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小学枪杀案21死，当杀戮变成习惯，枪击暴力离我们有多远？

2022-05-25 05:05

导读

一次次的枪支暴力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最终，死难者变成了档案统计中的一个数字，或者统计图上的一个红点，仅此而已。

正文共：273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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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Lucy Lu

电影中举行婚礼的教堂

一处遥远的略显破败的教堂，一对幸福的新人准备行礼。新娘身着白纱，挺着八个月的身孕，脸上是马上要当母亲的喜悦。教堂外，一位五十多岁的长者缓缓步入，他有一张学者的脸，带着迷人的微笑，笑容背后，却是藏不住的阴骛。新娘猛然回头，惊恐和绝望即刻凝固在淡妆的脸上。长者似乎为了安慰新娘，拿出一管长笛，吹起了一支悠扬的祝福曲子；新娘望着这张深情的脸，瞬间释然了，她轻轻地吻了长者的脸颊，回到新郎身边，继续被中断的婚礼。教堂外，穿着如同鬼魅的四个黑衣人，手里拿着长枪，疾步向教堂走去。几分钟后，教堂响起一阵乱枪；镜头里，是躺在血泊里的新娘。

《杀死比尔》中的女主角乌玛·瑟曼

这时Nancy Sinatra 的歌声响起（歌词大意与本文内容没有直接联系）：

歌手Nancy Sinatra

I was five and he was six

We rode on horses made of sticks

He wore black and I wore white

He would always win the fight

我五岁他六岁的时候

我们骑着马头棍玩耍

他穿着黑衣我披着白服

他总是能“战无不胜”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嘣嘣枪响，他“击中”了我

嘣嘣枪响，我一头栽地

嘣嘣枪响，那可怕声音

嘣嘣枪响，我的宝贝把我“击倒”在地

这是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Kill Bill”)的配乐，这首歌是美国歌手雪儿（Cher），在1966年发行的一首原唱单曲，一发行即带来轰动。同年，美国歌手及演员南茜·辛纳特拉（Nancy Sinatra）也在自己的专辑中录制了此曲，她的版本被电影引用，从此这首歌与电影“Kill Bill”难分彼此。作为黑胶片发烧友的导演昆汀，在这部影片的配乐表现可以说是殿堂级别的完美。关于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有人说是反战，有人说是描述负心郎，也有人说是暴力美学。无论是哪种说法，都避免不了曲中描绘的一个场景，被枪击中（那可怕的声音），轰然倒地，生命终止。

《杀死比尔》用了大量血腥的场景来描写杀戮的恐怖，甚至利用角色轻柔细腻的动作来放大血腥的气味。例如，在血洗教堂以后，一只苍老的手抚摸着新娘鲜血淋漓的扭曲的脸，新娘气若游丝的喘息，加上教堂里诡异的静谧和最后一声扣动扳机的凄厉，都在似有似无地渲染着令人窒息的残忍。

《杀死比尔》的导演昆汀

但是我要谈的不是电影，也不是音乐，甚至也不是政治。在这部电影里，导演用动画和黑白效果处理了有些过于暴力的场面，然而无论如何处理，真实世界里枪支和武器暴力所产生的“不堪入目”绝不比电影来得更温和。根据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http://www.gunviolencearchive.org/）的数据，仅2017年，与枪支暴力有关的事件就有54261起，死亡人数为13671，受伤人数为27876，由于枪支暴力被杀或被伤害的11岁以下儿童为652人，12至17岁青少年为2873人，大规模枪击(除凶手外死亡人数四人或以上)319起。除了这些数据，还有两幅触目惊心的图：

图一显示了从2017年1月1号以来发生的大小枪支暴力事件分布：

图二显示了从2017年1月1号以来发生的大小枪支暴力事件死亡人口分布：

在不同的信息库，这类图还能找到许多，人们花在事后的数据分析和哀悼上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比考虑一开始就避免这些悲剧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可是我在想，在死者已矣之后，这些详尽的数据到底能换回冤死的受难者，还是能安慰悲痛欲绝的家人？

遗憾的是，一次次的枪支暴力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最终，死难者变成了档案统计中的一个数字，或者统计图上的一个红点，仅此而已。然而，这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一次次暴力却给人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度恐惧。

一位母亲说，她四岁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遭遇了全面警戒，因为有两名持枪劫匪闯进了校园；另一位母亲说，他们学区高中部的一个学生被查出家里藏了十余条枪支和无数的子弹；还有一位母亲说，她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都会祈祷不要在学校发生枪击案，让父母和孩子天人永隔。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美国母亲，她们不理解的是，我们并非身在战区或者处于动乱，相反，我们身处号称世界上最强大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的军备力量足以让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闻风丧胆，而这些，却仍然无法驱走自己国民内心最深刻的恐惧。我们不禁想知道，假如武器能保护我们，这千千万万母亲的恐惧和忧思究竟源于何方？

我不是在谈政治，我只是从一位位母亲的角度谈谈对死亡的畏惧和对生命的尊重。有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没有一颗子弹不是为了杀害而造》，他说“我们一旦默念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命，就升起同情共感的悲悯之心，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唯有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才会认真地思索怎样防止悲剧的重演，并付诸行动。” 也有人说，假如Sandy Hook (2012年12月14日圣诞节前夕，Sandy Hook小学遭到暴徒的大规模枪击，20名6岁到7岁的孩子，6名学校职员被残忍枪杀) 的悲剧也无法改变美国的枪支法律，那么没有任何悲剧能改变了（“If Sandy Hook didn’t change America’s gun laws, nothing will”），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