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正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就在卡塔尔隔海相望的伊朗却判了一名足球运动员死刑。自从9月以来，伊朗人民为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又一次引人注目的“死刑”。曾在多家伊朗俱乐部效力的纳沙尔·阿萨达尼，被伊朗官方指控犯有谋杀罪，判了死刑。这个事，引起了国际职业球员组织FIFPRO的关注，他们发推反对处决阿萨达尼，““FIFPRO对阿萨达尼因争取妇女权利和基本自由后，在伊朗面临死刑感到正经和厌恶。” “FIFPRO敦促伊朗当局取消死刑并与阿萨达尼站在一起。
而伊朗官方报道则说，阿萨达尼参与谋杀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上校和两名士兵，而且让他的同伙登上电视，指控阿萨达尼犯下的罪行。伊朗人民为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目前正此起彼伏，示威游行，罢工罢市，连伊朗国家队在世界杯比赛中也以拒绝唱国歌以示抗议。伊朗的事件，是这个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与年轻一代渴望变革的缩影，在经济与文化双重矛盾之下，伊朗始终是中东一个不确定因素。
阿萨达尼是一名被伤病毁了前途的球员，1996年出生的他，曾在多家伊朗职业俱乐部效力，还曾入选伊朗国青队，但2018年的十字韧带撕裂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伊朗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去头巾运动爆发后，阿萨达尼参与其中，但上个月他摊上了大事。伊朗革命卫队的通讯社在11月17说，一名革命卫队的上校切拉吉死于群众抗议运动中。三天后，国营电视台IRIB发布了一段视频，三名被控谋杀切拉吉的人认罪。电视台援引伊朗安全机构的话说，在伊斯法罕市被捕的被告与三名伊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有关。随后在发布的“罪犯”名单中，就有阿萨达尼。
一位足球俱乐部的前主管阿萨里在互联网上发布了阿萨达尼被捕的消息，阿萨里说：“英雄不完全是政治家。他是一个拥有自由思想灵魂的人。“阿萨达尼的亲属告诉伊朗反对派媒体IranWire，家人在他被捕后的几天内，就受到安全部队的威胁，如果他们“披露他被捕的消息”，他将被判处最严厉的刑罚。因此家人们保持了沉默，极少对外谈起事件。这在伊朗比较普遍，许多被捕人士的家属都会被要求保持沉默，可以避免死刑。目前，官方的视频显示，阿萨达尼和另外两人参与谋杀革命卫队军官与士兵，随后的法庭审理也非常独特。阿萨达尼家人不许自己选择律师，然后政府制定的律师跟他们说，判决只是为了警告他人，引起恐惧。如果家人反应过大，并且接触外国媒体，那死刑就会被执行。但熟悉阿萨达尼的人对IranWire说，阿萨达尼只是在示威中喊了几个小时口号，并没有出现在发生案件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
虽然家人一直不敢声张，伊朗足球界人士倒是纷纷出来为阿萨达尼呼吁。伊朗著名的球星马达维基亚和卡里米就是其中之一。卡里米在他的推特和Instagram上呼吁撤销对处决。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的足球人很多，包括阿萨达尼的队友还有一些前国脚。只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国家队现役球员还没有站出来的。即使律师是那么说，谁也不知道死刑会不会真的执行。就在上一周，伊朗方面真的执行了一次绞刑。伊朗官方发布消息，一名叫拉纳瓦德的青年在马什哈德被处以绞刑，因为他刺死了两名安全部队成员。照片显示拉纳瓦德被吊在建筑起重机上，手脚被绑着，头上套着一个黑色袋子。最近这样的的案子很多，伊朗当局手上有21人被判处死刑，大都是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人士。
9月中的时候，伊朗一位叫阿米尼的女性因为违反了伊朗的服装规定，被道德警察逮捕，并且在关押期间死去。长期以来被道德警察随意摆布的伊朗人民彻底愤怒了，他们开始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悼念阿米尼。还有大量伊朗女性在网上发视频，脱下头巾，剪掉头发，以表示对政府的不满。在伊朗官方看来，这是具有政治目的的反政府活动。德黑兰省长曼苏里在推特上表示，抗议活动是“完全有组织的，目的是制造动荡”。而伊朗国家电视台称，库尔德分裂分子和反对派把阿米尼之死作为一个“借口”。事件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阿萨达尼所在城市伊斯法罕是是警民对峙比较严重的地方。
上一周，突然传出伊朗总检察长宣布解散道德警察的消息，但很快伊朗群众就在网络上爆料，没有这回事，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开始发生了执行死刑的一幕。伊朗政府这几年一再对外呲牙，在中东四处树敌，他们在也门内战中与沙特为敌，插手叙利亚内战，与以色列、土耳其发生矛盾。另一边又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总之就是追求地区小霸的酸爽。但伊朗国内民生问题却搞得十分糟糕，经济增长缓慢，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从而导致国内矛盾比较尖锐。半岛电视台认为，导致头巾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
随着新一代的成长，现代性塑造了伊朗年轻一代生活。而宗教和社会价值观问题一直与现代性发生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头巾问题已经在伊朗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引发了大面积争议。2017年，伊朗革命后第一任外交部长易卜拉欣·亚兹迪（Ebrahim Yazdi）在德黑兰发表的回忆录《60年的坚持与感恩》。他说：“伊朗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波涛汹涌的阶段。觉醒和推翻内部暴政1890年的烟草抗议、1905年的伊朗宪政革命、1950年的摩萨台石油国有化运动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持续不断，但都没有达到其目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抗议成为了伊朗固有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哈塔米时期发生的德黑兰大学学生抗议、2009年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后爆发的伊朗绿色革命，以及2017年鲁哈尼时期针对生活诉求的抗议活动；最近的一次就是当前的抗议活动。
此起彼伏的活动是年轻时代思想解放的产物，这也体现在艺术领域，近年来，伊朗在音乐、电影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伊朗导演执导的多部影片在国际中获奖，令熊叔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别离》，这部在2011年上映的电影，通过一个夫妻离婚，妻子希望移民海外，丈夫消极对抗的故事，象征了伊朗人民在保守与润之间的矛盾纠结。该片横扫了柏林金熊奖、美国金球奖、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一众奖项。在这些电影中，伊朗的艺术家们着重探讨了，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法律规定、妇女权利、言论自由、批评政府、少数群体的权利、拒绝暴力等话题。伊朗电影尽管也存在审查制度，但也能够包含针对审查制度本身、失业、排斥知识分子、移民意愿、青年沉迷、暴力、贫困、对未来缺乏信心以及妇女边缘化等问题进行的批评。
由易卜拉欣·哈塔米基亚执导的电影《玻璃代理商》中出现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对话。老司机询问乘客：去哪儿？乘客一一回答：阿扎迪（Azadi，德黑兰有名的自由广场）。但司机却回答：我不会去阿扎迪。乘客抗议道：年轻的司机都说能去自由广场。而老司机紧张地回答道：我不去自由广场，我到革命广场就不会再往前走了。现在老司机就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处，要解决目前的问题，说简单也不简单，目前伊朗高层也放出一些和解的风声。12月3日，总统莱希表示，伊朗的共和主义和伊斯兰教义有宪法基础，“但在实施宪法的方法上可以更灵活。”但这种既要又要的折中路线显然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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