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论世界视域的生成

作者简介：韩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2 年 10 期

原发期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22 年第 2022第二十八辑 期 第 47-78 页

“类型(Type，Typus)”概念在《逻辑研究》中就曾出现，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以下简称《观念》)系列——尤其是《观念II》中，也被用来刻画自然物、精神物和人格。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类型”概念在胡塞尔的著作、课程和演讲(尤其是《现象学的心理学》《巴黎讲演》《笛卡尔式的沉思》《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已经十分常见。但或许由于这一概念更接近于某种自然态度下的经验共相，并且很容易和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混同，因此并未受到多少研究者关注。然而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概念，却在胡塞尔后期探讨“世界构造(Welt konstitution)”问题的文本(尤其是《生活世界》手稿、《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增补卷》《C手稿》中的相关部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经验与判断》中，我们还能看到对“类型”概念的专题探讨，它充当了对象统觉中的必然要素，也是由个别经验向普遍本质过渡的重要环节。可以说，“类型”概念在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在胡塞尔文本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有限的相关研究中，著名社会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最早注意到类型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可能性，并将之与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结合，发展出“习惯类型”、类型化的“知识库存(stock of knowledge)”等概念，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①而在哲学界，近年来才出现洛玛(Dieter Lohmar)、迪亚兹(Emiliano Diaz)、巴勒(Johannes D.Balle)等人的少量研究。②洛玛首先发现，类型概念与康德的“图式(Schema)”概念在功能上几乎一致，它们都能够引导直观被给予性的综合统一，同时为前谓述经验(pre-predicative experience)提供特定的形式。③巴勒则看到，类型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认知动力学(Kognitive Dynamik)”，从而在不同的显现方式和情境下意指相同事物。④不过总体而言，类型概念在世界构造问题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如果它仅仅是经验共相，那么我们难以解释为何后期胡塞尔如此重视此概念；如果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些意义如何体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构想中？又如何发挥作用？尽管上文中所提手稿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文本资源，但由于胡塞尔后期思考框架的庞大和类型概念自身的含混，使得这一工作困难重重。本文也只是对其现象学意义的初步挖掘，并尝试指出，在后期胡塞尔的构想中，“类型”概念是联结“世界构造”各个层次的重要纽结；更重要的是，它也构成了对象统觉和世界统觉的可能性条件。

一、世界构造问题及其架构

《生活世界》手稿的标题已经表明，其任务是阐明预先被给予的世界视域如何被构造。在此“构造”概念的应用范围已经不仅局限在对象领域，而是可以扩展到知觉场、周围世界、实践视域、生活世界、世界视域等概念上，探讨它们以何种方式自行发生，并向我们显现。胡塞尔也明确称此论题为“世界的发生(Die “Genesis” der Welt)”或“世界统觉(Weltapperzeption)”。它一方面涉及我们如何以判断、证实、阐明等方式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涉及前谓述的“沉默(stummen)”世界如何先于我们的知觉活动而“自行发生”(Hua XXXIX，445—447)⑤。

但胡塞尔也表明，世界绝非“完全沉默的”，因为伴随世界一道显现的要么是对事物的个别统觉，要么是已经被统觉的“过去熟悉之物”(Hua XXXIX，44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才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被信任的世界(vertaute Welt)”，即事物总是呈现出某种“熟悉性风格(Bekantheitsstil)”(Hua XXXIX，56)，不存在任何完全陌生之物，因此我们也总是以某种前反思的、纯粹被动的方式接受了世界“一直以来的样子”。而我们对世界的熟悉性就体现在：“一般来说，被统觉的物都根据它的一般类型(Allgemeintypus)而被我们熟悉(作为石头，作为植物，作为甲虫等，或者作为山，作为草地，作为森林等)。”(Hua XXXIX，429)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具有的是一个“被信任的类型(typische)世界”(Hua XXXIX，61)。

这些表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海德格尔对世界的刻画。我们也有理由猜测，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初⑥就出现的说法可能影响了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在世界之中生存”首先意味着我们对世界具有一种熟悉性。此在“寓居于”事物相互指引、相互关联的“因缘整体(Bewandtnis)”之中，并对此有先行的领会。例如工匠在使用锤子修葺房屋时，就已经熟悉了如下关联方式：锤子之为锤子，因其能够捶打，而捶打又旨在修固房屋，修固房屋又旨在使房屋遮风避雨，遮风避雨最终旨在使人们能安居其中(GA2，112；第98页)⑦。他在使用锤子时显然无须对上述关联一一加以确认。而此在对这一因缘整体的理解和赋义行为，构成了作为含义关联整体的“意蕴(Bedeutsamkeit)”，后者体现了世界的基本结构。(GA2，116—117；第102页)海德格尔显然更加关心事物相互关联并最终收束于此在之生存筹划的目的论指引网络，同时强调它如何先行于对象化的认识活动。这一点虽然在胡塞尔的论述中也有所体现(尤见于《生活世界》手稿的第6部分)，但我们将看到，这只是世界构造问题的环节之一。胡塞尔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形制庞大、层次复杂、结构精妙的问题框架。借用利科的比喻，我们仍然需要在这一布满了脚手架的“工地”中进行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逐级建构；而这一具有“原创制(Urstiftung)”意味的发生学维度，也是胡塞尔现象学所独有的。

