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30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出生于当时还是南斯拉夫首都的贝尔格莱德。现在，她已经跨过76岁的门槛，再一次增强她身上的“行为艺术祖母”这个标签。
不过，对于这位从事行为艺术表演已超过50年的艺术家，年龄从不是个问题。
阿布拉莫维奇把身体当作主题，把时间当作媒介。她那张五官轮廓分明、富有表现力的脸庞，似是在诉说这个身体里只有顽强，没有屈服。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她上演过的表演永远令人震惊，一次比一次充满戏剧性。她把刀刺向自己；躺在火焰里窒息；赤棵地躺在冰块上；允许陌生人肆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她的行为艺术几乎全都充满了暴力，流血，伤害，折磨。可以毫无悬念地说，她对待自己的方式比岁月更残忍。但接触过她的记者和作者在提到她时，形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风趣、热情、带一点超凡脱俗。没有太多迹象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在衰老。知名艺术评论家马丁·盖福特在提到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时，他这样写道：“她友好健谈，一点儿也不严肃，兴奋激动但又不失沉稳，看上去非常年轻。”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2020年3月，曾与她有过轰轰烈烈爱情的乌雷因癌症过世。但阿布拉莫维奇还在马不停蹄的工作。她的“日程安排很疯狂”。她在早上6:30起床，转机去立陶宛看一场大戏，然后去丹麦的某个小城领奖，再之后去柏林制作歌剧《玛丽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而这些还只是她在一天之内要完成的事。这些年，她还忙着开设一门课程，组织私人工作坊（Lady Gaga曾经参加），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准备一场表演（打破了学院252年中没有女性个展的纪录），在牛津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Gates and Portals》，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她的AR作品《The Life》，推出她的第一件NFT作品《英雄》，以及制作她人生中最大的装置——一堵40米长的墙。若不是因为疫情，她的工作还会有增无减。
《玛丽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
《英雄》在纽约时报广场放映2016年，70岁的阿布拉莫维奇出版了她的自传《Walk Through Walls》（穿过墙壁）。她的身体好像也有一堵墙。贫穷，嘲笑，恋情的终结，阴谋论……什么都无法阻止她继续创作。她对待工作就像对待宗教一样虔诚。这就像她鄙视自杀。她说有创造能力的人没资格死（If you have the gift to create, you are not allowed to kill yourself, because it’s your duty to share this gift with others.）。
现在，阿布拉莫维奇已经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之一。她那些以身体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作品，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边界。它们探索身体界限的灵活性、情感的深度，以及我们忍受身体和情感痛苦的能力。这些作品在转瞬即逝的时刻实时展开，对于绝大部分观众，都是一种艺术认知上的颠覆。阿布拉莫维奇很早就踏上了行为艺术之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就开始活跃在表演的舞台上，在行为艺术不被认为是主流的年月里坚持了下来，而且比身边所有人都坚持得更久。然而在她50多岁时，“阿布拉莫维奇”依然只是一个小众的名字。她受人尊重，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项目，被奉为“艺术家的艺术家”，但是她对于大众的影响？还很难衡量。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切都变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表演“艺术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每周六天、每天七个小时，阿布拉莫维奇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在这里坐了整整750个小时。观众可以坐在她的对面，凝视着她的眼睛，在沉默中相互建立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这项演出最终成为现象级的。它创造了85万名游客的参观记录。好莱坞明星James Franco也在门口漫长的等候队伍里。在与阿布拉莫维奇对视时，他哭了。
阿布拉莫维奇曾经的恋人乌雷也出现在“艺术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两人的久别重逢引爆了社交媒体从此之后，阿布拉莫维奇声名鹊起。她出现在Jay-Z的音乐录影带中，跟James Franco一起登上杂志封面、一起拍电影。参加她的私人工作坊的有Lady Gaga。体验期间，这位歌手四天不吃不喝，蒙着眼睛、赤身裸体地爬出树林……
