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大佬都来了！

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宣告落幕。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冷战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知识点，走出校园后就常常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对于那些更大年纪的长辈，冷战算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在看理想近期上线的新节目《冷战的故事》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冷战的“同龄人”王缉思将以亲历者和资深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拨开历史的云雾，用 70+ 集、2000 分钟的长篇，为大家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冷战故事”。

冷战虽然早就落幕了，但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冷战的逻辑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

今天和你分享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为《冷战的故事》录制的推荐语，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内容，不仅仅是推荐语，也是沈老师诚意满满的干货。

 🌍 

什么是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不过，讲历史和讲故事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历史”是在学术殿堂里专业人士讨论的话题，一般说来是学术性问题。而“故事”是讲给大众和非专业人士听的，是学术问题的普及化、大众化。

现在社会上都在谈论“新冷战”，那么到底什么是“冷战”？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缉思兄的发刊词对冷战的概念、内涵、逻辑，深入浅出，说得十分清楚，非常明白。缉思兄研究的是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在我看来，但凡研究国际关系的大家，必定具有历史研究的深厚底蕴。唯有如此，观察现实国际关系才会更透彻、更深邃。

我和缉思是老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讲，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关注现实的研究者深知当下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这样讲起故事就更有针对性，所谓“对症下药”嘛。对于听众来讲，也就更有收获感。

我是研究历史的，最近几年在思考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也就是从经济的视角观察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问题，有一点体会。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窃听风暴》

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而“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并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来解释冷战的形成？

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具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实际上，斯大林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冷战形成后的事情，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

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所谓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而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而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那么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

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就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是在两个领域展开的，即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苏联的地缘政治诉求完全得到了保证；斯大林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目标，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

而在美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情况下，苏联先是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就是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又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美苏经济的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窃听风暴》

下面谈谈在冷战发生过程中美苏各自所起的作用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冷战责任”问题。其实我不大赞成使用“责任”的概念，因为这有点意识形态化之嫌。研究者大多认为冷战发生是一个相互作用和“螺旋上升”的过程。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

对历史的考察证明，从租借援助、贷款谈判、赔偿谈判，到凯南长电、丘吉尔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如果就政策的调整或改变而言，每次都是美国首先迈出了第一步，莫斯科都是被动地做出反应。从经济实力的对比来看，斯大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也不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但是，苏联也不是“无辜”的。事发前，往往是苏联的举措引起美国的猜忌和误判，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单边行为，斯大林发表的选举演说，尤其是苏联在伊朗采取的分裂政策，都是典型案例。事发后，苏联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莫洛托夫在巴黎会谈中对援助欧洲计划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

如果我们把冷战比作一台“发动机”，那么按下启动按钮的就是美国，苏联的问题在于，本来应该踩“刹车”，却一脚踩在“油门”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再谈一下冷战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也就是美苏在战后是否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从冷战起源的角度看，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对旧世界的挑战，随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革命”也是要破坏和推翻原有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然而，自从1924年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都变成了保卫苏联安全的外交工具。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入了民主阵营，融入了国际社会，美苏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合作，在经济体制上也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租借援助就是这一现象的基础。

因此，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

《窃听风暴》

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其实历史上存在着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后期租借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获取信用贷款以及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而把苏联排除在外的计划。

这种“如果”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发生是偶然的。

如果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和苏联在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当今的决策者是不是应该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述《冷战的故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