如果说在早期海德格尔那里，“世界的展开”被直接等同于此在的生存，那么在胡塞尔这里，“世界的发生”问题则可被转化为世界如何以特定的形式、结构向我们显现，而不仅仅是一团混乱的质料。在后文中我们将逐步展示，在此“类型”概念的作用远远超出其日常用法中的“经验共相”含义。胡塞尔一方面将“处于无限性中的整个世界视域”都看作“总体类型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旨在阐明世界的“存在意义”及其“从单个实在性的不变类型中建立起来的结构”；另一方面，他也致力于在“总体类型学”之下，阐明“特殊实在之物(及其状况[Konstellationen])的一切分类学”(EU，32—33)⑧。这样，“类型”概念就既被用来刻画世界之总体视域的“存在意义”及其“不变结构”，也被用来刻画每个具体存在物和处境(Situation)的意义与结构，这些不同“类型”的意义层次共同连缀为一个“被信任的类型世界”。

基于《生活世界》手稿，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勾勒出一个世界构造问题的框架⑨：

1)从形式结构上讲，世界以两种方式被我们经验：作为预先被给予的世界视域和作为被主题化的世界之物(vgl.Hua XXXIX，42)。前者涉及视域构造，后者涉及对象构造。

2)从质料内容上讲，我们又可以在纵向上区分自然领域和精神领域，前者为后者奠基。胡塞尔基本延续了《观念II》的架构，即首先剥离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精神意义，描述作为其核心的自然世界或纯粹知觉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描绘精神世界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如文化对象、价值对象的生成。最终可描述这两个层次如何相互交织(vgl.Hua XXXIX，265—273)。

3)关于对象统觉，后期胡塞尔主要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刻画由被动综合到主动综合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先天联想法则而得到被动综合的感觉材料，将在统觉中获得“类型化”的内视域结构。后者一方面被直观充实所规定，另一方面又敞开了未被规定的可能性空间。⑩基于这一形式结构，胡塞尔又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描述自然物、文化物、观念物的构造。

4)关于世界统觉，胡塞尔指出每个世界视域都包含一个不具有知觉内容的总体视域，同时也具有包含着知觉内容的视域核心(vgl.Hua XXXIX，65)。在作为“一切视域之视域”的世界视域和当下具有知觉内容的经验世界之间，还有着诸多特殊世界。

5)总体性的世界视域首先是在一切主体行为和个别处境之前而“预先被给予”的时间—空间世界。在自然态度下，人们默认世界的存在，并且默认无论经验怎样扩展，都属于我们既有的世界视域。(11)

6)总体视域由个别视域融合而成。世界视域一方面是先于一切个别处境而被预设的，从而是一个作为一切视域之视域的总体框架；另一方面，这个视域也包含具体的经验内容和信念集合，它们沉淀到世界视域之中，作为人们生存的背景。胡塞尔层层向外扩展地探讨了这个世界如何通过具有肉身的主体而成为一个具有空间方向的定向世界，个别主体的个别处境又如何扩展为主体间有效的总体世界，其间可能有近世界、远世界、家乡世界、陌生世界、代际世界等处境的交互作用。

7)在主体—世界的先天关联结构中，不同的世界对应着不同的构造主体。胡塞尔可以分别描述知觉主体如何构造其时空世界；具有本能、习性、兴趣、目标、性格等特质的人格如何构造其实践—精神—文化世界；人们又如何构造主体间有效的共同世界(vgl.Hua XXXIX，312)。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显然无法对上述问题作全面考察。但笔者将着重阐明，“类型”概念是在世界的意义之网中串联上述各个层次和对象的纽结。无论是对象统觉，还是各个周围世界的统觉，乃至对世界总体视域的统觉，都必然已经隐含了“类型”的作用。

二、类型概念的层次与含义

基于上述框架可知，“世界构造”具有多重层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类型概念在“被信任的类型世界”中具有多重含义呢？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对类型概念有专题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一问题。

“类型”在日常语言中的首要含义当然是经验共相。胡塞尔在讨论逻辑范畴的生成时，也会涉及共相问题。不过胡塞尔清楚地表明，类型不仅局限于经验共相，而是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首先是在任何对个别之物的意指中，都有类型在其中发挥作用；其次，“类型”也可以脱离个别之物而单独存在，我们可以只谈论某种经验共相，而不涉及现实的、具体的个别之物；最后，如果我们将经验共相转化为在无限可能性视域中的想象之物，那么“类型”也可以上升为先天的纯粹概念(胡塞尔也称之为普遍本质、理念性存在或Eidos)。类型概念的不同作用，成了我们考察的重点。

最低阶的共相建立于对象的相似性中。胡塞尔举例指出，如果A和B是红的，B和C是红的，那么基于其中的相似性可以得出A、B、C都是红的，这样“红色”作为一个单独的“种类”就可以从中抽象出来，并且不同于A、B、C中的具体红色(EU，394)。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研究中对观念和个别对象的区分：“当这个事物，或毋宁说，当事物的这个特征显现时，我们所意指的不是这个对象性的特征，不是这个此时此地，而是它的内容，它的‘观念’；我们所意指的不是在这所房屋上的这个红色的因素，而是这个红。”(12)换言之，即便面对同一个红色对象，我们仍然既可以意指其红色要素，也可以意指作为共相的“红色”。而在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中，内时间意识及视域概念的引入又使得共相问题复杂化了。在个别对象、经验共相和纯粹概念之间，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区分。

