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新冠预测者、危机外交家、天空猎手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单集中了今年的科学里程碑以及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十位人物和他们的同事一起做出了了不起的发现并提醒公众关注至关紧要的问题。《自然》十大人物不是一个奖项或排名。这十位人物由《自然》的编辑选出，他们的故事代表了今年发生的重要科学事件。

2021年12月25日，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发射升空。对于可能出现的几百种意外，Jane Rigby有一个最担心的噩梦。当这个造价100亿美元的望远镜在深空展开后，它必须在巨大的主镜前部署一个副镜，这样才能捕捉到珍贵的光子并传回地球。

Rigby是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的韦布望远镜操作项目科学家。她担心的噩梦没有发生。望远镜的副镜完美就位，并在一个月内顺利部署了剩下的全部组件。这次任务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从7月发布第一张震撼图像，到发现遥远星系和系外行星大气层，韦布望远镜在2022年一直占据着天文学头条。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为这台望远镜默默付出的数千名天文学家中，Rigby是当之无愧的关键人物。

由于身高不够，无法成为航天员的Rigby选择做一名天文学家。虽然不具备成为航天飞机驾驶员的身体条件，但Rigby在天文学里找到一条通往宇宙之路。

韦布望远镜项目最早在1989年提出，但后来一拖再拖。2010年，就在各种问题开始叠加的时候，Rigby拒绝了其他两个工作邀约，加入了这个项目。12年后，位于巴尔的摩的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终于迎来了发射日，整个团队已为这一天彩排了无数次。

7月，Rigby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一起揭晓了韦布望远镜发回的首批图像。从那以后，她便成了关于韦布成果的科学对话与发布会上的常客。

当曹云龙（Yunlong ‘Richard’ Cao）在2019年底从美国回到中国时，他希望能继续从事在单细胞基因组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然而，就在他成为北京大学的副研究员不久，整个城市便宣布进入封锁状态。

曹云龙和他的导师、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Xiaoliang Sunney Xie）发现他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学生都不见了。面对工作停滞的压力，曹云龙意识到他所专长的技术或能用来研究新冠病毒感染后被激活的抗体。他说：“我从没想过我有一天会涉足免疫学和病毒学。”

随着新一轮新冠疫情在全球铺开，曹云龙的研究让科学家们相信，我们可以比新冠病毒的野生演化领先半步。通过对人体抗体进行细致而详尽的研究，他的团队成功预测了这个“变异汤”中的许多关键突变。美国麻萨诸塞州Invivyd生物医药公司的免疫学家和首席科学官Laura Walker也一直在预测Omicron的演化进程。“这绝对是了不起的工作，”她评价道，“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我们。”

曹云龙团队通过研究感染BA.5、其祖先BA.2，以及早前变异株后康复人群的抗体，成功预测了当前传播的许多变异株的关键突变。这些预测让团队能在这些变异株被发现后的第一时间评估它们的免疫逃逸能力，而且常常能领先其他团队好几周。曹云龙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第一次跑赢了病毒。”

目前，曹云龙和同事正在设计新的抗体疗法，筛选对病毒演化抗性最强的药物。曹云龙说，在他与病毒赛跑的过程中，他本科的物理学背景提供了很多指导。他说：“只有做出有用的预测，才能证明你搞清楚了整个系统。”

上个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进行到最后几个小时，精疲力尽的代表们瘫坐会议室外的沙发上休息。但Saleemul Huq没有，他坐得笔直，快速浏览着手机上的信息。

会议的终稿尚未敲定。但Huq确信，各国政府派来参加这次大会的谈判人员将一致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基金——这是一种新型气候基金，用来支付气候脆弱国家所遭受的损失。

果不其然，最终签署的协议中包含了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承诺，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则条款的背后是很多人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为的是让历史上的高碳排国家承认他们对低碳排国家有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十多年来，Huq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非正式领导者，他最早是一名植物生物学家，如今是达卡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主任。

Huq说：“损失与损害不是援助。”它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而这也是为什么它自1992年在巴西举办的地球峰会以来一直遭到反对。“当钱以援助的形式给予，所有的权力就在捐赠者那方。”他说，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时，Huq已活跃在各类国际气候谈判中，作为气候脆弱国家的顾问，Huq把它们的需求纳入了联合国对话的议程中。但要说服高排放的富裕国家却并不容易。

Huq在埃及的气候大会上受到了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压力。当全球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反对在协议中加入这项承诺时，这位损失与损害的捍卫者不为所动，坚定自己的立场。“我们眼睛眨也没眨一下。”

2月24日的早上，正在基辅家中与93个国家的代表开视频会议的Svitlana Krakovska听到附近有导弹掉落的声音。她参加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场会议，与会代表正在对备受关注的气候变暖影响报告做最后商讨。作为乌克兰代表团的团长，Krakovska一时不知所措。

