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消费复苏不会立竿见影，要重视政策效果逐步释放过程中的挑战｜重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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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16:12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他长期以来对就业转型、人民币汇率、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出版过《经济学原理（中国版）》等专业经济学理论教材，也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他也是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创始主编，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访问研究。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复苏？卢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进行了深度解读：

1►不宜制定过高增速目标

4►消费重启是经济重点

2►GDP增速回升将改善就业

3►消费复苏不会立竿见影

5►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困难

6►国内通胀形势会发生新变化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当中提到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前段时间，姚洋、任泽平等六名学者联名发声，提出放开经济活动的七条建议，包括近期把放开经济活动放在优先位置、建议将2023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等。

国民经济复苏摆到一个十分重要且意义优先的位置，我们需直视就业市场、通胀形势、消费服务业复苏等系列因政策变化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需思考问题背后的逻辑演绎及与政策调整变化的适应张力。

1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探讨上述建议的逻辑、原因以及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接受采访时，卢锋教授表示，提振消费是稳增长的基础，不过消费复苏不会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响应疫情防控等方面政策调整，从各国疫情防控模式转型与经济运行关系看，政策调整初期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消费者担心感染风险仍可能减少外出抑制消费，需经过一段调试适应时期后新政策环境有利于消费的重启效果才能逐步充分释放。

GDP潜在增速应该是高于5%

NBD：姚洋等学者建议将明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对比2019年6.1%的GDP增速和今年前三季度3%的GDP增速，“5%”是介于二者之间。能不能这样理解，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维持均衡的理想模型里，5%其实是今年中国经济的潜在GDP增长率？

卢锋：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基本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速，或在不发生显著通货膨胀前提下能实现的可持续的合意增速。学界对其概念定义没有很多争议，但是对一个经济体特定时段潜在增速识别或未来潜在增速预测这类经验问题上，由于所用模型或关键参数假设不同，不同学者研究结果通常并不一致，有时差别还挺大。

就目前我国潜在增速而言，从国内学界近年十余项相关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测结果看，低位估计认为在5.5%左右，高位估测观点认为仍有7%甚至8%，估计结果较多分布在6%上下。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目前我国GDP潜在增速应高于5%，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应该是大幅低于潜在增速。

我理解上述政策建议明年政府以5%作为GDP增长目标，不一定表示几位专家认为目前经济潜在增速就是5%，更是强调明年需要有一个显著提升的增长目标在政策层面更有效推动下一步经济复苏。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3%，从目前可得的高频数据看，全年经济增速或在3.2%-3.3%上下，较大幅低于5.5%目标。给定这个背景明年要达到5%应是一个相当积极的目标。

NBD：2019年之前，我们国家每年的GDP增速通常维持在6%以上。为什么不把这个目标定到6%？

卢锋：对此可从不同角度讨论。首先学界和决策层对GDP潜在增速是否仍有6%存在分歧，不少学者或倾向于较低估计数。其次明年经济复苏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但是无论在疫情政策转型阶段性波动调试压力方面，还是在外部环境变化潜在消极影响方面，也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显然不宜制定过高增速目标。

另外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传统特点看，制定未来增长目标时会审慎考虑各方面情况，尤其重视留有余地，从审慎原则看官方把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可能性较小。当然现在离明年两会前决策层最后拍板增长目标还有一段时间，其间我国疫情和经济形势动态演变情况，对明年增长目标厘定仍可能产生不同方向并难以预知的影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NBD：经济学奥肯定律认为就业形势与GDP增速变化存在显著联系，您提到中国奥肯关系存在一些特点。如明年GDP增速能回升到5%，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会有哪些影响？

卢锋：就业形势与宏观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既是经济学常识，也是我们能感受的经验。疫情期环境对宏观波动影响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一个特殊观察案例。近年我国就业形势面临新困难，显然不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突然发生特别问题，例如像当年知青回城或国企改制直接冲击劳动力市场那样，而主要由于疫情环境引发宏观经济减速和波动，传导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当然，失业压力也会反转增加宏观经济增长的困难。