胡塞尔敏锐地看到了共相在对个别之物的统觉中亦仍然发挥着作用：“共相尽管与这些对象相反是非实在的东西，但毕竟是植根于这些对象的，它显现为从它们身上凸现出来的东西、寄居于它们之中的概念。”(EU，394—395)通过联想(Assoziation)、再回忆(Wiedererinnerung)、重演(Wiederholen)等概念，对个别对象的统觉和类型概念建立起了关联，胡塞尔将此称为“统觉的转换(apperzeptive )”(EU，140)。具体而言，每个新进入意识的对象都将唤醒对相同类型对象的再回忆，或者对于仍保持在“滞留(Retention)”中之相同类型物的联想，从而引发所谓的“相同性综合(Gleicheits synthesis)”(EU，395)。一旦这一联想和再回忆关系被建立起来，我们就把面前的对象统觉“为”某种普遍类型下的个别物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回忆行为，而是在直观充实内容的刺激下，触发了某种被动的联想综合，并且这种联想对象不会作为表象在意指行为中呈现，而是会直接“融化”在对当下对象的统觉之中。胡塞尔举例指出，“一朵新出现的花就在通过联想唤起那一度产生过的‘花’的类型的基础上，而本身被重新认出来了，而不一定要在直观中重新回忆起原先那个比较的场合”(EU，395)。我们不仅不需要重新回忆当初比较的场合，也无须从回忆中择取并表象之前所见到的花，更“不需要与一个原始的普遍性形态发生综合的联结”(EU，395)。相反，“类型”的作用方式是，当面前的这朵花具有某些“花”物种的特征时，就会自动触发一个类型化的预期视域，在此视域中，“花”的一些特征会被预期。

通过类型化的统觉，我们才可能“把个别事物作为一个共相的个别来把握”(EU，395)。胡塞尔的突出洞见是将“共相的个别”之物转化为了“在预期的可能性视域中”的个别之物。换言之，只要我们的意识呈现出滞留—原印象—前摄的时间性结构，呈现出“被充实的预期”结构，就不存在绝对的“这一个(τóδe τι)”，因为我们的预期是由“类型”所规定的(Hua XXXIX，429)。尽管这些可能性视域的边界比较模糊，但都有较为确定的自身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玛才认为这些前—概念、前—谓述的类型知识和康德的“图式(schemata)”概念发挥着同样的作用：“类型通过一系列同质的经验而被产生，并且能够引导我们对于对象之个别的、直观地被给予的元素的综合性组织(synthetic combination)。因此类型就是对象构造的先验可能性条件。”(13)

以最简单的“物”为例，任何一个空间物都以“侧显”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一方面对它的某一个侧面有直观充实，另一方面却共同意指(预期)着它未向我们直接显现的一面。正是因为我们熟悉空间物这个“类型”，知道空间物会有广延、有三维的立体结构、形状会被颜色填充等，才会在知觉一个物体的时候，预期它会有“背面”，它的“背面”会有颜色和质地，等等。换言之，一个关于“空间物”的类型化视域已经开始暗中运作了，它规定着我们进行预期的可能性视域。例如，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事物背面的颜色，但是我们会预先确定背面必然有“某种颜色”(EU，105)。在想象中，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变更事物背面的颜色，但是这种变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即“物体表面必然有颜色(包括透明色)”(EU，107)。

在更复杂的情形中也是如此。胡塞尔曾在《经验与判断》中举出关于狗的例子。试想，我们之所以会把一只狗看作具有确定特征和存在方式的统一体，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关于“狗”的类型化统觉。否则就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1)如果我们仅根据客观距离的远近来界定整体性，那么相对于脚和头的空间关系来说，脚和地板就更应当构成一个统一体；(2)如果仅根据感官性质的近似性来规定的话，那么当狗裹着白色外套站在白色墙壁前时，它的躯干就应被视作墙壁的一部分；(3)如果我们以物理或者化学上性质的相似性作为标准，那么当狗和其他同类接触时，它们彼此贴合的毛发、皮肤比和其毛发、皮肤与自身骨骼的相似性更高；(4)如果我们以共同体的约定作为标准，那么就可能会有更多荒唐的组合出现。

然而以上情况都不曾发生。当我们掌握了面前这条狗的若干“类型标志(typische Merkmale)”后，就触发了对于它的类型化统觉。(14)由此它首先作为一个具有头、躯干、四肢、皮肤、毛发的“动物”而被统觉为一个整体了，然后它的诸多具体特征和活动方式也将被预期。例如耳朵、鼻子、头骨、躯干、尾巴的形状及其颜色、质地等，即便我们从未看到过这条狗的牙齿，但基于我们对动物，尤其是对“狗”这个类型的一般了解，我们也能够预想出它牙齿的样子。(EU，399)再例如它的各种活动方式也被预期：“如果我们看见一只狗，那么我们也立刻预先看到了它的更多行为(Gehaben)，(预先看到了)它去吃、去游戏、去跑和跳等等的类型化方式(typische Art)。”(EU，399)因此，在“类型学”当中，不仅包括对事物本质特征和偶性的知识，还包括它如何活动、如何同周围事物发生关联等内容的丰富知识与规则。正是以这种方式，“这个被动地预先被构造的、和‘狗’的类型之间的关联，就被保持为非主题性的(unthematisch)，在这种关联中这条个体的狗从一开始就被立义()了”。(EU，400)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个体之物都在“被规定性—未被规定性的样式中被预先刻画着(in Modis der Bestimmtheit-Unbestimmtheit “Vorgezeichnete”)”(Hua XXXIX，128)。在上述例子中，一方面，我们可能会预期面前的这只狗跑、跳、游戏，但不会预期它能读书、蒸发、进行光合作用，这表明它所敞开的可能性视域已经被类型概念所规定和引导了；但另一方面，这只狗的牙齿形状、皮肤纹理、毛色光泽可以有无限多种细微变化，它的运动方式同样可以有无限多种，这就是它所敞开的无限可能性空间。因此洛玛说：“类型从来不具有完全被规定的意义，而只是一种‘空乏意指的框架(frame of empty reference)’。”(15)后期胡塞尔大量使用诸如“未被规定的可被规定性(unbestimmte Bestimmbarkeit)”“可能性的游戏(运作)空间(Spielraum von Mglichkeiten)”来指称这种在类型化统觉中出现的预期视域(vgl.Hua XXXIX，57，68—69，75—76，122—128，143，184—185，282，360—362，455—456，554)。这充分说明，我们总是在一个可能性视域中来理解事物，事物的可能存在方式已经先行被我们把握了，我们也正是在此视域中与事物“打交道”。

