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2022-12-22 04:12

吴敬琏，20年前，他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者，人称“吴市场”；10年前，他是市场经济的践行者，由他带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研究，奠定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7年前，借助中央电视台巨大的影响力，他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3年前，他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道，开始备受争议。

“买办，帮外国人打压中国股市，好让摩根士丹利抄底赚大钱。”“良心何在？”“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支持者甚广。从提出经济学家要为人民利益代言到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良心到有人要给他上穷人的经济学课，六七年间，外界对吴敬琏的评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分享他于2012年4月8日在《领导文萃》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旧文：《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一、谨防经济体制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于是，就出现了笔者在20 世纪 90 年代指出的“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忽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二、权力抑制市场的自由交换

2004 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改革的步子明显放缓，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倒退。因为不能用法治体系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漂洋过海，取得外国身份，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结交官府，求得荫庇。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三、防止上演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对南亚国家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府权力过小，而是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印度为例：在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这种情况使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在她的经典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计算了印度租金总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腐败国家的典型事例。正因为这样，印度在 1990 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 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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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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