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走出囚徒困境的一种构想

全球化遇到的障碍

下面先报告第一个方面：全球化遇到的障碍。

全球化从冷战结束以后高歌猛进，发展非常快。如果看数据，全球GDP总和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贸易额增长速度，这表明过去全球化发展非常快。如果考虑资金流动和其他方面证据，更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最近全球化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归结起来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有一种声音是说工作岗位被中国抢去了，工资被中国的廉价商品压低了。这导致发达国家工资上不去、就业机会减少。这是全球化遇到障碍的一方面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各国内部政策要调整，再一个搞国际协调。现在国际上最近也有一些税收协调了。

第二个导致全球化遇到障碍的因素是货币安排。二战以后各国货币盯住美元，美元和黄金绑到一起。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把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美元代替黄金，成为储备和交易的结算货币。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国际储备和交易结算货币的锚。但实际运行当中美国国内政策成了美元的“锚”。这种安排有一些内在问题，导致现在的全球失衡。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国际协调，围绕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解决办法，但是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导致全球化发展遇到障碍，除了上两个因素外，还有一个挑战。眼下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发达国家担忧类似中国一些国家快速发展和追赶，导致它丧失技术优势，于是发达国家采取了封锁技术的措施。这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全球。

当年特朗普总统提出对中国抬高关税等等措施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内，都认为贸易能够做大蛋糕、改善福利。如果经济学列几个公认程度最高的共识，这一定是其中之一。但美国政府实际的政策，大家都看到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大家坐下来谈，要协调，这也是我今天报告主要想回答的问题：怎么协调，拿什么基本的框架来协调这个事情。

我国领导人也提出来，“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国际上对目前技术封锁以及可能导致的连锁反应，也非常担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年接受一次采访时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说人类历史上上一次经历和我们目前这样快速科技进步，还是几百年前的启蒙运动时期。那时技术在进步，但管理这些进步带来的变化的框架也在进步，他担心今天这个时代技术快速进步的同时，管理这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的框架落后，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激烈冲突。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曾经表达过类似担忧。萨缪尔森2004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们都知道，贸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各国比较优势不同。因为比较优势不同才有贸易的必要性，这种情况下开展贸易，各国都改善福利。中国和美国比较优势是不同的，中国比较优势在鞋和袜子，美国的比较优势在波音飞机。萨缪尔森认为，中国追赶的时候就应该提高帽子、鞋子、袜子的生产率；不要在飞机上的生产率上追赶美国。否则，如果中国在飞机生产率上快速追赶美国，到一定时候，尽管中国飞机生产率、帽子、袜子生产率都低于美国，但是只要中国飞机和鞋袜帽子的相对生产率和美国趋同，就意味着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美国一样。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各种产品的绝对生产率低于美国，但相对生产率和美国一样，那两个国家就没有必要开展贸易。这时美国福利就会受损失。这是萨缪尔森的担忧。

萨缪尔森文章的政策含义，就是要通过种种政策要限制追赶国家，追赶国家别在飞机上追赶，而应该在帽子、袜子上不断提高生产率。这样的话，比较优势在那里，才得以存续，才有必要继续搞贸易。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就采取措施，不仅对中国封锁技术，而且也在协调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的立场。按照二十大的说法，叫“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或者如美国智库说的那样，是“小院高墙”。我个人理解，似乎院子也是在扩大的，不是小院高墙，可能是中院高墙，甚至大院高墙。

如果这样的情况演变下去，全球分工体系会被瓦解。有人担心形成平行的分工体系。美国曾经召开过一次全球民主峰会，我们曾做过研究，粗略来说，民主峰会参会国家和地区GDP占全球七成，他们的贸易额占全球七成，中国出口市场的七成是去向参会国家，中国贸易盈余的七成也来源于参会国家，中国主要的大宗能源、原材料进口的七成来源于参会国家。如果将来全球形成平行的两个经济循环圈的话，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不利的。这是目前全球化遇到的挑战。

