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囚徒”巴夏礼：晚清中国的“麻烦制造者”
巴夏礼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曾参加攻占镇江的战役；后充当英国全权代表，第一任港督璞鼎查随员。1854年升任英驻厦门领事，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
或许是受马戛尔尼使团中的小斯汤东曾被乾隆皇帝善待的启发，或许是为了让“城下之盟”显得更和气一些，英国人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仪式上也安排了一个瘦长少年，这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巴夏礼。
巴夏礼
巴夏礼生于1828年，他当时受雇于英国专使璞鼎查的中文秘书马儒翰，因而有幸出现在了“皋华丽”号上。当天，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也将未满14周岁的巴夏礼正式介绍给了清方官员。然而，在十几年后，这位叫巴夏礼的年轻人证明了他并非仪式上的“花童”，而是清廷官员人见人厌的“搅屎棍”。
《南京条约》签约场景
巴夏礼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早年因父母去世，他和两个姐姐被叔父收养。4年后，叔父也因病去世。这时，一个来自东方的机会突然出现，改变了巴夏礼的人生。
原来，巴夏礼父辈的嫡亲表妹玛丽 · 温斯特(即巴夏礼姐弟的表姑)在1832年加入了东方传教事业。两年后，玛丽和传教士郭实腊成婚。不久，郭实腊接替了原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职位。在得知表兄相继去世的消息后，玛丽在1838年将巴夏礼的姐姐凯瑟琳和伊莎贝拉接到了澳门。
1841年10月，巴夏礼也同样来到澳门。之后，巴夏礼跟随马儒翰学习汉语。马儒翰是著名传教士马礼逊之子，当时正担任英国专使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兼首席翻译官。对于巴夏礼的到来，马儒翰表示了欢迎，他表示：“如果巴夏礼愿意追随我的人生轨迹，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们太需要翻译官了，只要目前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乐意接受他。”
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巴夏礼学习中文的最初动机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工作挣取谋生的面包。大体而言，尽管巴夏礼很努力，但以中国士绅的标准来看，巴夏礼的中文水平恐怕不敢令人恭维。1843年，巴夏礼在信中坦陈：“我还在继续学习中文，但很难说学得有多好。我仍在读《三国志》，甚至想也没想过要去看‘四书’。最近读的一本《玉娇梨》，倒是值得一读。”
巴夏礼说的《玉娇梨》是一本浅显的通俗小说，至于他说的《三国志》，想必只是对《三国演义》的误读。毕竟，以他的中文程度，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三国志》这个层次的。多年以后，巴夏礼倒是觉得有必要补习下“四书五经”，于是他在广州请了一位老师傅来教他《论语》，但据他直言：“老师十分无趣，自己也是听得稀里糊涂。”
1883年，在由驻日公使调任驻华公使后，巴夏礼的翻译翟理斯也注意到，他这位号称“中国通”的上司中文词汇量很有限，也完全没有声调可言。翟理斯还注意到，巴夏礼说话总是很快，别人一说完，他会马上接上，而且每个人都很容易看出他是一个固执到底的人。
巴夏礼这一风格的形成，或许和他的表姑父郭实腊 有着莫大的关系。《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马儒翰因疫 病死于香港，之后巴夏礼就跟随郭实腊继续学习。然而，郭实腊对中文的掌握并不十分完善，但他激烈蛮横的脾气倒是传给了这位表侄兼弟子，正如巴夏礼在日记中亲笔写下的：
“清朝官员根本不值得尊重，对付他们唯一可行的就是强硬的手段。
从帮马儒翰抄写公文进入英国的外交官场开始，巴夏礼似乎一直秉承这一原则。1844年，巴夏礼来到厦门出任翻译官，他的职业生涯也由此正式开始。当时，英军仍旧驻扎在鼓浪屿，直到次年清廷的赔款全部付清，这批人才最终撤离。在厦门时，巴夏礼得了疟疾差点送命，没多久他就转到福州成为领事阿礼国的下属。