一个敞开的可能性视域还为想象中的自由变更提供了空间，使得经验共相能够上升为纯粹概念。胡塞尔提出，我们可以将当前的现实经验变样为想象之物。例如在面对一朵花时，我们的预期视域会随着我们对它的知觉而不断向前延展(fortgehen)，但这种敞开性视域的延展仍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经验的规定：我们在看一朵红色的花时，会带着很强的信念预期它的其他侧面也是红色的，同时也可能在稍弱的程度上预期它的某些侧面会有黑斑、黄色的纹路，等等，但我们几乎完全不会预期它呈现出不锈钢的颜色。在自由的想象中则不同，事物可以完全不受现实经验的制约，我们可以在“类型”所框定的范围内任意假定和变更事物的特征。因此胡塞尔才会说：“这样，每个概念都包含纯粹可能的个别性的一个无限范围，即纯粹可能的概念对象的无限范围。”(EU，396)

基于上述特性，我们可以理解经验共相和纯粹概念的不同。事物都有某些“类型标志”，通过这些类型标志我们才能将个别物“认作”某种类型之物。随着我们认识更多新的相同类型之物，这些类型标志会增加，事物所投射出的“未被规定的开放视域”也会得到拓展。但此时得到扩充的显然不是个别事物，而是一个“假定的……经验性的理念(prsumptive…empirische Idee)”，这个经验共相将基于现实的经验而不断敞开和修正自身。(EU，401)而纯粹概念与经验共相的最大差别在于，它完全不依赖于现实经验，因而具有“先天必然性(apriorische Notwendigkeit)”：“这些纯粹概念的构成不依赖于事实上被给予的开端项的偶然性及这个开端项的经验性视域，这些概念并非仿佛只在事后(Nachhinein)才囊括进一个开放的范围，而恰好是在实现：即先天地。这种事前(vorweg)的囊括意味着，这些概念必定能够预先对所有的经验性个别事物制定规则。”(EU，410)

“事前”和“事后”之分恰恰构成了经验共相和纯粹概念的关键性差别。举例来说，“狗”的经验共相来源于人们现实见过或听人描述过的相关经验总和，来源于对这些经验事实的“事后”归纳(Induktion)，因而是高度偶然性的。但“狗”的纯粹概念完全与这些现实经验无涉，而是产生于想象中的自由变更。就前者而言，当我们见到黑白相间的斑点狗，就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样毛色的“狗”，从而获得了相应的类型知识；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红色的狗，那么在“狗”的经验共相中就不包含这一可能性。一旦我们在现实中见到红色的狗，就要考察它究竟是否属于“狗”这一类型。但在想象的自由变更中，狗的毛色可以作为“变项(Varianten)”由我们虚构出任意的颜色，而“狗”的类型不会由此改变——幻想类电影中各种光怪陆离的“狗”形象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支撑着自由变更的“不变项(Invariante)”时，就获得了所谓的纯粹概念、普遍本质或Eidos，“没有它，这一类型的对象就不能直观地被作为这一类对象来想象”(EU，411)。这样，经验共相在个别物中就体现为由现实经验所规定的可能性视域，它植根于我们的现实世界；纯粹概念则先天地规定了类型能够成立的最基本条件，它适用于所有的可能世界，由它所敞开的可能性视域也比经验共相要远为广阔。(16)

综上所述，类型完全可以通过“非主题”的方式规定对象统觉中的内视域结构，赋予其“被规定性—未被规定性”样式以实质内涵。它所提供的一系列特征和规则引导着我们的预期，使杂多经验在动态的意义生成运动中获得形式。而当我们的目光以主题化的方式来把握类型时，又可进一步获得经验共相和纯粹概念。前者来自对既往现实经验的归纳，因而也总是依赖于现实经验、可被现实经验修正；后者要在想象中自由变更的一整套操作中完成，而这一操作仅需要极少的现实经验作为“原形象”，由此获得的普遍本质，则构成了“类型”得以成立的最低条件。它们都能够在对象统觉中发挥作用，只是普遍本质所规定的视域更为基础：正是基于狗的Eidos，我们才可能有关于狗的经验共相，后者可以随着不同品种的加入而扩充，但始终处于前者划定的框架之中。

三、世界视域的类型化

通过对类型概念的澄清，我们一并考察了类型化统觉对内视域的规定和引导作用。而在胡塞尔这里，类型同样规定着外视域和广义上的世界视域(EU，172)，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世界的类型化生成方式。

胡塞尔对世界视域的结构有着清晰的层次划分。在对象统觉中，事物呈现出内视域的结构；而在多个事物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主题化地意指其中一个对象，那么以非主题化的方式“共同被意指”的其他非主题化之物，就构成了所谓的“外视域”，我们可随时转向这些隐藏在背景中的对象(EU，28)。胡塞尔对此结构还有进一步拓展。他指出，围绕着主题化对象有一个“知觉场域的核心(Kern eines Wahrnehmungsfeldes)”，伴随它还有一个“核心性的记忆领域”。胡塞尔对后者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推断，它是“仍然保持在手(noch-im-Griff-behalten)”的滞留记忆，尚未完全失去直观内容。但超出这个场域，则有全无直观充实的“空视域(Leerhorizont)”(Hua XXXIX，65)。外视域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它超出围绕着主题化对象的核心领域，但另一方面它又并非全无知觉内容(Hua XXXIX，96)。