破解障碍的概念性框架

面对这样的挑战怎么办？我设想了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这里分四个小方面跟各位报告。一是中国的诉求，二是美国的诉求，三是这两个诉求目前形成的囚徒困境，四是破解囚徒困境的办法。

1.中国的诉求

第一，中国的诉求是什么。我2016年就在SIFL讲过追赶周期，指出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平稳、低速增长，就是这个图里面的红色虚线，比如美国人均GDP每年增长差不多是2%，虽然有波动，但围绕2%在波动，总体平稳。第二种类型是日本、韩国、东亚、中国香港、新加坡经历的成功的追赶，我把这种增长类型叫“追赶周期”，其特点是一开始增速低，后来实现起飞，之后实现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再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第三、第四种增长类型分别是所谓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类型，和从来没有起飞过的类型。

上面讲的第二种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的成功追赶型增长轨迹，如果能够在中国复现，会是什么前景？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能够复现，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做得像日本韩国那样好，粗略测算到2035年中国GDP差不多能到美国的1.5倍。中国的研发经费比例如果和美国一样，则中国可以筹集的研发经费也将是美国的1.5倍。我们都知道高端要素在全球各国的分布，和GDP规模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向头部国家集中。如果中国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集聚的高素质人才、财富500家高营收企业数量等等，就不止是美国的1.5倍，很可能是1.8倍，甚至是2倍、2.5倍。再展望一下，也许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届时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中国GDP总量就是美国的2倍，那时全球高端要素在中国的积聚程度会更高。

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使上述预测的追赶潜力顺利地完全地释放，美好前景顺利变为现实，届时的中国能不能垄断全球的技术和产业呢？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今天美国在全球就享有这样的头部地位，但美国没有垄断全球所有的技术和行业。同样道理，即便届时中国GDP规模是美国的1.5倍甚至2倍，中国也不可能垄断所有的技术和产业。

但是，上面描绘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让人担忧的是，如果今天中美脱钩，中国甚至连日本、韩国那样追赶的轨迹都不能复现。中国在收入水平在目前人均1.2万美元时经济会大幅减速。大家可以想象，这会带来许多挑战。经济大幅减速背景下，不是说现代化不可能实现，但肯定更加艰难的，用时更长。

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诉求是什么？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避免脱钩，消除这种让人担忧的不确定性。我们国家现在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我理解共同安全就是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都安全；综合安全就是卫生、经济、金融等等都安全；合作安全是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实现安全；可持续安全既包括生态环境可持续，也包括保障安全的体系是可持续的。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新安全观。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安全，一旦脱钩断链，我们国家连日本、韩国那样的轨迹都不能复现，至少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复现。所以，以这样的安全观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中国营造一个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是中国的诉求。

2.美国的诉求

美国是什么诉求呢？前面讲过，萨缪尔森是很典型的代表，其实本来美国和中国继续搞贸易和技术往来，有利于两国蛋糕都做大。但美国没有采取这样的共赢选项，而是实际采取封锁技术、提高关税等措施，导致贸易规模小于应有水平。这也会损害美国的福利。美国为什么放弃共赢的选项，而搞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输选项？

不难理解，美国的考虑是，如果现在不封锁技术，继续和中国搞贸易，那么长期来看，中国就像萨缪尔森担忧的那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成了第一大经济体以后，可能反过来就要卡美国的脖子。为了避免这种长痛的被动局面出现，美国宁可今天忍受短痛，也要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这样一来，美国相对优势就可以长期保持，中国就追不上美国，避免长痛。这是美国的考虑。

