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解决者的视域看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
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关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陈旭麓先生认为：“ 它（鸦片战争）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在英国炮声的震撼下，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在对比中试图以“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探索出路，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天朝”文化中，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他们的思考最终化为了无声的呐喊。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中国“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竟然是以如此悲壮又无奈的方式开启的。
1841年5月，英国船只接近广州
（英国皇家海军外科医生爱德华·H·克里（1814-1901）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十九世纪末，整整6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列强以发动战争、制造边疆危机、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手段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国家一步一步地“沉沦”。面对百余年前的“沉沦”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需要突破什么样的难题，才能从“沉沦”中探索出路。
大英图书馆所藏中国卷轴上的英国战舰插图
1850年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彩色印刷铜版画
（鸦片战争博物馆藏）
此时的中国，主权丧失，已经不复中心地位，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煌煌中华曾经的辉煌和灿烂不堪一击。社会经济凋敝、军事衰落、政治腐败等问题进一步激化，再加上鸦片战争后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等新的问题出现，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中国社会已临近改朝换代之局，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成为农民阶级最可信赖的神秘力量，农民阶级在鸦片战争的回声中，试图通过改朝换代解决封建势力和侵略势力的双重困扰，实现民族独立。
就在农民阶级以金田起义为起点探索出路的1851年，首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办。博览会上蒸汽机、冶金机械、大机器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震撼了世界。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成就，以占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的绝对优势，依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成为全球最强大富裕的国家。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英国以先进的工业文明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要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现近代化。
1851年,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展览馆中举行
水晶宫内部
1851 年的伦敦水晶宫奖章，正面
1851 年的伦敦水晶宫奖章，背面
简单说来，19世纪中期的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决定了中国要实现的两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实现近代化。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然经济也逐步解体，但依旧处于主体地位，农业仍然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农民也还是人口的主体。鸦片战争后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金田起义，是农民阶级国家出路探索的开始。1853定都天京，以短短两年的时间建立了与清廷对峙的政权，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1859年颁布《资政新篇》，1864年天京陷落。农民阶级长达14年的探索之路，在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两大问题解决上进展如何呢？且来读读太平天国时期两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1853年冬天，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文件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饱受饥寒的农民们如果有机会听到洪秀全理想社会的构想，心情一定是无比激动的，不过“在这幅小农民画出来的理想国的图案中，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在世界的大潮已经向近代迈进的时候，农民阶级勾画的理想国还在固守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农民阶级无法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无法解决近代化的问题。
太平天国忠王府军事议事厅
（苏州市太平天国忠王府，是全国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组太平天国历史建筑物。曹梦婷拍摄于苏州博物馆）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向后看，脱离了时代，注定失败，那么《资政新篇》则是向前看。《资政新篇》是曾经流亡香港等地的洪仁玕在总理朝政之初向洪秀全条陈的治国新方案，即“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仿效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矿生产…… ”表达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愿望，以及想要在中国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不过，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农民阶级而言，把农民运动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需要很多环节，洪仁玕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激不起半点共鸣，中国的大地上并孕育出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基础。这次向前看脱离了中国国情，根本无法实施，最终走向失败。
1862年太平天国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
（照会指出，法船与法人“不容关卡稽查又不容兵民平卖”“失同心之义”。要法领事“戒喻船人等嗣后各不相犯”。中共一大纪念馆藏）
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农民阶级提出的解决方案，未能真正找到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出路。从1851金田起义到今天，已经过了170年，当我们退回到历史现场，却又不可回避太平军在九江湖口与清军作战，不可忽略太平军与洋枪队之战，不管农民阶级是主观还是客观，主动还是被动，事实上，农民阶级已经肩负起了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任务，已经在用实际行动解决民族独立这一问题。
太平天国铁炮
（炮为直筒状，炮口的口沿较直。炮身的直径略大炮口，左右各有一个横向的支架。这类铁炮使用时应放在木架槽内，前端不固定，能适当抬高，在下面填塞木片，以调整发射角度。萍乡博物馆 藏）
太平军沉重打击清王朝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烧，在内忧外患中，中国社会旧有的政治派别和社会成分发生了新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形成。地主阶级洋务派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推行了一系列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新政。在洋务派的主持下，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引进机器生产的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建成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第一家新式学堂、第一支海军舰队，还催生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引进西方先进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成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同光中兴”之说也应运而生。近代化之路看似一切顺利，殊不知，危机正悄然逼近。
詹天佑身着官服的半身照，摄于京张铁路建设期间
（图源：《京张路工撮影》，清末民初著名的摄影师谭锦棠于1905-1909年间拍摄，上海同生照相馆制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京张铁路修成时修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
（图源：《京张路工撮影》，清末民初著名的摄影师谭锦棠于1905-1909年间拍摄，上海同生照相馆制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9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主要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进一步加剧，中国西北、西南、东南边疆危机加深，虽有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但危机并未根除，问题犹在。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虽有如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官兵的英勇作战，近代化进程已经推进了30年的中国，最终以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战役中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靖远舰
（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1887年建成，同年11月加入北洋水师，是致远舰的姊妹舰。1895年威海卫之战中被迫自沉。）
有人说，甲午战败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差异，以下两段文字大概能说明这一点“明治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建造舰艇……至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舰只30余艘，计6万余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在西太后心目中，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因此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30万两’以建造颐和园（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两位重要人物对待军事经费的态度截然不同，更深层的是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差异。
中日两国在开启近代化道路时，有大致类同的境遇。同样是被殖民者用武力打开国门，同样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开启近代化，结果却迥然不同。为什么？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和“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福泽谕吉两人的隔空对话，就有不言自明的答案。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造之器。”
——李鸿章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在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中日两国的两位重要人物都共同关注向西方学习，推动了国家的近代化进程。福泽谕吉主张先难后易，从人心到政令，最后才是技术，内容全面，涉及思想、政治、技术等方面。李鸿章主张学习利器，仅仅局限于技术，而未深入到政治、思想等领域。
两条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结果。痛心之余，回到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或许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并非只以为中国只是技不如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全无认识。但郭嵩焘稍有表露，即被撤职惩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顽固的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下，想要进行全面的近代化实在是步履维艰，正所谓“时代的局限，才是真正的局限！”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限的时代：内部专制统治顽固且腐朽，外部从工业大国英国入侵到弹丸小国日本挑衅，从五口通商到开设工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香港岛被割让到痛失台湾，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的软弱无能，纷纷而至，掀起瓜分狂潮，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的巨祸之痛刺激了1300名举人“公车上书”为国家出路呐喊，这批爱国知识分子真正担当起了唤醒民族责任的重任，他们的周围和身后社会意义上的群体开始出现，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1898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问题解决翻开了制度变革的新篇章。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探索的时代：中国人在面临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两大问题下，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探索之路或限于时代，或囿于国情，以及阶级局限和发展道路等诸多原因，都未能成功解决问题。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探索相继失败，但是中国人探索谋求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出路却从未放弃，从未停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英雄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时代在变，中国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责任担当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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