轰炸迫使Krakovska错过了这次IPCC会议的大部分内容，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四个孩子需要为战争爆发准备生存物资。但是，经过三天的深思熟虑，“生性害羞”的她还是决定在闭幕大会上发言。

 “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和对乌克兰的战争有着直接关系和相同的根源——那就是化石燃料和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她对代表们说道，“靠煤、油、气就能轻轻松松获得能源，这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平衡。”

她的演讲得到了激烈的反响，代表们纷纷表示支持。“我哭了，” Krakovska说，“那个时候，我们太需要支持了。”会后，她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电话和私信。突如其来的国际关注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进入了公众视野。Krakovska开始在各种活动上为气候行动和乌克兰发声。

回到寒冷的基辅，Krakovska依然需要面对用电、供暖、用水的困难，但她对乌克兰气候变化的预测研究一直在继续。她将从国际合作和演讲活动中获得的酬劳用来为其他乌克兰民众购买发电机。对于身在乌克兰但依然在工作的科学家，Krakovska说：“当你需要考虑怎么活下去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难。”

当Dimie Ogoina在5月份第一次听说猴痘开始在全球传播时，他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种病毒2017年曾出现在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那是近40年来的第一次，当时有700多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在那场疫情中，尼日利亚三角洲大学的传染病医生Ogoina是第一个发现确诊病例的人。为避免污名化，世卫组织11月已将该疾病更名为mpox。

Ogoina参与绘制了猴痘病毒在尼日利亚的传播轨迹，指出它会导致反常的生殖器病变，而且儿童似乎不易感染。2019年，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之上，他和同事提出猴痘病毒或许是经由性接触传播的，而且人际传播效率可能也比此前认为的高得多。

自从猴痘病毒在全球暴发以来——已在全球导致82000例感染和65例死亡，Ogoina关于猴痘的研究已被引用了数百次。他的研究不仅让卫生官员意识到性接触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还推动了高收入国家加快防疫宣传和疫苗接种。

过去一年关于猴痘的论文大量发表，但Ogoina担心对猴痘的关注热度和研究经费很快会枯竭，到时候这个疾病又会重新回到只在非洲中西部国家传播的状态。为此，他已将更好地了解该疾病在尼日利亚的传播以及阻止它的传播视为个人使命。

读研究生时，Lisa McCorkell研究的是如何解决社会政策中一些最大的挑战。但有一个主题她一直敬而远之：医疗健康。“我觉得太复杂了，”她说，“我有意避开这个话题。”

而现在，Lisa McCorkell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医疗健康政策。她在2020年感染了COVID-19轻症，之后一直受到长新冠（long COVID）的困扰，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2020年后半年，她和其他四位也患有长新冠的女性成立了“患者主导的研究合作组织”（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研究人员，专门开展关于长新冠的研究并为这类研究提供信息。

今年，即使疫情在许多国家的议程上已经退居其次，但该组织的队伍和影响力依旧在壮大。它争取到了48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经费获得者由长新冠患者组成的评委会选出。McCorkell促成了许多关于长新冠的重要研究。去年，她还参加了美国国会了解该疾病患者需求的听证会。

最早，McCorkell和她的同事因为眼看关于该疾病的重要研究迟迟没有动静，于是决定自己行动。2020年，他们发起了关于长新冠患者体验的问卷调查，并将结果共享在Google Doc中。慢慢地，该组织和它的研究规模已经无法在Google Doc上简单共享了。去年，该组织发表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罗列了200多项症状。 

随着McCorkell开始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政府部门合作，她发现长新冠患者也属于那些需要被听见的残障人群。“我相信，未来的我们可以在任何决策中维护好残障正义。”

今年5月，一份被泄露的意见草案显示，美国最高法院有意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堕胎研究员、人口统计学家Diana Greene Foster对此并不特别惊讶，但她依然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像是肚子上挨了一记重拳。

Foster发现，这份意见草案并未提及她和其他研究员提交给法院的有关堕胎影响的大量研究，于是她发誓一定要让科学证据加入到这场对话中。

20多年来，Foster针对避孕用品的获取和计划生育方案的效果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她最出名的要数一项名为Turnaway Study的研究。这项研究旨在了解堕胎或被拒绝堕胎对于女性的身心健康和财务状况有哪些影响。

为此，Foster与其团队在全美30家堕胎机构的协助下，对近1000名女性受访者开展了为期5年的随访。研究结果表明，接受堕胎并不会损害女性健康和福祉。相反，被拒绝堕胎会使女性的财务状况和健康恶化，并对家庭造成伤害。

当“罗诉韦德案”裁决在6月被正式推翻后，Foster马上启动了一项新研究。这项研究将对比在各州堕胎禁令生效前两周内设法完成与未能完成堕胎的人。Foster希望她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收集到的证据能为各州在是否更改堕胎限制的问题上提供决策支持。她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各州政府在做出决定之前看到相关数据，看看这对每个家庭的影响。”