宏观波动影响就业是一般规律，对成熟发达经济体突出表现为宏观波动与失业率显著联系，成为经济学奥肯定律所强调的关系。但是上述规律在不同经济体展开方式有别。我国在体制转型特定阶段城乡劳动力市场仍有分隔甚至歧视因素，结果宏观波动与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而是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密切联系，由此派生我国奥肯关系呈现不同于教科书模型的国情特点。

然而随着我国改革推进拓展，加上相关统计指标体制趋于健全改进，近十年前后我国奥肯关系发生阶段性变化，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其它城镇劳动力市场指标，从不同侧面都对宏观经济波动发生反应。基于对近年相关情况观察，有理由相信如果明年经济增速能复苏回升到5%，应能在农民工转移、城镇调查失业率、新增城镇就业以及净增城镇就业系列指标上得到识别和响应，彰显经济运行和民生的改善。

明年的消费市场有望好转

NBD：过去市场里面有很多企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比如旅游、餐饮等。另外还有一些行业处于困境之中，例如教培、地产等。如果明年GDP增速达到5%，这些领域的市场能恢复到疫情前的何种程度？

卢锋：假设明年GDP增速能在疫情防控和其它政策调整助推下回升到5%上下，那么很多与经济增速回落低位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消费需求，有望得到不同程度的重启和复苏，比如说去餐馆聚餐，去旅行度假，去做文体娱乐活动等等，就会得到复苏或恢复。

当然，消费复苏不会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响应疫情防控等方面政策调整，从各国疫情防控模式转型与经济运行关系看，政策调整初期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消费者担心感染风险仍可能减少外出抑制消费，需经过一段调试适应时期后新政策环境有利于消费重启效果才能逐步充分释放。如何应对明年一季度调试期可能发生的局部异常和颠簸，对我们是一个严峻考验。

另外不同行业复苏程度会有差异。比如有的消费和经济活动难以显著恢复，比如2021年在“双减”中重手整顿中遭遇重创的K12教培行业，由于相关监管政策比较严厉并且某些方面几乎没有通融性，因而相关经济和消费活动难以回到监管风暴发生之前规模。

NBD：您之前讲过，从2022年情况看，疫情传播力以及防控方针对经济运行而言是一个根本变量。现在政策出现改变，经济活动会有哪些变化？

卢锋：近三年我国实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疫情防控措施取得重大成就，随着疫情传染性和致病性强弱组合发生趋势性变化，继续坚持强势防控果断清零措施在可持续性与成本有效性上面临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大规模流行并成为新冠流行占绝对支配地位变异株以来，传播力大幅度上升但是致病性和重病率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增加了优化调整既有疫情防控方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最近决策层依据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原则对原有疫情防控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是保证我国经济后续持续复苏发展的要务急务所在。我们看到，最近国内资本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也对上述政策调整做出了积极响应。不过上面提到，肯定疫情政策调整必要性同时，也要关注这个转型过程会经历的新困难，社会应对大面积感染能力将面临考验。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顺应规律，依托我国体制优势战胜困难。

NBD：从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特点看，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比较大，而消费比较疲软。从10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看，出口增速又出现拐点。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出口和消费双双疲软的状况？

卢锋：投资和出口增长较快而消费弱，是近三年来疫情环境下我国宏观增长的相对稳定特点。强势疫情防控对供给提供较好保护，加上国外一度需求增长和供不应求，为疫情期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提供支持。在投资领域，虽房地产投资萎缩，但工业和出口较快增长拉动制造业投资，加上基建投资受政策推动表现不俗，整体投资表现较好。比较突出问题在于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传播力趋势性增强，严格执行严防固守疫情防控政策所设定的社交距离措施，对消费活动和第三产业带来影响持续增加，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难以承受之重。

疫情期近三年我国GDP增量中的外需贡献率平均高达25%-30%，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不过随着美西方应对通胀实施紧缩政策带动经济减速以及全球增长趋缓，今年10月和11月用美元衡量的我国出口已经进入同比负增长区间，明年这个趋势可能进一步展开，近年顺差驱动增长难以为继。全面看过度依赖外需本身存在问题，十几年前转型就谋划改变。通过调整疫情防控和其它政策重启消费，确实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必然选择。