清朝时期，福州属于驻防城市，满城里驻扎着两千旗兵，对洋人的印象很是恶劣。巴夏礼曾因为误入旗兵的驻防区域而遭到了攻击。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吓和恶劣遭遇，给巴夏礼带来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记。事后，他曾对朋友特别强调说：“清廷官员装出一副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其实他们很恨我们；他们使用各种口是心非的手段来蛊惑我们，他们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1846年后，巴夏礼跟随阿礼国到上海任职。当时的上海，虽然距离开埠只有数年时间，但租界里已经有了24家商行25 栋私宅、5家商店、1座教堂和1家俱乐部，巴夏礼的姐夫雒维林也在这里新开了一家医院。在巴夏礼看来，上海一带的人性格平和，英国人的贸易活动也很顺利，这和福州的感受大不相同。尽管如此，1848年时仍发生了“青浦教案”，这也是近代开埠后的第一起教案。当年3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以及巴夏礼的姐夫雒维林在青浦县城散发布道小册子，停泊当地的漕船水手对他们进行了嘲弄和追打，最终导致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事件发生后，上海领事阿礼国对此高度重视，他一方面要求清朝官员立即惩凶赔款，另一方面又宣布停付关税，并威胁要用军舰拦截扣留北上运粮的漕船。之后，阿礼国用他手里仅有的两艘双桅战舰拦住了1400多艘运粮船。侥幸的是，他的冒险居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后来的交涉中，清廷最终屈服，处置不当、一味推诿的原苏松太道咸龄被革职，代以买办出身的吴健彰，而三位被打伤的传教士被赔了300两银子，10名水手被押到海关大楼前枷号示众了一个月。
对于清廷官员来说，“青浦教案”的交涉与处理无疑是巨大的耻辱。但对全程参与此案的巴夏礼来说，却是一堂精彩而生动的职业体验课。在这一课中，巴夏礼不但学会了阿礼国敢于冒险的虚张声势，同时也坚定了他日后工作的基本信念：一旦卷入纷争，只要实力允许，就不能不诉诸武力。在中国，动武是获得尊敬的唯一方式。巴夏礼的认知与逻辑，和近代英国的对华政策是相当合拍的。
1852年后，巴夏礼调往广州出任翻译官并实际代理了广州领事的全部职责。在之后数年中，那位原本不识汉文为何物的瘦长少年终于“一鸣惊人”，成为中英交涉中的风头人物。说起这事，还得从广州“入城问题”说起。
1842年实行五口通商后，上海等地辟出租界供洋人居住贸易，不过广州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就已在城外设有“十三行”作为指定贸易地点。近两百年来，“夷人不得入城”的规矩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对此，英国人十分不甘，并一再坚持入城，而且动用武力也被列为了可选项。1846年8月，两名英国人因强行入城而遭到市人的围观继而殴打，结果一死一逃，酿成外交事件。
十三行
1847年2月，英国兵舰开进省河并炮轰沿途炮台，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在压力下被迫宣布开放广州城，但要求两年后执行。两年后，耆英调任北京，但英国人并未忘记此前的入城之约，他们随后要求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履行承诺，允许英商入城贸易。对于前任的软弱，徐广缙颇不以为然，他在谈判失败后立即募集乡勇团练10万人，以“民气”相抵制英国人的入城计划由此搁浅。
1852年，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上任不久，叶名琛就遇上了麻烦事，英国指派的驻华公使兼修约专使包令给他发来一份照会，声称按《南京条约》的规定，中英双方应在12年后再行修约，而到期时间为1854年。
叶名琛的一幅版画， 戴着单眼花翎 英国皇室收藏的叶名琛的单眼花翎
(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叶名琛的花翎根部还配有一枚翡翠翎管)
《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广总督被赋予一项外交职责，即兼管五口通商事务。换言之，当时整个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均交由两广总督负责，所有涉及洋人洋务的交涉，均需通过两广总督先行接待办理。之所以如此，清廷的实际用意是拒绝和洋人直接打交道，两广总督起到的是一种防火墙的屏蔽作用。
收到包令的照会后，叶名琛也是惊诧莫名。考虑再三后，他还是指定了广州城外仁信栈房作为会面地点，但包令照会本身就有“入城” 谈判的含义，因而对城外会面的安排并不满意。之后，包令离开广东，他在与同样提出修约要求的美国公使麦莲于上海会合后，又一起访问
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修约”问题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两位应南下与两广总督商议。
