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为何家会伤人？听阿摩司·奥兹讲述爱与黑暗的秘密

本文原刊《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

为什么要读以色列犹太作家阿摩司·奥兹呢？因为人人都在为这个可怕的时代伤感，这个时代未能给人在情感、宽容与怜悯等方面留多少空间。但人存活于世，依然需要爱。

他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希伯来语作家。九年前，其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进入中国，让太多的中国读者神魂颠倒。如今，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带来关注家庭生活与微缩现实社会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不只如此，他还是来领奖的——因为他当选了“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2016年国际文学人物。

影片《爱与黑暗的故事》

看过奥兹作品的人，会知道他是以怎样充满隐喻和想象的诗性语言，呈现出对犹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现实的关注。奥兹生长于旧式犹太家庭，小时候由于受到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可在他12岁那年，母亲突然自杀身亡，他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他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冲突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虽然奥兹的身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在他的小说中，却看不到一丝生硬的政治性，读者能感受到的，只有作家对于爱(以及爱投下的阴影)最细腻微妙的描绘，宛若随风摇曳的一地树影。

他的每部小说，都在讲述爱——这种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越来越稀缺的东西，是如何被我们每个人所渴望着。他擅长破解家庭之谜，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就像契诃夫那样，他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依靠想象，寻找每个家庭卧室和厨房里的秘密。无论是在喝咖啡，还是在沙漠中漫步，他都在想象。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做间谍一般，想探测别人的心灵。

他写那些迷路的人走在人生旅途上，整个世界仿佛陌生城市中的一个陌生的公共汽车站，他们错误地在此下车，不知错在哪里，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这些人，站在奥兹小说世界的中心。看上去，就像是刚从光明中走进黑暗的人，或者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人。

这些人的内心，有时候爱会被黑暗遮蔽。然而，“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爱是自我的，爱是自私的，因此爱也会抹上黑暗的影子。”

所以，我们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秘密，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却留下了爱的底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成名小说《我的米海尔》故事的开头，也是读懂这位希伯来语作家的最贴切的诠释。

“爱的力量”，就是“奥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这位以色列犹太人整个的写作人生，都在展示爱的力量。这爱的力量，藏在奥兹全部的家庭故事里。

他77岁了，一点也不强壮，前几年刚换过膝盖，偶尔需要坐轮椅出行。他的脸部苍老也温柔，像一个红苹果长时间放在水果碗里后，均匀地泛起了皱纹，但依然红扑扑的，是这样天真的老人。

他喜欢蓝色，来北京这几天，每天都穿深深浅浅的蓝色衬衣。他说，蓝色是母亲范尼娅的颜色。这位忧郁的犹太裔波兰罗夫诺女子，在奥兹12岁那年，用自杀的方式，让他成为了一个作家。

终其一生，奥兹都在探寻母亲的死亡谜题——一种人性中的神秘感。秘密有黑暗的，也有光明的，他一直有好奇心。

该如何介绍阿摩司·奥兹呢？这也是一个谜题——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界、新闻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无数文学桂冠的受宠者？——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该得的都得了，就差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奥兹本人会希望如何看待自己呢？——“一个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的灵魂”。

1939年，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父母分别来自前苏联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他们怀着复国主义梦想去到巴勒斯坦，这座没有河流，到处布满石头的山城。小奥兹的童年里，爆炸、宵禁、停电和断水断电司空见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时不时就大动干戈。在奥兹心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倒地受伤的女人”，就像他的母亲，敏感，神秘，情绪化。

12岁那年，因为对现实生活极度失望，母亲吞下大量安眠药，留下父子二人尴尬对峙。童年的奥兹，心里住着“一头地下室里的黑豹”——在黑暗中潜伏，准备随时为某种理想而献身，14岁时，奥兹反叛家庭，到胡尔达基布兹(以色列颇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居住并务农。获得大学学位后，回到基布兹任教，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作为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崛起于以色列文坛的“新浪潮”作家代表，奥兹的写作主题是如此“单一”：不幸的家庭。

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主体是“家庭”，范围是“不幸福”。对于前者，奥兹认为这是进入他所有作品的密码——因为“家庭，是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色彩，最为充满悖论和最为引人入胜的存在”，以家庭为窥视口，可以进入以色列人的社会风貌和世俗人情，展示以色列生活的本真和犹太人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生存挑战。