NBD：您提过一个观点，在一个成熟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例比较高，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发展，会伴随第三产业较快增长。近年我国第三产业受到疫情冲击，这对产业结构调整会有哪些长远影响？

卢锋：从数据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例通常在七成到八成上下而发展中国家较低，该指标提升通常表现为经济成长的结构指标之一。例如我国2010年三产占比值为44%并低于二产占比，此后十年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54.3%，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体现结构转型调整规律作用。

疫情期消费增长受阻对这个过程按下暂停键：2022年上半年该指标值为54.2%，与2019年比较略有回落。二产占比逆势增长，从2020年37.8%上升到今年上半年40.2%。如明年我国消费增长能得到重启，上述结构转型规律会使得第三产业较快增长和占比提升重新成为现实。当然三产占比回归趋势的具体轨迹有待观察。

NBD：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消费信心层面，如何给出政策刺激去提高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让他们愿意去消费？

卢锋：边际消费倾向衡量特定时期居民收入边际增量中有多大比例用于现期消费。近来消费相对萎缩与消费边际倾向下降同时发生，不是由于后者导致前者，而是疫情环境下消费因受限制相对下降幅度超过收入，在数据上表现为消费倾向下降。换言之，并非因为公众心理变动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后者主要是疫情环境抑制消费的结果，属于疫情宏观经济学范畴的特殊经验现象。

今年出现的公众储蓄倾向上升，居民提前偿还房贷等异常现象，也有类似背景原因。出现上述现象，不是因为人们收入增长或心理因素变化，而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时消费萎缩更多，加上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走低，导致储蓄增加现象产生。另外疫情冲击与经济不景气环境下资产价格低迷，其它投资预期回报低于房贷成本，使得部分居民提前偿还房贷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731554

NBD：有些政策建议是对新能源、锂电出台更有利的支持政策。这两年，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好，资本回报率也高。既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市场机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对它们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

卢锋：经过多年历练成长，其中包括政府多年来对新能源行业提供的各种补贴支持，近年我国新能源与电动汽车行业全面发力，国内产销量和出口都出现超常增长，成为疫情时期我国经济活力和韧性的重要亮点。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从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启动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实施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以来，到有关部门决定2023年取消新能源补贴取消并正常缴纳购置税，经历了十几年补贴支持发展过程。一般而言，早期必要的产业政策扶持等到行业自生能力提升后需及时有序退出，避免特定产业结构干预过于持久扭曲市场运行机制。

NBD：疫情期间，钢铁等产业也进入一个下行困难时期，你赞成对它们给予更多的逆周期支持吗？

卢锋：改革时期我国钢铁业经过上世纪90年代历练、新世纪初年崛起、十八大以后去产能和结构调整的整合，多年前已成长为比较成熟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行业。疫情期钢铁业经历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阶段性波动，不过总体情况显著好于诸多需求导向的接触性经济部门。对钢铁这类经过多轮周期波动和结构调整历练的行业，实施超越市场规则的特殊产业政策需更加审慎，避免好不容易形成的市场竞争规则预期被软预算约束预期所取代。

逆周期调控是宏观政策概念，如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松紧实施的调控，在我国还包括通过项目审批核准、发债和信贷融资支持、配套提供资本金等手段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等准财政手段。不过通常不包含针对特定竞争性行业的补贴扶持或打压限制。区分逆周期宏调与竞争性部门产业政策，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通货膨胀形势面临变数

NBD：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底经济出现“倒V型”走势，政策背景经历从边际收紧到再度放松的变化。明年政策边际调整会不会重复此前“倒V型”的经济走势？

卢锋：202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强劲反弹，3、4季度增速分别达到4.8%和6.4%，2021年1季度更是冲高到18.3%，但是此后增长动力不足，3、4季度经济增速分别跌落到4.9%和4.0%低位，形成“倒V型”走势。进一步观察可见，这个增长形态派生条件相当特殊，很难想象具有可复制性。下一步经济和政策环境不同，重复上述“倒V型”走势可能性不大。

2020年我国较早取得疫情防控成效，生产供给较快恢复加上出口需求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复苏，促成2020年下半年到次年初经济强劲反弹。后来经济回落偏快并再次面临下行压力，则是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结果：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导致疫情形势持久化和复杂化，2021年“6%以上”增长目标约束性较弱，大规模积极宏观政策退出偏快与边际收紧作用，还有2021年若干行业加大监管力度影响等等。明年经济走势和政策环境难以再现上述结构特征。