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亚罗号”事件爆发了。“亚罗号”原本是一艘毫不起眼的西式商船，它的船主和水手都是中国人，但它曾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注册过,由此引发了外交争端。和其他类似的船只一样，“亚罗号”主要做的走私生意，而且曾被海盗掳获过， 因而和某些汪洋大盗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以缉拿海盗的名义登上这艘神秘之船，并当场扣押了两名海盗及另外十名有嫌疑的船员。然而，这一正常的公务活动遭到了代理广州领事巴夏礼的强烈抗议，理由是清方执法时无视船方的抗辩并悍然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此举对“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大英帝国构成了“极大的侮辱”。
其实，“亚罗号”的船主与船属国和英国都没有直接联系，广东水师对“亚罗号”执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亚罗号”被缉拿时，它的登记也恰好已过期。当时，船上只有信号旗，所谓的“英国旗”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英方说的“扯旗”举动确实存在的话，那“被侮辱”的也只是信号旗。当然，非要说“亚罗号”与英国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它的船长托马斯 · 肯尼迪是个货真价实的英国人，也正是他回到广州后向巴夏礼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恼人场景。
作为英国的驻华领事，巴夏礼的确有责任去保护他的同胞肯尼迪船长。即使根据领事裁判权，也仅仅是外国人不受中国官员审判，但相关船只要涉及海盗等行为的话，无论中外船只和人等，清朝水师都有权缉拿，只是外国人被移交本国领事处置而已。因此，巴夏礼的抗议更像是一种“无礼闹三分”的莫名之举。他为自己的过激言语付出了“代价”，挨了梁国定手下的一记耳光。
亚罗号事件复原画
当然，“亚罗号”船与肯尼迪船长，甚至巴夏礼挨的那巴掌，都不是英国关注焦点，他们的真实用意是要借此来推动“入城”与“修约” 这盘更大的棋局。正如担任包令中文秘书的威妥玛所说的，“入城问题才是导致所有误解和不快的根源”。对此，巴夏礼曾不无直白地表示：“我的确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我希望用这个机会来洗刷我们过去几年在广州遭受的屈辱。”最终，在叶名琛已释放了12名嫌犯的情况下，英国舰队仍于10月14日掳去中方一艘官船作为报复。一周后，英军又派舰队攻击了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国军舰炮击广州时，并没有受到清军哪怕是一颗炮弹的回击，就连叶名琛的总督衙署也被英国人轻易占领。好在英军兵力有限，他们并没有统治全城的能力。在广州乡勇的袭扰下，英军撤出城外，退往虎门等待后援部队。而在这时，由于印度发生大起义，英军的后援部队被中途调走，叶名琛顺利收复了广州并恢复了统治。
印度起义被平之后，叶名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1857年9月下旬，英国专使额尔金来到香港。他的背后，除了实力强大的英军外，还有因“马神甫事件”纠集而来的法军。12月12日，额尔金给叶名琛送来照会，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入城、赔款、修约，限10日内答复。巴夏礼也忍不住兴奋地表示：“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一个发动战争的导火线。”之后，他亲自给叶名琛送去了最后通牒。
1857年12月28日，广州遭到英国海军的轰击。次年1月5日，广州城破，叶名琛被俘。之后，广州城落入了以巴夏礼为首的委员会手中。在此期间，绑架华工、贩卖猪仔的非法贸易也达到了高峰。
攻破广州后，英法联军随即掉头北上，并于1858年5月20日攻破大沽口炮台，进逼天津。焦头烂额的清廷，不得不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然而，在之后的换约问题上，清军与英法方面再次爆发冲突。
原来，按之前约定，各国公使应由陆路进京。在美国 公使华若翰已经按约入京的情况下，英法公使仍坚持在 炮舰的保护下走水路进京。由于清军在白河口设障阻碍，英法舰队在1859年6月初屡加挑衅，最终引发了6月25日的“白河口之战”。在这场反登陆战中，英法联军遭遇惨重失败，其中英军被打死464人，法军被打死14人，3艘炮舰被清军彻底击沉。一年后，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并 再次攻破大沽口炮台。是役，英法联军各伤亡201人和140人，而清军战死人数高达上千人。