阿布拉莫维奇与James Franco这些合作为阿布拉莫维奇带来了她在前半生不曾享受过的名利。但她拒绝被划为此类。“我不是为此而创作艺术，”她说。“我创作艺术是因为我相信艺术。”对于阿布拉莫维奇来说，最好的艺术是“一种非商品”，“你不能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你必须在那里才能体验它。”很多时候，这种体验就意味着艺术家对自身肉体制造的痛苦，以及克服这种痛苦。从她最早的作品开始，阿布拉莫维奇就在探索身体和情感上的忍耐力、直面恐惧和暴露脆弱性。她将自己的早期作品定义为一个混合着禁欲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奇怪的组合。毫无疑问，这与她出生、长大的斯拉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都与传说、激情、爱、恨有关，和矛盾也有很大的关系”。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她1973年的作品《节奏10》（Rhythm10）中，她用刀表演了一种俄罗斯游戏：张开手，拿着一把刀猛地戳向自己手指间的位置，做出一个不规则的鼓点文身，中间还夹杂着痛苦的喘息声。每割伤自己一次，她就会从面前摊开的20把刀里再拿起一把。在第二年的《节奏5》（Rhythm5）的高潮部分，她躺在一个星形容器的中空区域，身体被石油和火焰包围着。刚进去她就失去了知觉，因为火把空气中的氧气吸走了。幸运的是观众里有位医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迅速把她救了出来。在同一年的《节奏0》（Rhythm0）中，阿布拉莫维奇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她躺在那不勒斯的一个画廊里，旁边是一张放着72件物品的桌子，桌上既有玫瑰、蜂蜜等令人愉快的东西，也有链条、鞭子、十字弓和捕鼠器等危险物品，甚至还有一把上膛的手枪。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玛丽娜把自己麻醉、静坐，而参观者被允许用桌上的任何物品对她做任何想做的事。她的身上至今仍留有这场表演造成的疤痕。
《节奏0》（Rhythm 0, 1974）阿布拉莫维奇将行为艺术视为一种介于治疗和灵修之间的直接的力量，可以感动许多当代艺术吸引不到的观众。“私底下你觉得自己很脆弱，这是日常的精神状态。但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借助观众的巨大力量挑战极限，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她还说：“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毫无保留、不设防线，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我在纽约表演《房屋》（House）时，连续12天没有吃饭，有1200个人来看我的演出，他们都哭了。很多人看过一次后，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但阿布拉莫维的目标不是痛苦和折磨，而是解放和自由。“坐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是非常痛苦的；但如果坚持下去，就会达到一个即将失去意识的状态，那时候痛苦就会完全消失。然后你就会明白，痛苦是可以被带走的，它就在你的心里。疼痛就像一扇门，门的另一边是极大的自由。”
阿布拉莫维奇的家庭同样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混合了政治、权力、宗教和信仰，但唯独缺乏爱。她的父母是贝尔格莱德的大人物，身居政府高层，拥有一套当时南斯拉夫罕见的大公寓。她外公的哥哥是1930年代南斯拉夫东正教的主教，地位仅次于当时的皇帝。在他过世后，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被一直安放在贝尔格莱德的圣萨瓦教堂内，供信徒瞻仰。但她的父母都不是宗教隐士，而是投身二战的战士。他们曾与游击队一起抵抗纳粹军队，并且在战争期间相互救过对方一命。但他们的婚姻远称不上幸福。她的父亲出身贫寒，而她的母亲是会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表演的那种人。在阿布拉莫维奇八岁时，她的父亲离开了这对母女。对此，阿布拉莫维奇的结论很简单：“他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创作之路始于绘画对于阿布拉莫维奇，她是在母亲的严格管束和命令式教育中长大的。“每天晚上十点前我必须回家，因为只有坏女人才会在十点后还待在外面。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洗涤剂，连香蕉都要。”这意味着她可以在行为艺术表演中割伤或用火烧自己，但结束后得马上赶回家睡觉。
这种宵禁一直持续到她29岁——期间她甚至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她在结婚后也要住在自己家里，也要每晚10点前回家。终于，29岁这年，她离家出走了。她的母亲报了警，但在知道她的年龄后，就连警察也哄堂大笑起来。
