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华语影坛最后的精湛演技，由她带来

戏·路

Paths of Acting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爱你心中的艺术，而非艺术中的你!” 傲慢或自恋的演员，绝不可能和其他的演出伙伴诚恳地沟通，但真正能使观众神入的，一向是演员心灵之间的真实交会。」

—— [美]乌塔·哈根 / 哈斯克尔·弗兰克尔《尊重表演艺术》译者、演员、作家胡因梦

无论是科班出身的学生，还是半路出家的素人，从初次与“表演”触电，到学会尊重这门工作与艺术，再到立志走上演员道路，这条漫漫“戏路”注定将是充满着坎坷与迂回的，需要忘我的投入，以及永不停歇的磨砺与精进。「导筒directube」专栏——「戏·路」将持续带来以华语电影范围内优秀演员、青年演员为主的长文专访，听他们分享自己是如何分析并走进人物内心、演绎不同的角色关系，并最终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甚至难以忘怀的生动银幕形象。

导筒：

《再见 南屏晚钟》之后，遇到《追幸福的人》这个项目之前，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有想过下一个想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么？

南吉： 

从演员的角度来讲，这是比较被动的一个职业，再加上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有名气的或者有流量的演员，所以供你选择的机会本身就是非常有限的。

自从我开始转型偏电影和话剧这一块工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接触到很多艺术电影，还有相应的角色，正好这也是我喜欢的领域。我倒是没给自己设定过接下来要一定接什么样的角色，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不重复之前的角色，尽可能地有一点点的突破，尽可能地触碰那些我没塑造过的人物。

导筒：

最早是如何接触到《追幸福的人》这个项目，并且最终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哪一点最终促成了与导演的合作？

南吉： 

我认识的一位内蒙古副导演和祝捷导演是同学，在这个片子的筹备阶段向我推荐这个角色并且问我有没有时间去见组，之后我就去面试了。第一回聊的时间很短，五六分钟就结束了。

当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是过了一周导演又跟我联系问我愿不愿意看一下剧本，他觉得有合适的地方。阅读完剧本以后，我感觉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但是因为这个角色的状态和现实生活中的我相距甚远，所以我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一般电影导演会找跟角色相近的演员。

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导演，讲述了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还有判断。尤其这是祝导的首部长片，让我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可能是一种“冒险”。

导演收到我的回复以后，希望我这一次看完整个剧本直接试戏，于是这一次的对话交流就比较深入了。剧本里面对“巧巧”的形容很精确，长发挑染一撮蓝色、厚底鞋，我还找了一件看起来比较“落魄”的衣服，戴上发套就直接去试戏了。

神奇的是当时试完戏基本上就定了，但其实我还在疑虑导演为什么最后选我，心里很忐忑。导演说希望演员的脸在大银幕上有辨识度，觉得我符合他的要求。而且对于我跟他提到的假如要演这个角色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的准备，他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和他很契合。

导筒：

你上一部电影作品《再见南屏晚钟》与《追幸福的人》在故事情节与人物背景上有非常大的区别与变化，这一次的“巧巧”一角，你事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南吉：

《再见南屏晚钟》里的角色“黄筱萸”是一个作家，她很知性，我可能更了解她的背景，因为她跟真实生活中的我也比较接近，对我来说相对更容易处理。但是《追幸福的人》中的巧巧，我试图去做功课走近她的时候，发现非常的难，我没办法理解巧巧的很多行为和动机逻辑。

我就只能是把自己扔在他们家——导演把我放到巧巧家的时候介绍说因为下个月要拍摄，先从北京请来一位保姆熟悉一下情况，后面一个月家里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都由我来做，所以她们一家并不知道我是演员。

导演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我丢在那儿就走了，他说拍摄的时候再回来。去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两周没洗澡了，穿的是车站和城中村里收来的旧衣服，拿着的是非常破的皮箱，整体是非常“落魄”的状态，到了他们家以后巧巧也有点“嫌弃”我（笑）。

导筒：

所以在开拍之前的这段“保姆生活”是和导演约法三章吗？他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或者是必须要完成的演员准备？

南吉：

首先一点就是不带助手、不带车，不带任何工作随行人员，自己体验生活两个月，这些我们是签在合同里的。这是一份非常“残酷”的合同，因为导演知道我是个很认真的演员，合同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如果在体验生活结束，发现南吉并不吻合导演心中的“巧巧”，导演有权解除此表演合同。

这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有点崩溃，因为我觉得导演不信任我，我已经放下所有来了，却还要签一个这样的合同，其实心里是会感觉不舒服的，但是导演觉得他其实是信任我的，只是想再给我一些压力，再“推一推”我。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选择了，那这段时间就全身心的投入。

