福耀的市值达到105亿元的股票成立基金会，他找到福建省慈善总会向省领导提出这个想法，但由于这一块在法规上尚属空白，最终也没有如愿。

这一年，淘宝网全年成交额突破400亿，QQ同时在线的人数，也突破了3000万。在这些数字被社会新闻津津乐道的同时，悄然之中，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纷纷成立公益部门，或出资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从一开始互联网就和公益接下了密切的关系。

说到中国公益，一定绕不过2008年。这一年汶川特大地震，激发了社会中的善心与善行。

有力的出力，志愿者奔赴灾区，有钱的出钱，很多人选择捐款。捐款渠道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凸显出来。地震发生之后，各公募基金都公布了募捐账号，但那时并不像现在，银行汇款都可以网上进行，公布账号没多久，银行就已经下班了。

公众捐款成本过高，民间主体没有资质，都限制了当时民间公益的发展。某种程度上，那些通往灾区的路上拥堵着的物资、人，都是因为社会善行没有办法向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只能身体力行，但却因为缺乏组织、专业性，力不从心，才导致的乱象。

当时，尚不成熟的网络支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时中国的三大支付平台腾讯财付通、淘宝支付宝、易宝支付均开通了快速捐赠通道，截至2008年年底，共募集善款超过6000万元。在QQ平台，不到7天的时间，网友也捐款超2300万元。

电商带动网络支付，网络支付带动公益，商业与慈善相辅相成。

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大地震，再次掀起全国性慈善捐赠高潮。《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渠道募得善款全部须汇缴到民政部，由民政部拨付青海政府统筹使用。随后，这引起社会各界激烈质疑和讨论，政府最终调整了有关政策。这是民间慈善对自身位置的一次确认。直到六年之后，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才开启了中国民间与政府同为社会筑底的慈善法治时代。

2011年4月，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免费午餐基金作为民间力量率先行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家行动。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如果说汶川地震是中国公益绕不过的事件，那么，郭美美就是中国公益绕不过的人。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爆发，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导致了对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整个社会慈善的极大不信任，捐赠数额锐减。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2011年全年捐款数则比2008年减少了18％。

事件的余波影响之下，到了2012年、2013年，中国全年的社会捐款数仍然低于2010年。

2014年起，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超过25％。以腾讯公益为利，筹款突破1亿元，其中八成来自移动端支付。2014~2016年间，根据《腾讯公益十周年报告》，移动捐款占比从接近80％快速上升到了98％。

中国互联网公益迈入了移动时代。

麦克卢汉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

同样的，技术形态也在改变中国慈善。

基于网络支付、网络平台的配捐，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慈善意识。

2015年9月7日，第一届“99公益日”活动正式开启，配捐额设为9999万元。媒体、公益组织、企业、明星踊跃参与，高达205万人次的网络捐赠，三天捐款1.279亿元。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99公益日的捐款人次、筹款总额等都稳步提高，相关项目涵盖疾病救助、扶贫救灾、助学、环保、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如今已经和美国Giving Tuesday、英国全民公益节“红鼻子日”共同跻身全球最大公益节之一。

到了2019年，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平台已有20家。2018年，这20家平台共为全国1400 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2.1 万条，参与人次超过 84.6 亿，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元。

互联网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特点也发挥了作用。2016年8月，支付宝上线蚂蚁森林，用户通过地铁出行、在线缴费、网络购票等低碳行为，就可以在蚂蚁森林中积累二氧化碳，当用户积攒满17.9kg时——这正是一颗梭梭树一生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量——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会在阿拉善种下一棵真正的梭梭树。用户的行为直接转化为公益激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捐款的上升，中国慈善事业螺旋上升，老问题又在更高层次上出现了。

2017年募捐项目“小朋友画廊”，帮扶精神障碍、智力障碍及自闭症患者，成为当时的刷屏级现象。但随后网上出现对钱款去向的质疑。

这个问题其实是互联网与公益结合带来的。公益组织不像商业公司，与股东有财报等沟通机制。公益组织对于大额捐赠人，相对来说，透明度更好，因为大额捐赠人的款项，足以负担沟通成本，可以专人、专项的汇报。但互联网公益，捐赠人多、分散、小额，沟通成本很大，但他们对透明度的需求不低，加上网络的意见聚集效应，这往往会造成舆情。

技术需要要更高层次上解决新问题。

首先是解决信任问题，让人看得到钱款的去向，其次，这顺带可以解决激励问题，毕竟，看得见自己的善行，人在自我满足上得到回报之后，会更真切的认识到自己善行的意义，会激发出更多的善行。从这个角度，透明化、及时的反馈，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比商业公司更加重要。幸运的是，沟通、促进信息的流通、乃至客户体验，正是互联网的长项。

“小红花来信”是一个慈善互联网产品。关注后，你所关注项目的进度都会推送给你。公益机构可以在这个产品中，定时更新执行报告，甚至上传受助孩子的感谢信。

互联网对慈善的流程再造，从单纯筹款，发展到了用户反馈、激励的新阶段。

如今，整套流程都被做成数字化工具包，互联网平台也从执行者转向数字化技术的提供者。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时，民间公益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拓展了生存空间。以前政府背景的公益主导作用，即便政策放宽了，但资金、信任、执行，管理上，民间公益都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化技术介入之后，低成本的建立信任，传统的“定向传播-定向募捐-定向救助”的链条被打破，个人、中小组织参与公益的成本也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