阿布拉莫维奇自传《Walk Through Walls》但这位严苛的母亲从未在文化思想上限制过女儿的自由。作为贝尔格莱德艺术与革命博物馆的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她让阿布拉莫维奇在很小时就接触到艺术。看到她总是在墙上画画后，她的父母在他们那间宽大的公寓里为她腾出一个房间，专门用作她的工作室。她还很小就成为亲戚之间的“雇佣画家”，满足他们“想要向日葵、敞开的窗户和满月”或“更多的郁金香和鱼，让窗帘在风中飘”之类的要求。每完成一张作品，她可以赚取约合10-15美元的酬劳作为零花钱。多年以后，她的母亲自掏腰包，把这些画从亲戚手中全部买回收藏。这是这位母亲在面对阿布拉莫维奇时，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多愁善感”的时刻。阿布拉莫维奇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时期：乌雷之前、期间和之后。乌雷（Ulay，原名Frank Uwe Laysiepen）与阿布拉莫维奇同月同日生，但比她大三岁。1975年，两人在生日当天相遇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乌雷是临时负责接送阿布拉莫维奇的司机。他们的化学反应几乎是瞬间的。高大的身材，摇滚明星般的骨感，张扬而怪异，是她对乌雷的第一印象。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土耳其餐厅吃过晚餐后，相互看了对方的日记，然后“我们直接去他家，在床上躺了十天。”结束这段旅程回到家后，阿布拉莫维奇发现自己因为强烈的相思之痛“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当时她还住在贝尔格莱德的家里，要遵守母亲严格的宵禁规定，而且还没离婚。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从1976年到1988年，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开启了一段伟大的爱情故事。他们共享三种身份：艺术创作的合作伙伴，恋人，以及十二年游牧生活的伴侣。
这十二年间，他们在双人艺术上进行了多种尝试。他们或是穿着相似的衣服，或是一丝不挂，共同完成行为艺术的作品。在他们的第一场表演“空间关系”中，两位艺术家赤身裸体，在一小时的时间里持续奔跑和撞击对方，直到其中一人因为承受不了撞击而放弃。在“光明/黑暗”中，这对情侣面对面坐着，由慢至快相互扇对方的耳光，持续了六分钟。在“AAA-AAA”中，他们在双方的脸仅有几英寸距离的情况下对彼此吼叫，持续了约十分钟。
“AAA-AAA”“休息能量”是他们最冒险的表演：在看似雕塑般的宁静中，阿布拉莫维奇拿着弓，乌雷则将箭直指她的心脏。两人各自向后靠，并保持这个姿势四分钟。从麦克风里传来他们的心跳声。
“休息能量”“我们的工作理念是自我并不重要，我们必须创造我们称之为第三能量的东西，”阿布拉莫维奇在一部2017年的纪录片中说。“这个想法是男性和女性的统一，象征性地成为雌雄同体……我们过去常常觉得我们是三个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一起产生我们称之为第三者的东西。”这些表演刻画了亲密和分离，也是对耐力的绝对考验。例如1977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博洛尼亚的一间画廊里坐了17个小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两人背对背而坐，中间有座头发搭起的桥梁：阿布拉莫维奇的头发扎成马尾辫，和乌雷的头发连在一起。观众要到最后一个小时才可以进去欣赏。在这些类似宗教仪式的磨难面前，乌雷最先败下阵来。这段关系逐渐走到了尽头。1988年是两人最后一次合作，以纪念这段感情的结束。乌雷从戈壁沙漠出发，阿布拉莫维奇从渤海之滨出发，每个人要走完长城的一半。这段长途跋涉持续了三个月，原本的计划是在相遇后就结婚。但三个月的时间改变了许多事。千里万里，他们在中点相遇，然后道别。“做行为艺术非常困难，而我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到了30岁时都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我不知道有谁在我这个年纪还在表演——他们不是死了就是病了。对我来说，它是最难的艺术类型之一，因为它是非物质的，它是基于时间的，它与情感和公众有很大关系，而且是一种非商品——你不能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你必须在那里才能体验它。”“我讨厌工作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陷阱。想法来源于生活。”“第一步是获得一个想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一个让我开始的想法。我着迷了，最后，我说，‘好吧，我要去做。’决定的那一刻非常重要。但是一件作品总是以一个我不喜欢的想法——我害怕的东西开始，然后进入未知世界。”“要把身体用在行为艺术里，就必须面对自己的恐惧：对痛苦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这些都是艺术的主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被割伤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身体的极限能到什么程度？”“我喜欢例行公事。它给出了一天的顺序。当我遵循常规时，我感觉很好。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变得不平衡。我喜欢修道院的规律性：僧侣们在日出前醒来，然后上厕所。然后他们进行冥想。然后早餐。然后他们会做体力活。我试着遵循一个非常相似的时间表。我喜欢早起。”“纪律严明。这需要难以置信的意志力和大量的纪律。我就像一个士兵，一个勇士。别叫我行为艺术祖母，就叫我勇士吧。我的传记被翻译成22种语言，书名是《穿墙而过》（Walk Through Walls）。我不是站在墙前，我正在穿墙而过，我从不放弃。”“我这样做是为了独立。我总是把自己的恐惧当作一种超越恐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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