空视域尽管不具有知觉内容，但其丰富性远远超出知觉场域和一般意义上的外视域。胡塞尔指出，除了当下知觉以外，我们还有过去视域(Vergangenheitshorizont)和未来视域(Zukunftshorizont)(Hua XXXIX，92)。新的知觉既可能以“仍然在把握中”的方式进入滞留领域，也可能不断下沉到沉淀物(Sedimentierten)领域，最后甚至可能完全浸没在完全黑暗的背景中，成为“无意识(das )”(Hua Mat.Ⅷ，376)(17)。与此同时，它们也会敞开一个具有预期的未来视域。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在《生活世界》手稿中还谈到主体间的“共情视域(Einfühlungshorizont)”及其时间性视域(Hua XXXIX，Nr.10)。换言之，我们也可将他人“共现”为具有过去和未来视域的主体，并对其视域有模糊的把握。

除去时间维度以外，“空视域”还具有相互关联和指引的空间维度。胡塞尔敏锐地看到了视域间相互指引的无限延伸链条：“我们在世界性中清醒地体验和清晰地(在实显的兴趣中)意识到的东西，我们视域性地‘共同意指’着环境(Umgebungen)，更近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环境，等等，并且处在能不断向前重复的意义蕴含(Implikation)中。”(Hua XXXIX，361)他举例说：“如果我注意这个环境，那么首先会来到房间，而属于其共同意指(Mitmeinung)的还有住宅，然后和住宅共同被意指的是街道，城市，等等。”(Hua XXXIX，361)这样，视域就呈现出了远——近结构，即便一些较远的环境不在当下知觉中呈现，但它们也通常以信念的形式一同被意指了——试想，如果没有房间外的街道、城市存在的信念，那么我们必然会陷入恐慌之中。而这些相互指引的外视域和空视域，最终指引着无所不包的世界整体。

各种各样的周围世界都具有视域的基本结构，但它并不局限在知觉领域，而是能够扩展到人格性与精神性等领域。正是基于时间、空间结构或者区域类型学(regionale Typik)的划分，胡塞尔能够断言：“预先被给予的周围世界中的(umweltlichen)实在性都是在其具体的被信任的类型学(Typik)中被给予和预先被给予的，因此所有这些特质就都一并属于它的本己本质性的内容。”(Hua XXXIX，62)由此可以衍生出近世界(Nahwelt)、远世界(Fernwelt)、家乡世界(Heimwelt)、陌生世界(Fremdwelt)、共同世界(gemeinsame Welt)、代际世界(generative Welt)、自然世界、文化世界、动物世界、人格世界等“类型化的周围世界”，它们最终关联于包括一切周围世界的世界总体(Weltganze)(vgl.Hua XXXIX，157，163—168，175，329，335—349)。

不过，与在对象统觉中呈现的内视域不同，外视域或周围世界总是“预先被给予”的。这就引发了一个困难：在对象化统觉中，我们具有一个自发的“赋义”行为，因此可以将事物统觉为某种类型的个别物；而预先被给予的周围世界并未被主题化，却“共同规定”着事物的意义。那么在不存在自发性赋义行为的情况下，它们如何被类型化？由此被类型化的周围世界又以何种方式呈现？

海德格尔式的“因缘整体”及对它的“存在领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工匠对于自己的工作场所有非主题化的先行把握，无须先主题化地认识每个事物，就能够潜在地意识到其位置和用途。胡塞尔也承认对预先被给予的周围世界有非主题化的领会，例如他指出，“人是具有文化的人(Kulturmensch)，并且处于一个预先被理解的文化领域中，在某个立刻就被理解、被统觉的‘书房’‘作坊’的环境(Umgebung)中，(人们)从类型上被理解为学者或者图书装订工，等等”(Hua XXXIX，149)。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立刻”统觉，显然不是主题化、对象化的，而是和“存在领会”类似的“前理解”。胡塞尔将此称为对预先被给予世界的“先行知晓(Vorauswissen)”或“前知(Vorwissen)”，它规定着实践场域的类型及其可能性空间(Hua XXXIX，352)。这种“先行知晓”一方面与世界所呈现的内容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人们的存在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换言之，当具有身份、习惯、活动方式、意愿、兴趣等的人进入特定处境中时，一个与此相关的目的论网络已经隐然展开：“我们人之为人总是忙于目的的(zweckttig)，总是已经具有目标，并且在所有行为中推进着、实现着、扩展着目标。……世界总已经是(并且伴随着所有的目标形式，包括已经被完成的目标形式)忙于目的性的场域(Feldfur Zweckttigkeiten)，是具有构想和实现目标之未来视域的场域。”(Hua XXXIX，327)这表明，在胡塞尔所说的“先行知晓”中，已经隐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胡塞尔对周围世界的类型化统觉和海德格尔对因缘整体的存在领会几乎如出一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出于实践的可能性视域，先行把握书房、作坊等场所。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没有自发的统觉行为，周围世界的类型化何以可能？对于《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的先行在此是一种“实际性”，对它的“前理解”亦然。“实际性的解释学”旨在揭示这些生存的条件及其结构，却不追问它如何生成。而对胡塞尔来说，“周围世界”为什么会具有结构和类型化的意义——而不是一团无形式的质料——是超越论现象学必须阐明的问题。(18)胡塞尔专门针对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解”展开了批评。在一段边注为“Heid〈egger〉”的文字中，他指出：“存在领会是某种完全空洞的东西——只要我们不把它认作自身统觉和他人统觉，认作在其总是被规定的超越论结构(作为持续的、不变地被重演的结构)中的世界统觉，并且现在与此相关产生了一个本质问题，其中包括对这一普遍统觉的静态学(Statik)以及可能的发生(学)之追问。”(Hua XXXIX，390)在胡塞尔看来，脱离了具体事物而单独讨论对它们的先行领会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存在领会”总是关联于具体事物或者周围世界的显现方式，关联于超越论自我构造其意义的方式。因此，我们最终还是需要阐明，预先被给予的周围世界及其类型化的意义(海德格尔式的“意蕴”)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在周围世界的类型化统觉与对象的类型化统觉之间建立类比关系。当对象触发我们的兴趣并使我们转向它后，其中的一些特征会使我们被动地联想起相同类型之物，并以此类型来预期事物可能的显现方式。与此类似，周围世界应该也可以通过刺激主体而唤醒一个类型化视域，使人们被动地联想起熟悉的处境，并由此投射出相应的预期视域。换言之，世界统觉与对象统觉都具有熟悉性——不熟悉性(Bekanntheit-Unbekanntheit)的视域结构(Vgl.Hua XXXIX，22，121，429—437)，而熟悉性与不熟悉性视域(或陌生视域)以某种类似于交互游戏(Zusammenspiel)的方式运作(19)，这也构成了周围世界的一般发生机制。