3.两国诉求形成的囚徒困境

两国的考虑会形成一个囚徒困境，看一些具体的表现。

从中国方面来说，曾经有一些科研部门的领导立过这样的军令状：凡是卡脖子的清单，就是我们中国科研部门的攻关清单，一个一个都要取得突破。

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对中国实现技术封锁。

中国雄心勃勃地追求自立自强，打破所有卡脖子的清单，而美国则对中国封锁技术，这就导致了囚徒困境。中国的雄心壮志越远大，美国越担心，因此小院高墙就得变成中院高墙甚至大院高墙。而从中国角度看，小院高墙就得变成中院高墙甚至大院高墙之后，中国需要突破的卡脖子环节越来越多，就越需要更加雄心勃勃地更加全方位地自立自强。美国对中国封锁技术，美国福利受损，来自于中国的高素质人才会减少，中国在技术脱钩背景下靠自立自强搞科研，难度也会陡然加大。这是双输格局。

4.以可信承诺下的“示弱均衡”走出囚徒困境

怎么样走出囚徒困境？我有一个基本的思路，中国应该和美国互动，诱导美国采取共赢的选项，不要对中国封锁技术，和中国开展分工和贸易，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短期有利，长期也有利。中国要让美国相信长期内，即便中国GDP超过美国，甚至是美国的1.5倍、2倍的时候，中国也不会卡美国的脖子。如果美国人相信中国将来蛋糕做大、有实力以后，不会卡他的脖子，还和他开展分工贸易，那么美国眼下也就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封锁，而是眼下就采取和中国共赢的选项，也不用陷在囚徒困境里面。

这是一个概念性想法。怎么落实呢？在讲我的想法前，我也讲一些更多的证据。这个证据社科院徐奇渊所长在鸿儒论道讲过。很高兴我的想法能够从徐奇渊所长他们的系统研究的结果得到支持。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国家产业链悖论”，意思是说，如果把不需要依赖进口中间品、完全依靠本国力量自力更生就能保证一个产业生产，定义为产业安全的话，那么，每一个国家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脆弱度最高的产业。至少从10个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最强产业的反而是高度依赖进口零部件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就说明，尽管美国今天处于全球技术领先地位，但总体上来说，美国并不能脱开全球分工体系，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建立在全球分工体系基础上。美国不能垄断所有的技术体系，美国没有做到360行行行是状元，只是120行是状元，其他240行要依赖于欧洲、日本，才能形成美国的发达产业体系。

徐奇渊老师课题组的崔晓敏等围绕中国的情形做过研究。他们用两个指标交叉分类，一个指标是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市场集中度，这个指标越高，说明进口来源越集中在少数国家，人家断供中国就被动。另外一个指标是扣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中心度变异指数，这个指数越大，表明国际上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数量就越多。他们按两个指标的75分位数交叉分类，得出下面的结论：2017年中国进口6000种8位码中间品，可分为四个象限，进口来源最安全的有3000多种，占进口额的46.1%，这些进口品供应链既不脆弱而且还很稳定。剩下三个象限都是有问题的，问题最严重的有194种，进口额占1.2%，供应链又脆弱而且难以改变。另外两个象限对应的进口品也有问题，但回旋余地稍微大一点。

不少研究者用这种方法来识别卡脖子环节，除了徐奇渊老师课题组外，也有很多学者、机构做过类似研究，尤其是贸易战爆发时，他们梳理中国有多少种被卡脖子的商品。我想首先评论一下，这种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启发的，但是对待这些分析的结论一定要谨慎。这种方法适合于分析相互之间没有技术封锁的那些技术前沿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是可以的，但用这种方法分析中国，有没有启发呢？有启发。就像崔晓敏老师他们的论文中识别出了眼下中国供应链的脆弱点，这是眼下补短板，供应链强链等需要关注的重点。

但是要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这种方法识别出来的脆弱点，就代表了中国全部的卡脖子环节？不是！！因为这种分析方法从方法论上讲，是基于实际发生的制造品贸易数据出发的。但是，要知道，美国许多产品根本就不卖给中国，彻底禁运，从制造品贸易数据根本看不出这方面的任何信息，这才是真正卡中国脖子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阶梯上追赶到中部，有的中间品需要进口，但人家根本就不卖给你；另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还还没有到达顶部，有些中间品尚不需要进口。这些情况就导致通过贸易数据识别出来的卡脖子环节，低估了卡脖子问题的实际严重程度。