所以，奥兹的家庭故事，与国族叙事交织杂糅，背景多置于富有历史感的古城耶路撒冷和风格独特的基布兹，某些小说的背景还扩展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欧洲，描绘犹太民族的历史体验，以及犹太人对欧洲那种“失望的爱”。

比如让全世界读者神魂颠倒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它讲述了两个好人——奥兹的父母，如何相爱相系，婚姻却以悲剧收场。这也是犹太民族的群像，虽然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又比如长篇书信体小说《黑匣子》，奥兹让男女主人公在婚姻失败并中断了七年联系之后，坐下来通过书信分析他们人生中的黑匣子，一边破解家庭生活破裂的原因，一边将以色列的社会现实与政治论争拉出地表。

这些奥兹笔下的主人公，都不快乐。由于家庭变故，奥兹从小就内向。在77岁时，他总结“我的小说就是讲述各种不快乐的形式”。好莱坞电影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说这不是生活真相，世界上不存在永久的幸福，只存在快乐或不快乐的瞬间。“比如说，北京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作为建筑的杰作，它们美的并不真实，没有故事。如果有一天，某栋楼塌了，故事就来了。”

奥兹是讲故事的老手，他有一双深灰色的瞳仁，像一口深井，会随着灯光的转换而改变颜色，如果你直视这口深井，警惕会掉下去。

“小时候，因为发表了点东西，诗歌、小故事，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由于拒绝重蹈父亲的‘覆辙’，又憧憬着成为一名农夫。因为恐惧屠杀，曾想变成一本书。”在发现自己可能无法真的变成一个新型“希伯来农夫”后，奥兹开始用讲故事打动别人。

他长的不高，小时候面色苍白，受到男孩欺负，经常流泪。他不会唱歌跳舞，也对体育运动兴趣寥寥，但肚子里有很多故事，他的名言是“如果一个男孩要追女孩，他就应该听女孩讲故事，并且给女孩讲故事”——这一招也在当年征服了夫人尼莉。

作为一个已经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的作家，奥兹一直在探索文学样式的革新可能。在2002年写完《爱与黑暗的故事》后，2005年的中篇小说《忽至森林深处》堪称现代寓言，将背景置于一个没有飞鸟、没有动物的偏远山村，展示了一个充满奇幻的童话世界。2007年的中长篇小说《咏叹生死》则转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特拉维夫，将关注点从家庭和社会转向现代作家的内心，并借披露想象世界来猜测“他者”生活。很多人说，奥兹开始写后现代风格的小说了。

他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我觉得文体风格怎样不重要，按历史发展来观察作家也不可靠。莎士比亚是前现代吗？我觉得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后现代。而我呢，我写的，永远是家庭的秘密。”

2009年奥兹问世的新作《乡村生活图景》如今有了中文版。在这本包含了8个故事的短篇小说集里，他果然再度把目光转向了家庭生活和微缩的社会现实。

虽然是八个故事，读来却像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篇章。它源自奥兹的一个梦——在梦中，他来到一个古老的以色列犹太村庄，这样的村庄在以色列大约有20来个，比以色列国家还要久远，拥有百年历史。梦中的村庄空寂荒凉，没有人烟，没有动物，甚至没有飞鸟和蟋蟀。他在寻觅人影。但梦做了一半，情势骤转，变成别人在找他，他在躲藏。梦醒之后，他决定下一部作品便以这样的村庄为背景。这个虚构的乌有之乡特拉伊兰，是处于变革的百年老村。从城市呼啸而来的富人逐渐把它当成度假胜地，在这里购置老屋，将其摧毁，再造别墅。

这是一本讲述“失去”的书，家中父母子女的生活，构成了整个“乡村生活图景”，他们的故事没有结局。奥兹很开心地想象读者的反应——“他们会跳起来——等一下，这就结束了？那个离家出走的妻子何时归来？真的有阿拉伯人在地下挖掘犹太人的地皮吗？家宅里真的有死去儿子的鬼魂游荡吗？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悬而未决的遗憾，这就是生活。”

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人们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他说自己握有两只笔，一支笔写故事，另一支笔写政论，针砭时弊。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奥兹，曾经也是“一只时刻准备为理想而献身的地下室里的黑豹“，他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现在，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以色列“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组织的发起者，一贯支持巴勒斯特建国、主张巴以互相妥协，比邻而居。