这个类比关系较为适合描述知觉场域，但在描述更高阶的实践世界、文化世界时，问题就要复杂很多。胡塞尔对此也极为谨慎，我们很容易找到关于知觉背景及其触发性的论述，却很少能找到价值、文化对象在背景中刺激主体、触发主体实践兴趣的论述。(20)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在知觉活动中，知觉背景所包含的“质素(hyle)”或感觉材料以各自的方式被凸显(abgehoben)，并且以不同强度刺激着自我；进而某些凸显的质素作为触发性(Affektion)吸引了自我的兴趣，使其转向(zuwenden)它们，并对它们实行对象化的统觉。胡塞尔将质素的凸显称为“质素之物的侵入(Einbrechen eines Hyletischen)”，它在类型化统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背景中，被凸显之物能够立刻唤醒之前的对象构造，并且在统觉转换中转变为一个显现对象的构成性功能材料(konstitutiv fungierenden Datum)。”(Hua XXXIX，484)但胡塞尔在随后几行特别注明，这些被凸显的质素“尚未”成为对象，而只有在对象化的统觉后，它们才能够唤醒自我的兴趣或“兴趣视域(Interessenhorizont)”，并在此视域中获得“行动自我的共鸣”“激发我的兴趣”“参与我的实践”，等等(Hua XXXIX，484)。换言之，实践意义上的类型化统觉在被动性领域尚未发生。

按照胡塞尔的上述说法，我们之前对“因缘整体”和实践性周围世界的论述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在任何对象化的统觉之前，纯粹被动性的“背景”都仅仅作为质料性的内容而出现。在另一段文本中，胡塞尔更是直接提出并回答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在实践生活中)“非实践性的”触发性作为例外或者边缘情况，是否也扮演着它们的角色——尽管是在一种世界性的环境中未被规定地一般性地出现？事情经常如此：我们看到或听到“某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通常情况下它已经是“某物”，一个空间物，一个物体，只不过不是在一种能使得它进入熟悉存在范围(Seinskreis)的类型化统觉中被给予的，或者说——这是一回事——它是无法命名的(unnennbar)。(Hua XXXIX，483)

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一方面，用具关联整体或者实践处境是预先被给予的，并且我们对其中的相互指引关系和目的论网络有先行的领会；但另一方面，胡塞尔又认为在纯粹被动性阶段，这些预先被给予的视域仅仅作为未经类型化统觉的感觉场域出现。那么，潜在地发挥作用的各种信念和形式结构，究竟以何种状态存在，又以何种方式发生呢？如果周围世界的统觉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中，我们又应如何理解它的“类型化”呢？

胡塞尔的回答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即便在我们最熟悉的环境中，我们对事物间的相互指引关系也只有“潜在”的理解。这些潜在的理解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被现实化，例如工匠从一堆工具中发现锤子并拿起锤子，这时锤子同钉子、房屋的关联才真正被激活。而在此之前，它们确实还仅仅隶属于“非实践的”知觉场域。但问题在于，当工匠进入他的工作场所时，就已经将其理解为“手工作坊”，同时预设了在此的事物都具有实践意义。这种对于整体处境的“类型化”，才是本文阐释的关键。胡塞尔的说法只能够表明，并非其中的事物都已经作为工具而刺激我们——其中当然有一些我们“漠然置之”的无关紧要之物，它们仅仅具有知觉背景的意义；胡塞尔没有成功解释，周围世界自身的类型化究竟如何发生。尤其是在上面所引的文本中，他将在背景中看到或听到的“某物”看作尚未被类型化统觉的(Hua XXXIX，483)，更使我们怀疑，是否周围世界不可能真正得到类型化统觉。