在11月于埃及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言辞激烈地提醒各国领导人：“我们正脚踩油门，行驶在通往气候灾难的道路上。”当谈判最终未能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取得任何重要进展时，他同样直言不讳：“我们的地球仍躺在急诊室里。”

代表人类的良知大胆发声，已经成为了古特雷斯的领导风格。而据内部人士透露，古特雷斯在幕后低调的外交谈判同样帮助避免了今年的粮食危机。

俄乌战争期间，两国生产的数百万吨粮食无法通过海运顺利出口。这些粮食至少占到了全球小麦、大麦、玉米和葵花籽油出口总量的30%。海运封锁或将导致粮食价格飙涨，使全球数百万民众面临饥饿的风险。古特雷斯和其他联合国官员与外部伙伴合作，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在7月22日促成了《黑海粮食协议》（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的签署，建立起了一条受保护的粮食运输通道。

协议签署后，粮食价格降幅达10%，约1100万吨粮食和农产品通过黑海运往世界各地。10月底俄罗斯短暂退出协议的风波过后，古特雷斯又在11月帮助协议得到了延长。有人曾指责他在应对全球复杂危机上过分谨慎，言多而行寡，古特雷斯的这一壮举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批评。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二任期内，古特雷斯致力于建立官方科学咨询机制，优化联合国高层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除了内部改革，他也在继续敦促各国领导人解决全球问题。尽管当今世界面临种种挑战，古特雷斯一直对未来怀有希望。他说：“我始终相信人类的智慧，我对人类团结充满信心。”

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器官移植医生Muhammad Mohiuddin选择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过夜。他不想驱车一小时回家，因为一旦雪下大了，他可能会错过第二天早上的历史性手术：首例基因编辑猪心脏的人体移植。

这次手术将Mohiuddin等人几十年的心血变为了现实。一路走来，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为等待移植的患者提供猪的器官。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的概念在几百年前就有了，但在发现人体会快速排异其他物种的器官后，这种做法几乎不再有人考虑。过去十年里，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让研究人员能够移除会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的特异性猪蛋白质和糖，使这些猪器官具有更好的相容性。

2021年12月，57岁的男性病人David Bennett已经卧床两个月，心脏也在逐渐衰竭。他已经不满足移植人体心脏的条件，而且将不久于世。Bennett的状况符合实验治疗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异种移植。在Bennett同意手术后，Mohiuddin和同事在接下来的几周开展了十几项将猪器官移植到狒狒体内的实验，并将所有数据提交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FDA最终在新年夜批准了紧急手术。在术后的几周里，多次感染让Bennett的身体每况愈下。团队后来才知道这个猪心脏早已感染了未被发现的猪疱疹病毒，但这是否影响了Bennett的身体尚不清楚。

虽然Bennett在术后两个月离开了人世，但他存活的时间超出了所有人的实际预期。Mohiuddin希望今后能开展更多的紧急心脏异种移植手术，以及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但FDA在6月与科学家和企业召开的会议上表达了对异种移植的担忧。主要问题是患者安全，尤其是感染猪病毒的潜在可能。

除了Mohiuddin的实验，近来将猪心脏和肾移植到脑死亡患者体内且没有排异反应的多项研究也让研究人员倍感振奋。Mohiuddin说：“我从没想过这一切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生。”

当Alondra Nelson在2月接管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时，这个机构正陷于混乱之中。Nelson的前任是生物学家和数学家Eric Lander，Lander因被控霸凌和职场骚扰而引咎辞职，走投无路的员工在国家媒体上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彼时，作为代理主任的Nelson仅下达了一条简单的指令：大家都回去工作。

Nelson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学家，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和种族影响的研究方面很有权威。她的这一专业背景被白宫看中，并于2021年被任命为OSTP史上首任科学与社会副主任。

Nelson领导制定了科研诚信政策，起草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s）。她还牵头了拜登政府迄今最大、也最具争议的科学指南，呼吁所有联邦机构确保它们资助的所有研究一经发表就完全向公众开放。

相较于2013版，新版指南取消了一年的宽限期，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政府机构。开放获取的拥护者对此大加赞赏，但美国出版商协会（AAP）却对政策进行了抨击，认为它忽视了科学出版业的意见。10月，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两党领袖致函OSTP，提醒政府部门应当以“避免意外后果并最大化科学利益”为准则，开放联邦资助的研究。

9月，在物理学家Arati Prabhakar成为OSTP主任和白宫科学顾问后，Nelson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了解Nelson或是曾与她共事的人评价她善于倾听、平易近人、工作勤奋且善于用人。

Nelson表示她现在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并依然充满激情。即使已经在OSTP干了两年，她说：“我每天还是不敢相信这不是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