NBD：建议里面提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政策措施由政府制定和推进，二者该如何平衡和协调？

卢锋：近年疫情流行期，民营经济面临困难和压力较大有多方面原因：例如很多民营经济是中小微企业，更多属于服务业，相对而言受市场影响比较大。从信贷、利润、营收、资产负债表等方面看，疫情流行对民营经济造成更大冲击。

若干行业加大监管力度，有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不过短期也会带来调整压力，从实际情况看民营经济承受压力也更大一些。另外受现实疫情和经济形势以及舆情环境影响，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发展预期走弱与安全感不高。

高层用“56789”充分肯定民营企业重要地位，如何切实解决民营经济现实困难，提振预期并激活潜能和创造力，是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关键因素之一。从现实情况看，与时俱进务实调整疫情防控政策无疑是对民企纾困的急务要务；加强必要行业监管需更重视法治原则与程序透明度，避免对市场主体预期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还需针对现实问题深化改革化解深层体制机制问题。

NBD：回到经济复苏的问题，消费需求和扩大再生产的行为都会拉动采购，这对通货膨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会有什么影响？

卢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快速调整，我国经济有望进入后疫情时期新阶段；而美西方抗通胀紧缩政策作用下，其经济减速和衰退风险大概率会增加，全球经济明年有望面临更大下行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胀形势可能会有新特点。

受疫情流行对供求不对称冲击及美西方超强刺激政策影响，加上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危机助推，2021年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强劲大幅飙升，成为美西方国家严重通胀的重要推手之一。但是今年3月特别是下半年以来，部分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

明年我国经济有望进入复苏轨道，由此在边际上增加对大宗商品需求，但是全球经济走弱前景会抑制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二者比较后者作用可能会大一些。除非发生新的超预期变化，后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更可能延续近期走势向其长期趋势水平收敛，再现俄乌冲突后价格飙升局面的可能性较小。

用消费物价衡量的国内通胀形势则存在较多变数。与近年美西方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严重通胀形势不同，疫情期我国虽因进口价格抬升等因素推动工业品出厂价一度飙升，然而由于居民消费受压抑与房地产业受重创导致内需疲弱，供大于求格局决定了国内CPI通胀总体上波澜不惊。具体看数据，近三年CPI均值反而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模式正经历转型，明年重点行业监管有望逐步趋于常态化，宏观政策会继续保持积极态势，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前几年特殊通胀形成机制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并非意味着马上会面临显著通胀压力。相反，在疫情防控方针转型初期，由于存在冗余供给能力，加上消费需求会在过渡期后逐步释放，因而明年初更可能维持低通胀环境。但是通胀机制转变终究会在新的内外条件下展现其影响，使中期通胀形势出现有别于前三年的新特质。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847675

NBD：对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进入持续复苏轨道，您还有其它的经济政策建议吗？

卢锋：过去三年我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取得多方面成就，下一步需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改进完善相关政策，夺取疫情防控最后胜利并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更好成长的新阶段。

要总结疫情期宏观调控与重点行业监管实践的丰富经验，在宏观政策方面更加强化逆周期调控并提升其成效，以逆周期调控优先原则安排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关系，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对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另外引入必要监管需要兼顾法治原则与程序合理，实施必要监管规则时重视维护市场主体预期稳定。需评估近年重点行业监管风暴实施成效，在总结经验和巩固成效基础上向常态化监管过渡。

就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进入持续复苏轨道而言，走出早先防疫至上模式并推进目前疫情防控政策转型确实是重中之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应对转型过渡期公众大规模感染可能带来的一次性冲击，紧急动员和储备足够资源应对相关需求可能出现的急剧飙升，提升社会公众与经济系统应对冲击能力并平稳渡过颠簸期。相信依托我国体制优势，一定能成功应对正在逼近的新挑战，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走出三年疫情阴影迎来更美好未来。

记者|胥帅

编辑|刘林鹏宋红杨夏何小桃杜恒峰

校对|孙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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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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