但也恰恰是在这段文本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当胡塞尔说“不过通常情况下它已经是‘某物’，一个空间物，一个物体，只不过不是在一种能使得它进入熟悉存在范围(Seinskreis)的类型化统觉中被给予的”(Hua XXXIX，483)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另外一种“先验(超越论)类型(transcendental type)”(21)。迪亚兹在对洛玛的批评中指出，后者主要关注经验类型的作用，而错失了先验类型的重要意义。(22)迪亚兹则在康德的先验图式与胡塞尔的“基本类型(fundamental type，Grundtypus)”之间建立了关联，它们都是使“存在物之为存在物(existent qua existent)”得以可能的条件。(23)更具体地说，基本类型就是“把事物作为存在于同一个时间—空间视域(spatiotemporal horizon)中，作为被赋予了(可修正的)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作为统一体的预期”(24)。基本类型的先验性就体现在，它规定了世界视域的性质，使一切经验物都显现在一种稳定的预期之内——任何可能显现的世间之物，都必然属于时间—空间视域中的统一体，并且基于我们对世界的固有信念而被理解。如迪亚兹所说，基本类型与时间—空间视域、被动信念(passive doxa)、自然物之间存在着系统关联。(25)

如果说基本类型规定了世界视域的性质，那么它显然是作为被动信念而被接受的；并且由于其先验的特征，它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性的刺激和触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已经得到了最基本的类型化统觉——只不过具有基本类型的世界视域不需要被任何行为“统觉”，也不需要被任何相似经验“唤醒”，因为它先于一切具体经验和行为就已经预先被给予。作为先验类型，世界是对象统觉和周围世界统觉的可能性条件。

除了《经验与判断》中的那段文本外，胡塞尔极少使用“基本类型”概念，但胡塞尔经常借用“经验世界的风格(Stil der Erfarhungswelt)”“经验性的总体风格”“世界整体的普遍风格(universale Stil des Weltganzen)”这类概念来描绘类似的经验发生模式。莫兰(Dermot Moran)引用了《危机》中的一段话来界定“风格”概念：

直观的周围世界中的物……都有它们所谓的“习惯性”(Gewohnheiten)，即在类型上相似的状况下有相似的表现。如果我们来看在流动着的每个当下中(in der strmenden Jeweiligkeit)直接对我们在此的直观世界整体，那么这个世界作为整体也具有它的“习惯性”，即合乎既往习惯地继续发展。因此，我们的经验性直观周围世界具有一种经验性的总体风格(empirischen Gesamtstil)。(Hua Ⅵ，28)(26)

按照这里的描述，世界总在特定的运作方式中向前发展，我们也会有确定无疑的预期：世界会以此前习以为常的方式发生。这种具有常规性的存在方式就被称作世界的“习惯性”或风格。按照这种理解，“经验世界的总体风格”当然包括“基本类型”中的设定，但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具有“普遍的因果风格(universale Kausalstil)”(Hua Ⅵ,29；Hua XXXIX,293,301)、经验的一致性(Einstimmigkeit)风格(Hua XXXIX，210，214)、有效性风格(Geltungsstil)(Hua XXXIX，207，215)、熟悉性风格(Bekanntheitsstil)(Hua XXXIX，55—56)、预先被给予风格(Vorgegebenheitsstil)(Hua XXXIX，53)，等等。这些风格意味着世界在被超越论的意识之流体验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显现模式。这些经验世界的总体风格不仅对世界的总体视域有效，同样也对具体的周围世界有效。

这样，周围世界的类型化就以世界总体视域的类型化为前提。无论何种类型的处境，都必然符合世界视域的基本类型，同时也具有经验世界的诸多总体风格。(27)而按照胡塞尔对“世界整体”的理解，它不仅具有纯粹自然的层次，还具有有机体的—肉身性的层次，更具有精神的—实践的层次(Hua XXXIX，32—33)——这才是自然态度下“生活世界”的完整意义。那么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必然会具有“人类世界的普遍风格(universale Stil einer Menschenwelt)”(Hua XXXIX，32)。在此文化、价值、共同体、语言等诸多风格都能得到体现。即便所谓的“纯粹自然”也可以具有对人类共同体而言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在人们的语言中得到规定，或者成为人们利用、享受、创造、改变、毁坏的对象(EU，158)。与先验的基本类型相似，我们同样可以将“人类世界的普遍风格”看作生活世界所敞开的普遍可能性视域，任何世间之物都将被预期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可被人使用的”“主体间有效的”“代际的”“具有历史的”，等等。

由于世界的总体视域具有先于个别意向行为和经验刺激的基本类型与总体风格，因此它总是已经作为一种先验类型发挥着作用。换言之，当周围世界及其内部事物还没有被具体地统觉时，它们就必然已经作为在时间—空间视域中、在熟悉性——不熟悉性视域中、在历史性视域中、可对人具有意义、可被置入目的论网络、可具有价值等的“某物”而被规定了。或者说，任何周围世界都已经先行被类型化为“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只不过，由上述基本类型和总体风格所规定的世界视域，仅作为被动的信念和空乏的可能性视域而存在。直观内容只有当进入世界视域后，才会通过感性刺激而唤起进一步的类型化统觉，使得仅仅被统觉为“某物”或“对人而言具有意义之物”的东西获得属于它自身的“名字”。用一个粗糙的类比来说，世界的总体视域首先是纯粹的潜能性，总是保持为“有待充实(实现)的可能性视域”；其次，它也能在局部得到现实化，在直观的充实中展现为具体的周围世界。