此外，这种方法无法识别服务业的卡脖子情况，比如SWIFT、CHIPS、MATLAB软件甚至PDF软件使用权，这些方面美国一卡，很多事情无法开展，很多科研都搞不了。这些都是这种方法识别不出来的卡脖子环节。所以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识别眼下，可能三五年内的卡脖子环节，至于今后追赶过程中有哪些卡脖子环节，难以识别出来。

这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从方法论上加以澄清，并不是想导出类似的政策含义，即认为识别出来的现实的卡脖子环节已经这么多了，而且还有那么多没有识别出来的卡脖子环节，那么就把所有这些都列为我国要自立自强的奋斗目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立下军令状，全面突破。恰恰相反，这里介绍这些成果是想对我观点提供这样的支撑：即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技术上都完全自力更生，一定要和别人往来，这是上面这些实证研究对我的想法提供的支持。

怎么样走出囚徒困境？我设想的是，中国要做出可信的承诺，从而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

我们知道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获奖的贡献是对策论或者叫博弈论。他解释过核恐怖平衡的原理，大国之间为什么会有核均势呢？他说，只要你给我扔核武器，我一定会报复，而且是毁灭性报复，这是博弈论讲的可信的承诺。我给这种可信的承诺下的博弈均衡起个名字叫“斗狠均衡”，你狠，我也狠，斗狠形成核武器均势。斗狠均衡例子有很多，我们中国古人讲的破釜沉舟也是斗狠均衡，置之死地而后生都也属于斗狠均衡。

我在这里把谢林的想法反过来用，设想出一种“示弱均衡”。具体来说，现在中国GDP是美国的70%，不妨理解为中国现在70公斤体重，美国现在是100公斤体重。中国正在成长，将来GDP可能长到美国的2倍甚至更多。不妨理解为中国可能长到200公斤，可到时候美国体重还是100公斤。站在美国的角度想，如果你到时候长到200公斤，四肢健全而自由地使用，如果卡我脖子，我一点办法没有。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今天就必须把中国摁住，不能让中国长到200公斤，只能维持在70公斤，或者把中国打回原形。中国不能超过我，否则我就不安全了。到时候你中国200公斤，说卡我脖子就卡我脖子，我还有什么安全可言。所以美国的担忧在这里。

中国怎么样诱导美国？中国需要做出可信的承诺。眼下，中国说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今天别卡我、别摁我，和我好好开展贸易往来，让我长到200公斤，我到时候是不会卡你美国脖子的，因为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已经做出的承诺。中国说我们说话算数，但就实际效果看，美国是不相信的。这就意味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很难成为可信的承诺。

那么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诱导出“示弱均衡”呢？沿用上面的例子，中国可以说：我给自己套上一件紧身衣，这件紧身衣会捆住我的一条胳膊，紧身衣的钥匙找个合适的方法管理，反正这个钥匙不在我手里，所以我没办法想打开紧身衣就打得开。这样的情况下，当我长到200公斤时，我两条腿、一条胳膊，你美国到时候虽然是100公斤，但是你是两条胳膊、两条腿自由自在。届时我虽然200公斤体重，但不能也不会随便卡你脖子，因为你很灵活，如果我卡你脖子，你可以对我进行有力的反制。这就是我想的一个基本思路。中国要做出这样的可信承诺，诱导出“示弱均衡”。这样的话，美国眼下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地卡中国脖子、脱钩断链，就没必要了。

5.做出可信承诺的两种备择方案

做出这样可信的承诺，有两种可以设想的承诺方案。一种方案是中国和美国谈判，双方全部放弃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支配资源，由市场支配科研活动。想象一下如果完全由市场支配创新活动，会是什么结果？研发成果和GDP规模正相关，但不成线性比例。如果中国GDP是美国2倍，中国研发经费比例如果和美国一样的话，那么中国研发经费总投入也是美国的2倍。但中国研发产出可能比美国的2倍还要多。但是，并不可能多到中国垄断所有的技术和产业谱系，毕竟到时候美国、欧洲、日本等等都有一席之地。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今天美国GDP、研发经费投入、顶尖科学家数量全球最多，但也不可能垄断所有技术。如果能够确保始终没有任何形式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支配资源和科研活动，各国是可以形成共同的技术和产业安全的。这是第一种做出可信承诺的方案。

