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文章源起于对远方的渴望，或许还有一些对异域的好奇。它最初没有明确目的和方向，随时间延绵，十年之后，逐渐展呈浮现出一个沿亚欧大陆而行的轮廓。这本书是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许多次行记的集合。写作每一篇文章时，我还不曾看清亚欧大陆的全貌，只是在它版图内的某个局部游历，渺小地身处其中。从地图上，我知道它的广袤，也知道它终有边界，但并不预期何时会抵达这个边界。我选择以俄罗斯远东风景作为这本书的开头。难以忘怀它沉郁忧伤的基调，这个基调奇妙地作为我印象中的底色融于中亚东欧大陆的辽阔之中。《浅触勘察加》和《穿越西伯利亚》像一个长镜头掠过地表的风景和其中的人，时而有一些抒情色彩。风景里的人浮光掠影般与我匆匆擦肩而过。在浅层的片刻交谈中，那些只言片语相比其下氤氲的整座沉默的冰山就如一角露出，让我窥见苦难与匮乏、失落与悲伤的影子，亟待辨识深处的细节。
《俄罗斯：记忆与日常的复调》是这组风景画的延续，由一组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成长经历的俄罗斯人的口述组成。它尝试以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方式，来记录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对俄罗斯人生活所造成的冲击，聆听历史尘埃落定近三十年，拉开了时间距离后，当代俄罗斯人对这一过去的切身体验和反思。复调是由不同独立的声音结合而成的统一体，写作者的主观判断在这些自主的声音中消解。听格伦﹒古尔德《北方观念》的实验广播剧，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叙述着各自的故事，我感到这就是“复调”更具有音乐性的有声形式。通过文字自身的听觉，可以接近这种形式。在“乌托邦废墟”这个惯常的称呼之下，埋藏着早已被人遗忘的悲歌，那是失败者和失权者的吟唱。还有谁，会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曾经是人性的人”、“完整意义上的人”，不约而同地把“个人与国家曾融为一体”视为存在的意义呢？放在当下语境中，这实在是极为陌生的状态——今天我们更常谈论的是人的异化和破碎、权力的侵蚀和对抗。于是，在为人所熟悉的历史的背面，我触及到超越经验的不同叙述和看法。外国旅行者往往容易爱上所到达的异国，来不及经历久居者深入生活、习俗和人际关系后通常会有的情感低谷和回归曲线。但也正缘于这样一个过客的身份，所在国的人们表现得更加无所顾忌和无拘无束，谈话间可感的是无需有所隐瞒的真诚。他们讲述的语调很平静，饥荒、吃人、战争、死亡、自杀、孤儿、告密、极刑、消失、解体……这些苦难沉重地存在于对生活轻描淡写的只言片语中。它不仅是不可消除的噪音，也是对一段乌托邦历史的伤怀，是我所知晓的这个世界背面的暗影中怀疑的哭泣声。作为悲剧参与者的苏维埃人是没有良知的人类吗？
涅瓦河入海口，黄宇摄为何俄罗斯无法逃避集体的悲剧命运？在回首不同年份写下的这两组文章时，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整体性的俯瞰视角：作为一个被众多邻国包围的陆上腹地国家，它常常通过假想或真实的外部敌人来实现内部团结。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是甘愿自我牺牲的无私英雄；然而，这个敌人一旦消失，政治精英们在乎的不过是一己私利。阿列克谢耶维奇所捕捉到的俄罗斯人天性中的“奴性”，与英雄的光芒实则如影随形，此刻成为笼罩他们生活的阴霾。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种封闭性——与村上春树在《地下》中所描述的日本岛国“责任回避型”的封闭性不同，俄罗斯的封闭性是大陆症候的：它围困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四面八方的陆上邻国，领土的突围扩张总是与强力和自我毁灭相伴相生。这种封闭性也是中亚那些居于陆上交通枢纽的国家的共同特征，四通八达的交通所带来的繁荣与征服和被征服战争的不断覆灭相伴相生，这种封闭与汇聚在其内部的多元性形成了命运的矛盾张力。中亚式的诗意有时走投无路，总不见希望的曙光。除了地理环境，这种自我毁灭的内生力量究竟源于何处？这个问题我留给自己进一步思考和解答。大学时代，我曾在德国柏林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本是我最熟悉的异国，奇怪的是，我从不曾下笔写它。从远处看，德国近现代历史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柏林墙倒塌这一条国家主义的叙述线索。走进它内部，则有一条不太为人所之的线索，如一条暗河流淌在它历史的深处。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皆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充塞着人为设计和话语构建，而这条暗河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其力量虽时而因压抑而隐匿，却不由人的意志地延续着；人的经营一旦变得虚弱，它就凸显出来，呈现出强大的惯性。