进一步，当我们被世界视域中的直观经验所刺激，并注意到其中的某些特征、将其中的某些事物统觉为某类型之物时，当下处境的类型也就一并得到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对象的类型化统觉不仅能唤起类型化的内视域，还能同时唤起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即曾经得到统觉的“外视域”。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特别提到了一种对外视域的“超出性的、关系性的观察(hinausgehende，beziehende Betrachtung)”，它专门对应于对内视域的“阐明性的、深入性的观察”(EU，171)。这种关系性观察非常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寻视(Umsicht)”，它要把用具相互指引的因缘整体收于眼中(GA2，93；第82页)。而在对外视域的“关系性观察”中，主体要把握事物在知觉场域、实践视域、价值视域等领域中的多方面关系。具体而言，在背景中，同时有多个事物对我们进行不同强度的刺激，它们作为“多数性(Mehrheit)”而在相互关联中“共同—预先被给予(mit-vorgegeben)”“共同进行刺激(mitaffizieren)”(EU，171)。我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观察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并建立其中的总体关联。根据胡塞尔建立的基本模型，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个对象，然后再将注意转向另外的对象，同时将此前的对象“保持在手”，进而统觉两者间的关联方式(vgl.EU，176—178)。这一模式也可以扩展到外视域中的各个对象，或者在各个对象的“集合”间建立关联。最重要的是，由此建立的关系可以沉淀到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新的统觉中被唤醒(EU，174)，“类型”概念也能够以这种方式作用于整个外视域：“这种类型上的信任性(Vertrautheit)同时规定着作为外视域而共同起作用的东西，即使后者不是共同当下地存在着，它也毕竟是任何时候都在对对象作经验性规定时共同起作用的。”(EU，172)被统觉的对象可以被置于这些被回忆、被联想的关系之中。(EU，172)这样，在海德格尔的例子中，用具整体就能够在其相互指引的关系中被回忆起来。即便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能通过其中曾经见过的类型之物，唤醒一个熟悉的过去环境，借此来理解新的处境。相较于对世界总体视域的先验类型化来说，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类型化就是后天的、偶然的；但相较于在其中发生的具体统觉来说，周围世界的类型化则是“在先”被领会的，因为它已经投射出一个有着相互指引脉络的可能性视域。

基于上述考察，周围世界的类型化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作为中间层次，它关联着世界总体视域的类型化和具体、个别对象的显现。正是因为世界具有先验的基本类型，能够先行具有“总体风格”，周围世界才从一开始就被类型化了，只是此时它尚未在“个体类型(Individual typus)”中得到统觉。但世界的普遍风格使得知觉背景中的质素“能够”在时间—空间视域中作为自然物得到统觉，也“能够”在人类世界的价值谓述、文化谓述、精神谓述、情感谓述中得到统觉。当背景中的事物刺激我们，激发具有相似性的类型化统觉和指引网络(及其类型化)时，上述可能性就得到了具体实现，世界也就作为预先被给予的视域以类型化的方式发生了。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对世界统觉或世界发生问题的基本架构和层次进行了粗略分析；在这个问题域中，我们看到了“类型”概念的重要作用。借助类型概念，前谓述的经验将在其敞开的可能性视域中得到综合与引导。无论世界的总体视域、周围世界的个别视域，还是个体对象的统觉，都需要在不同层次的类型中得到实现，后者规定了它的基本框架及主体在其中进行预期的方向。通过类型概念，我们还能在想象的自由变更中获得普遍本质或纯粹概念，它与基本类型类似，都先天地规定了经验的可能性范围。只不过基本类型主要用来刻画世界的总体视域，而普遍本质能够应用于从形式到质料的诸多领域。

我们在具体描述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时，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在描述世界如何不断地得到更丰富、更精确的类型化，并在此进程中展开自身。甚至可以说，在经验的不断充实中，作为终极可能性视域的世界“现实化”为一个又一个相互嵌套的周围世界，它们又不断敞开新的可能性空间，以迎接新的充实。我们在上文中也只是非常粗线条地勾勒了从世界总体视域到具体周围世界的“现实化”过程，但在这中间，还有很多作为中介的世界视域潜在地发挥作用。例如，胡塞尔比较明确提及的，就有家乡世界和陌生世界、当下世界和代际世界。他在想象作为一个德国人如何理解中国人及中国的文化世界时，就提道：“与—一个—中国人—打交道(Sich-mit-einem-Chinesen-Verstehen)已经预先设定了当下的家乡世界(Heimwelt)以及家乡人圈子(heimlichen Menschheitskreis)中的生活。”(Hua XXXIX，162)而当一个德国人希望进入中国人的世界时，“就像我作为孩子要进入我的代际人类世界(generative Menschenwelt)中一样”(Hua XXXIX，162)。换言之，即便我们在世界的总体视域中，也会首先有最熟悉的环境和文化传统，例如家庭、家乡、民族、国家、文明，等等。它们尽管不具有基本类型的绝对先天性，但仍然具有相对的“先验”特征，即它们是我们理解陌生处境的可能性条件。由家乡世界进入陌生世界，我们就会基于我们家乡的经验、习俗和传统来理解新的事物，在两个世界间进行“统觉转换”，同时又不断以新的经验来充实、修正、塑造我们自身的生命视域。

“世界世界化着(Die Welt weltet)”(28)。但是以何种方式？后期海德格尔试图借助“澄明与遮蔽”“大地与世界的争执”等现象模式来展现世界“世界化”的方式，使我们意识到世界(胡塞尔意义上的世界总体)始终处在自身敞开与自身锁闭的动态运动中。尽管胡塞尔具有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但他同样试图描述世界自行展开、自行发生的方式。二人在一些更深的层面上，实际上表达着同样的真理。只不过胡塞尔试图进一步潜入并照亮真理的各个层次，海德格尔则认为对真理的庇护就是对真理的揭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图下，类型概念自身的灵活性与丰富性，恰好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类型学体系，进而照亮、联结生活世界的诸多意义层次。这些不同类型的世界在横向和纵向上持续地彼此交织、融合，在空间和时间上无尽地向前延展，构成了“世界世界化”的多彩图景。从“类型”概念出发，胡塞尔为我们说明了“世界世界化着”的独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