但是，大家可能会普遍认为，这种方案不可信，是空中楼阁，现实当中不可能没有政府干预，中国有干预，美国也有干预。的确如此。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另一种做出可信承诺的方案，那就是坐下来谈判，通过谈判划分技术势力范围。这个概念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权且这样用。通过谈判，明确哪些是此国技术势力范围，哪些彼国的；没明确划分的，各国都可以竞争；然后设立核查机制，哪国违反规定进入别国的技术势力范围，就处罚之。大致的意思是，360行当中，中国、欧洲、美国各占120行。这样的安排下，就相当于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穿上了紧身衣。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谁也别挑起摩擦，你国给我断供此产品，我就反制你，给你断供彼产品。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完全的空中楼阁、异想天开呢？不是的。实际上电信领域里已经有了类似的实践，形成了一个标准必要专利体系（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这个体系有一个原则叫公平合理非歧视（FRAND）原则。这个体系里的专利一环扣一换，任何一环漫天要价，整个体系就无法运行。为约束这种行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安排，你的专利是必要的，我们也承认；我的专利也是必要的；我们都不要漫天要价，谁也别胡来。

现在中国外交理念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是好的。但要把这个理念转化成一种更切实的谈判的框架，就可以考虑从我刚刚提出来的两种方案入手。

大家又问，倘若中国按照这个谈判方案选了120行，放弃了另外240行，中国一定能安全吗？这不是自废武功吗，别人岂不是更会卡中国脖子？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不过，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方案之下能不能确保中国技术和产业安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自己是否争气，在120行里做到状元。如果在120行里都做不到状元，就不能埋怨别人卡脖子，就不配坐上谈判桌。我坚信凭中国人创造力，可以成为120行里的状元。其次要认识到，上面的方案中，有核查机制。第三，上面方案中另外240行不去碰，不是说绝对不掌握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中国可以保持实验室级别的技术储备，并进行小试、中试，可以在和这些技术领域内其他国家保持代差，比如国外到了第三代技术，我们中国有实验室走到第一代的技术；国外到第四代了，中国也走到第二代，保持一定的代差，但是不要量产，不要大规模产业化。有了这样的“后手”，中国也就不用担心被卡脖子。其他国家也可以这么做。

设置“四零”议题

引导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上面的概念性框架怎么落实？我提出设置“四零”议题，引导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我们知道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曾提出要围绕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和中国谈判，当时中国没有接招。

中国一方面呼吁全球化要深入，要实行高水平开放，但对于更有利于全球化深化、更符合高水平开放的“三零”高举免战牌，一定程度上讲在道义上处于劣势。中国不接招，最大的难处其实不是我们关税水平高，我国关税已经不高。非关税壁垒各国都有，都可以谈。接招“三零”最大难处在于补贴。补贴是中美经贸谈判的焦点。补贴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更最重要出发点是补贴研发活动，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补贴和美国的技术封锁形成了囚徒困境：美国看到中国想要通过国家行为加速技术赶超，大把砸钱突破所有卡脖子环节，于是就对中国封锁技术；中国觉得，既然你美国封锁技术，我就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全面追赶，你封锁什么我就发展什么。这样一来，双方的担忧都得到了证据支持，并且不断强化，于是就锁定在囚徒困境中。

我设想的“四零”议题，是在上面“三零”基础上加一个“零出口限制”，就是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零出口限制。以“四零”议题作为谈判基准和美国进行谈判，大家可能觉得又是异想天开，天底下哪有“四零”，这不会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吗？