大沽口之战前，在英军翻译官威妥玛的提议下，巴夏礼北上担任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威妥玛主要负责中英交涉中的文字工作，而一向精力过人的巴夏礼 负责具体的出面交涉工作，以发挥各自所长。威妥玛的这一设计，直接把巴夏礼推向了人生的“高光时刻”。随后，即发生了历史上的“巴夏礼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清廷官员眼中，“善于交涉”的巴夏礼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巴夏礼秉承了一贯的风格，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傲慢无理，较之前的李泰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令清方官员十分愤懑。
经过反复谈判后，载垣等人于9月14日接受了英法所提条件，与巴夏礼等达成停战签约的协议。孰料三天后，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僧格林沁派兵将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全部扣留，通州谈判由此全面破裂。
僧格林沁
然而，僧格林沁还是低估了英法联军的战斗力。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扣押的当天，英法联军就开始在通州张家湾对清军发起进攻。9月21日，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展开决战。很不幸的是，尽管僧格林沁指挥的精锐骑兵十分英勇，但在英法联军的猛烈炮火下，清军主力尽丧， 惨败而归。
恭亲王奕䜣
清军的大败一度给巴夏礼等人带来灭顶之灾，但正所谓否极泰来，巴夏礼等人也由此觅得一线生机。10月2日，已逃至热河的咸丰皇帝给负责和局的恭亲王奕䜣等人下旨，其中大意是：如果英法联军肯退兵和谈，巴夏礼等自可送回；如不肯，也将巴夏礼等人送回，为罢兵换约赢得机会。
恭王府
之后，巴夏礼等人被移至高庙，受到了极好的待遇。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京城。在此情况下，人质外交已毫无意义，巴夏礼等人也于10月8日由清方官员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10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
作为外方大肆炒作的“巴夏礼事件”，据英法联军方面确认的事实是：被扣押的39人中， 英人26名，死伤各半；法人13名，7死6伤。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记载是：“26名英国人中，有13名—— 巴夏礼、洛奇、1名英国龙骑兵和10名印度的塞克骑兵——得到生还。”“被杀害的人中，诺尔曼、包尔卑、安德逊中校，一个名叫费浦斯的英国龙骑兵和8名印度塞克骑兵的尸体被归还了，布拉巴宗海军大佐的生死不明。”“13名法国人中，有5名——戴斯克雷斯和4名士兵——得到生还；并归还 6具尸体，那就是格兰德香浦上校、艾德尔、杜必特和3名士兵的尸体；此外，戴陆克神甫和1名士兵的尸体则仍留在那里。”
与他的同伴相比，作为“元凶”的巴夏礼，受到的虐待只限于辱骂、被逼下跪和坐没有弹簧的手推车。被转移至高庙后，巴夏礼享受天天有酒有肉、有求必应的优待，这完全补偿了之前所吃的一点苦头。事后，也有军事评论家认为巴夏礼的行为是鲁莽的，他对清朝官员尤其在僧格林沁面前的出言不逊，很可能是这一事件的促成因素之一。
因为被清廷囚禁事件，巴夏礼这位“东方囚徒”因而成为知名人物。回到英国后，他被授为爵士。1864年，巴夏礼成为英国驻上海领事，但他觊觎的驻华公使职位先后被威妥玛和阿礼国取得。1865年，巴夏礼接替阿礼国成为英国驻日公使。直到1883年，巴夏礼才得偿夙愿，成为英国驻华公使。1885年3月22日，巴夏礼死于公使任上。他得的似乎是某种不知名的疫病，其间伴有高烧，发病时间很短，仅两三天就去世了。
巴夏礼学识有限，对中国和中国人又怀有极大恶意，作为外交官，他与中国交往中“强硬交涉、毫不妥协”，对两国邦交带来极大危害。那时若有驱逐外交官的通例，像巴夏礼这样“不受欢迎的人”，想必早就失业了。
1890年4月，上海租界当局在外滩为巴夏礼竖立了一座铜像，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接管租界的日军移除。由此可见，巴夏礼虽然对日本颇多好感，但日本人对这位在日本待了18年的公使似乎并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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