这股力量就是习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种种支配着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无形运转方式所构成的文化传统：德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城市联盟与联邦州的传统，以及很强的社会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是一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和观念无法替代的。和德国人深入交谈，会对历史有与大众媒体和政治性宣传不同的视角，那些出于政治立场被人为贬低或遮蔽的事物放进德国文化传统的肌理之中，就有了其自身的历史张力。比如，对柏林墙倒塌的历史解释不仅与“自由”的胜利相关，也与德国城市传统与国家主义之间、后工业社会运转方式对人的塑造和工业时代的理想人格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舒适有活力的生活理想与平等团结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张力有关。柏林墙东边的画廊，黄宇摄
2019年那一次德国之行，我去一位叫欧根.鲁格的作家家中拜访。他写了一些书，其中一本小说名为《光芒渐逝的时代》，拍成了同名电影，主演是我喜欢的演员布鲁诺.冈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德国家庭四代人的家庭史，将东西德历史巨变前的历史浓缩在一个家庭聚会的场景中：外部世界的信仰失落与组织解体以种种家宴上的细节呈现出来，几代人不可弥合的罅隙最后在冷餐桌断裂的那一刻得以隐喻。这部小说有一些自传色彩，四代人身上各有鲁格祖父辈、父母、他自己和子女的影子。他的父亲和小说里的中年父亲一样，是一位东德著作等身的知名历史学家，也像电影中所呈现的那样，在与儿子的街头快餐结束后，谈话间还关心着非洲孩子吃不饱饭的悲惨。在小说里，柏林墙倒塌后，父亲的所有历史著作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故纸堆，他对人性的理解在那一场历史变革后也被人遗忘。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中亚东欧那场浩大历史工程的崩塌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想人格社会实验的失败，在某个时刻，人性光芒曾如流星划过夜空般绚烂，最终归于消失。它不是反证了自由的正确，而是自证了依靠崇高道德的人性乌托邦之不可靠。然而，这一条历史线索很快被胜利者的话语所掩盖，成为新自由主义，缺乏辩证的个人主义和原教旨市场经济的旁证；在一个新世界中，旧世界的许多人从此沉寂。我希望过去的声音能重新通过依然会使用旧语言的幸存者来发出回响。在人类周而复始的历史运动中，所谓的“新事物”，往往不过是对旧事物的重新挖掘罢了。
一个爱做梦的写作者，随着写作时间逐渐变深，偶尔，也会随着所读所写的文字不知不觉潜入某个遥远的梦境，然后它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浮现于脑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春末所做的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再次去伊朗，再次回到一位曾拜访过的伊朗人家中。故人相见，和一大家人一一相拥。很多往事都在梦里浮现出来，每个人细话这些年各自的变化，整个梦境沉浸在温暖怀旧的氛围里。这个梦距离我2012年两次去伊朗出差已相隔五年。那一年，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这个中东国家正处在西方金融制裁之下。时任主编朱伟派我去伊朗写了一篇描述伊朗人生活的社会稿件，然后他决定，让我再去一次伊朗，做一期关于伊朗历史的封面报道。
伊斯法罕哈柱桥，深夜，一位弹奏伊朗传统乐器塞塔尔的青年，关海彤摄五年后，我从那个梦中醒来，却怎么也不记得我真的去过梦中那家伊朗人家里。那应该是一段梦境杜撰的回忆。而在梦境里，我如此身临其境地沉浸在回忆中，如此确切的知道我正身处伊朗西北边境一个农村人家的家中。我并未走出过那个房间，却知道屋外是白雪皑皑的一片，浅一脚深一脚地在雪地里沿着村庄走一圈，能看到简陋的清真寺和伊斯兰革命战士的墓地。更妙的是，那回忆从未在梦境里逐一呈现和拉展开，我却了然每个坐在那个房间里的人自带的一长段彼此相处的记忆。我相信，这是2012年下半年，我和摄影师同事在深夜的村庄与家徒四壁的一大家伊朗人一起载歌载舞，在大雪即将封山的暮色里和伊朗人一边讲着狼出没的传说，一边欢天喜地地推着抛锚的东南汽车往山下走去时，潜入我情感深处的梦。我也相信，这是我坐在伊朗朋友驾驶的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的车后座上，看着他不断转过头来和我们说话，眼皮打着架却强撑着不敢入眠时，一不小心潜入的梦境通道；也是沿着曾经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波斯帝国心脏——波斯波利斯宫遗址的残垣断壁拾级而上时，不慎惊扰的那个随行的伊朗导游已然消逝的旧梦。我还相信，这是在北京曾经住过的北苑附近，深夜辗转于凌晨还不打烊的各个咖啡厅，兴奋阅读和写稿时，不经意打开的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撒马尔罕城内的中亚伊斯兰教古迹谢赫•静达陵园，关海彤摄