柏  琳：距离你上一次来中国已过去了九年，这些年你在以色列过得怎样？

奥  兹：我的生活一直很规律。现在我已经不住在沙漠小镇阿拉德了，全家都搬到了特拉维夫。我每天很早起床，日出之前，独自散步。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偶尔会对遇见的报纸投递员说声早上好。街道寂静，白色鸟群漫步街道，甚至能听见星星的低吟。散步回来后，我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口张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想着，如果我是这个人，会过什么生活？如果是那个人呢？如果我必须变成这个胖女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如果我要变成那个瘦子经理人呢？就这样迎来了日出，在书桌旁开始一天的工作。

柏  琳：你曾经说过“即使火山喷发，以色列人依然在侍弄花草”，战乱和动荡似乎成了以色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依然是这样的生活状况吗？

奥  兹：亲爱的，以色列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爆炸，事实上在以色列死于车祸的人要比死于恐怖活动的更多。以色列人匆忙赚钱，享受生活，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会受到动荡影响。生活有巨大的惯性，无论经历了大屠杀还是战乱，地震或者海啸，人都要过日子。

当然，以色列还是在我的眼前逐渐发生改变。要知道，我的年纪可是比这个国家还要老，我亲眼见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有些改变我乐于拥抱，有些变化我不喜欢，但我想，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些变化，可能只是因为我老了。

这种变化的感受，不只在以色列，还在中国。我九年前来北京，那个时候，街道上有好多人骑着自行车，三轮车也不少，现在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摩天大楼，那些小商店也找不到了，人们都去哪里了呢？

柏  琳：“人们都去哪里了呢？”这也是你的新书《乡村生活图景》想讲述的故事。这本书里有“乡愁”，也有古老以色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思，其中有一个故事《挖掘》，主题驳杂，既探讨了以色列人和土地的情感关联，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彼此的信任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奥  兹：我的小说不下判断，当我要评论或者判断时，我就去写散文或杂文。故事嘛，是多声部的，我在小说里不发声。当我写故事时，遭遇到彼此双方，我同时站在他们两边。当他们打架时，我还是同时站在他们两边，这就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如果必须要站队，那就成了一个政治家。

至于这个故事，从文本延展，我们的确可以联想到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许多阿拉伯村庄被夷为平地，以色列村庄代之拔地而起。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巴以双方一直因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纷争不已。这一切犹如梦魇，令许多以色列人得不到安宁，令其感受到一种潜在的生存危机。他们之间互不信任，部分是因为无力想象对方：那种爱和恐惧，愤怒和激情。在巴以之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柏  琳：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悲哀地表示“巴以冲突”和解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情况越来越糟糕。你觉得，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奥  兹：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法西斯。双方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需要所有的支持都在自己这里，自己百分百正确，他者百分百错误。但是我一直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是个懂得妥协的男人，不然我也不会和同一个女人保持五十六年的婚姻。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现在巴以冲突看似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么狭小，小到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约旦不到一个小时，从耶路撒冷开车到巴勒斯坦地区只需要二十多分钟。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它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呢？答案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他们也不快乐，他们更不是“一家子”，他们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不同的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说的容易，其实很难，但总有一会实现的，因为以色列人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也是。在欧洲，不就是有个很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吗？他们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安无事，巴以问题应该以此为鉴。

柏  琳：我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乔纳森·威尔森写的《巴勒斯坦之恋》，用一种新视角展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全书一个核心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总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也做了很多伤害阿拉伯人的事情。你看过这本书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奥  兹：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听你说后，我准备回去看。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普遍的人性。犹太人是受害者，女性是受害者，黑人是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比赛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

《巴勒斯坦之恋》作者：乔纳森·威尔逊 译者：韩颖，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即使在家庭内部，当婚姻触礁，兄弟阋墙，人们也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也喜欢把自己当成无辜受害方，但双方都很幼稚。

我真的认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从来不该判决哪一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侵略者。在以色列内部也形形色色，正统犹太教徒，犹太教改革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也不是一类人，而是好几类人的统称，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部都是复国主义者，有的是资本家，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甚至是法西斯，我并不是喜欢这个家族里所有的成员，而有些成员也以我为耻辱，这很正常，大家庭内部，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的不能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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