其实我也知道天底下没有“四零”，我也知道最终谈出来的结果不是“四零”。但我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个观点：谈判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谈判结果是没有关系的。举例来说，考试判分时，可以以100分为基准，做错一题扣一分；也可以以0分为基准分，做对一题加一分。不难理解，一个85分的孩子，不论用上述哪种判分基准和相应的判分方法，他最终就是85分。最终成绩和以什么样的判分基准出发没关系。我们今天举起“四零”大旗去谈，往“四低”“四中”的方向去谈，这是一个选项。另一个选项是举起“四高”大旗去谈，也是往“四中”“四低”的方向去谈。最终符合各国利益的那个妥协结果，和以“四零”还是“四高”作为谈判出发点，是没有关系的。

既然如此，那中国今天举起“四零”大旗去谈，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方面的好处是，这其实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两种可信承诺中的第一种承诺机制，就是说两国放弃任何形式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支配资源，由市场支配科研活动。如果能在“四零”议题下达成一致，那就走出了上面说的囚徒困境了，两国顺畅地开展贸易和技术往来，共同做大蛋糕。第二方面好处是，和中国呼吁全球化深入的逻辑是一致的，和中国宣示的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逻辑一致，和中国宣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逻辑一致，和中国宣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逻辑一致的。第三方面的好处是，站在了道义制高点上。如果美国不接招“四零”，那损害全球化的责任就不在中国一方。美国接招，那就坐下来谈，谈出前面讲的技术谱系上的势力范围划分。这样就可以形成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可信的承诺机制。

如果美国完全不接招，继续脱钩断链、封锁技术，那么，对于所封锁的技术，中国继续通过补贴手段进行研发，就具有了更强的合理性、更强的道义性。

处理好国内的

政治经济学问题

上面我讲了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个框架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看起来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乃至全球各国之间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甚至根本上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能不能举起“四零”大旗和美国去谈，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内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国内每个部门都想为国争光。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后，听到很多搞科研的人说，这下好了，美国一封锁，我们的发展机会就来了，多封锁几年我们就能发展起来。这雄心壮志令人敬佩，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会不会有些部门发展起来？会有的。但是，是不是美国人卡住脖子，我们都一定都能够挣脱卡脖子环节，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甚至超过美国？最近芯片的事情上大家都看了，国家花了很多钱，但最终是少数腐败分子顶不住诱惑。这些人也许本可以好好搞科研、搞经营的，毁了这些人不说，更可悲的是耽误时间、耽误国家的事。

可见，在被卡脖子的今天，为国争光、为国争气的冲动，在国内各个部门都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我前面提出的设想去国际上谈判，我们就占120行，另外240行保持实验室的技术、不产业化，那该把哪些列入240行、哪些列入120行？不难想象，列入120行的，有预算支持，成功了也有晋升机会；而列入240行的会问，凭什么把我列入另册，凭什么认为我追赶不上去，为什么不给我预算？这个国内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怎么解决？我这里没有办法。我只知道，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平衡不好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关系，我们对外就很难举起“四零”大旗引领国际上的谈判。

总结

总结一下我的想法。如果托马斯·谢林讲的核恐怖均衡是一种“斗狠均衡”，那么，要走出今天中美因为一方要追赶另一方担心丧失技术优势而形成的囚徒困境，需要中国做出可信的成果，诱导出“示弱均衡”。

这种考虑背后的道理有两个。第一，今天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垄断所有的技术和产业谱系；同理，即使中国未来成为GDP最大的国家，同样没有能力垄断所有的技术和产业谱系。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今天就可以智慧地可信地“示弱”，给自己穿上紧身衣，约束住自己的一条胳膊，让美国相信，即使将来中国体重达到美国的1.5倍甚至2倍时，也不会卡美国的脖子。美国基于中国“可信的示弱”获得长期安全感后，眼下和未来就都可以跟中国正常开展贸易和技术往来。如果这样一个框架能够得到落实，那么，影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消除了。

当然，我知道这样一个想法要被接受其实很困难，但我们学者应该围绕关键问题建言献策。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耐心。希望能收到各位的反馈，可以给我写邮件或者通过其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