回过头来重温七八年前的写作，获得了新的目光：那时为了文字流畅而努力编织成的文本，日后却从一个新的视角，向我呈现了当初我未曾看到过的意义。那个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稍显稚嫩、完成度在一些关键处因语言障碍而欠佳的文本，却怀着一颗无偏见的心，记录下那些热爱打扮的伊朗女性，那些对家里挂着的最高领袖照片不以为意、天性自由的伊朗家庭，那些在经济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下依然不消减丝毫快乐、忧虑却在地平线上隐现的伊朗知识分子，还有那些一天到晚乐不可支、体内潜藏着各种能量，走路都忍不住跳一串舞步或高歌一曲的伊朗商人。那年当时，人与人的相遇发生在任何事情之前，如此，我才能看到我所认识的伊朗人。而许多那时并不理解、只是忠实纪录下来的言语，则在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读者身份重新阅读时，显现了它们本来的含义。
回头看，2019年的摩洛哥之旅是对这十年来穿越欧亚大陆旅行的小结。这小结完全无意，在回首中才逐渐领会其意义。结束摩洛哥之旅时，我仍如往常一样期待下一次旅行，但这连续性不久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打断。2020年上半年，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在等待“恢复”到过去，然后逐渐明白，过去已“只道当时是寻常”。当我在京郊家中重新阅读这些曾经写下的文字，我依然身临其境，虽然实际上这些场景已渐成回忆中的远景。在各章节的切换中，侯车厅与候机厅独有的万物混杂的气味有时仍会扑面而来。我喜欢火车站和机场的气味，喜欢想象自己站在一张无穷流动的交通枢纽大网上那些静止不动的纽结点上，即将进入某种速度的时间隧道，从一个空间切换入另一个异质空间，一种生活坠入另一种生活，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它是即将终结，也是即将开始——这身处时间之间的感觉还能通过文字在幻想中历历在目地复现。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能够在国内局部旅行时，我体验到的是已悄悄改变构造的交通网络：我处于并联电路上，身陷有限的囹圄；版图上广大的区域被拉掉电闸，陷入黑暗之中。重温摩洛哥一章写途中遇到的旅人，有一种遥远的亲切：他们常兴致盎然地谈起他们所到之处的见闻。他们处于一种半孤独的、超然于世的状态中，吞吐的每个句子里，那些以特别的激情操纵唇齿摩擦而迸发出的每个城市之名，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这些名字是他们谈话内容的居所，也是他们身心的栖居地：卡萨布兰卡、拉巴特、丹吉尔、舍夫沙万、梅尔祖卡、瓦尔扎扎特、马拉喀什、撒哈拉……我聆听这些名字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欲望和记忆：一段沿路的山海，海边露台上的咖啡馆，屋顶阳台的摩洛哥苦茶，难以用语言描摹的日出、日落和星空，旷远的沙漠，老城的集体祷告声，动情的相遇……我若把这些名字换作别的陌生异域的名字，也丝毫不会改变它们的内涵。撒哈拉星空下的柏柏尔人，张雷摄
自由旅行在短时间内暂时不再可能时，这些遥远的名字又一次次唤起我心中的回忆和对远方的渴望。当这些名字海市蜃楼般浮现于回忆的地平线，方知作为全球化浪潮中成长的一代人，我所失的竟已是我所有。“直至大陆尽头”的切身体验，正是在这隔绝中重读这组文章时浮现出来的。从摩洛哥回到北京后，我收到一位定居摩洛哥的法国作家从丹吉尔写来的邮件。这封信在即将结束时写道：“我来到你曾来过的同一片沙漠，寻找你所寻找的那个秘密。我相信我找到了你所寻找的，我们所共同寻找的：事物的意义，还有在沙漠深处才能寻觅到的新词语。斯马拉（古城）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虚无。这就是全部，空无一物，唯有那个正确的词语，以及事物被埋葬的意义。我敢肯定，这是从未被说出过的本质”。我重新揣摩这段话，发现它也向我揭示了过往这些旅途的意义，既给我慰藉，也让我意识到，“直至大陆尽头”正是抵达有限性边界的象征。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西班牙少年在废弃老教堂的无花果树下梦见埃及金字塔有宝藏。他渡过地中海，穿越撒哈拉，历尽艰辛，却在金字塔下被躲避战乱的难民抢劫殴打。难民领头人告诉少年，自己梦见过在西班牙一座废弃老教堂的无花果树下有宝藏，少年遂回到教堂，挖出了宝藏。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关于旅行者的故事：梦促使相信它的人上路远行，最后却在旅途尽头追寻到返回起点的归途。旅行者最终都回到原点，但唯有在足够漫长的道路尽头，相通的另一端才通过存在于他人心灵之中的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浮现出来，映照出旅行者命运的方向。（以上内容为《穿越亚欧》之序，作者 蒲实，选作此文时有删减！）点击图片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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