我知道我的这种体验绝对是完全了离开了“南吉的生活”，尤其是到了后期，手机也基本都“没收”了，不太需要用到，除了和家人联络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功能。

导筒：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是怎样和原型人物“巧巧”相处，并且塑造属于自己的角色“巧巧”的？

南吉：

刚开始巧巧对我的到来，对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保姆”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也试着想接近她，但是发现非常难。就比方你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照顾孩子，还挺想接近这个孩子，她肯定会有一种保护，她会想这个陌生人有没有什么目的，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直到后来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超市，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从丢手机的那一刻，她就拉着我的手满街找小偷，去报警，去挂失电话卡。那一刻我们好像突然就成了一个联盟的姐妹，她觉得我是一个受到了苦难和欺负的人，跟她有了共鸣。那一刻她突然跟我变得很亲密，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讲了她以前在深圳的故事，讲了她开美容院的事儿，讲了她的愤怒，讲了她老公赌博的事儿，讲了非常非常多。那一刻她作为“巧巧”的这扇门忽然打开，我得到了好多她之前经历的信息。当然作为演员，我会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捕捉，让它进入我关于角色的记忆里，填补了我人物小传里面的那一块空缺。

祝捷导演有一个很好的创作习惯作为建议提前给到了我，他让我每天写日记——以巧巧的视角和状态写日记，写巧巧的生活。所以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塑造模仿巧巧，就是将看到的、体验到的她的感受记录下来。

比如电影后半段有一场戏是我冲孩子发火的那场戏，来源于我的日记内容，原本并没有这场戏。因为我知道生活中的巧巧一直想开美容院，而且她有时候会觉得是孩子耽误了她。我设身处地感受她的心情，当时写了很多带有愤恨埋怨的话，觉得“我”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导演看完这段日记的内容以后觉得很适合就采纳使用了，“巧巧”这个人物不能完全是闷着的状态，需要有一个宣泄口。

从我看到剧本，再到走近“巧巧”真实的生活，我会想起电影《罗马》里的主人公，就是她一直生活在苦难和希望同时存在的往复循环中，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总是在不断挣扎。

导筒：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生活确实是真正深入了原型人物的生活了，在他们的家你是怎样和“茯苓”相处的？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瓷娃娃”群体？

南吉： 

接触到“茯苓”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已经10多岁了，但大概只有两三岁孩子的大小，她的很多行为包括上厕所都是需要人辅助的。一开始我也是和所有不了解“瓷娃娃”群体的人一样，因为知道她们非常“脆弱”，所以不太敢碰她。

但她确实非常需要被照顾，除了洗衣服做饭的起居类的事情以外，她上学我也是跟着去，因为她妈妈生活中就是陪读的状态。我每天就坐在电影中那个教室的场景里，在最后一排，前面是老师在讲课，我时刻在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送孩子上学的前几天她妈妈也在，还有些不放心，但是一周以后基本就是我起来做饭，然后带孩子去学校，一天以后回家再做饭。

她的妈妈不希望把孩子变得很“特别”，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一样，除了不会动手打孩子，她教育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我当时很不理解。“茯苓”很懂事、很成熟，智商很高，但经常是她妈妈在旁边教训她，她的小脸蛋上还挂着泪珠，让我觉得很可怜。

所以一开始我在做保姆的时候，对她特别好，就像大姐姐一样百依百顺，但是她毕竟是孩子，经常会犯错调皮。有一次我也是极其疲惫和劳累，可这时孩子还在拼命胡闹，我突然冲这俩孩子发火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开始接近这个人物了。演员是有第二自我的，我开始脱落那个“本我”了。

所以我在和她们一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总结了，把“茯苓”当成一个两岁的孩子照顾就可以，注意不要让她摔倒，注意清洁。

导筒：

和“茯苓”这样的孩子一同演戏是否是一种较大的挑战？

南吉：

片中大部分出演的人物都是非职业演员，而两位小朋友也是没有受过表演的培训。让她喊我“妈妈”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她平时叫我南吉阿姨，但是片场突然许多的工作人员围着她让她喊我“妈妈”，她第一回就紧张到哭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和她做游戏，假设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和梁戟来扮演她的爸爸妈妈作为引导。所以在这些戏份拍摄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辅助孩子演戏，好在“茯苓”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快就可以把台词记住，情绪的表达也非常正常。

导筒：

片中的人物说的方言较多，你是怎么调整适应的？

南吉：

我从去到整个拍摄结束基本都没怎么说过普通话，因为拍摄地的这个县城本身就是操持不同方言的人都有，有河南味的、四川味和山西味的，如果要说本地的方言，可能是介于四川和汉中陕西话中间的一种话。我和导演也探讨过我是否需要说得很标准，他的建议是让我试着去说当地村里的话就可以，不用特别标准。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只要脸皮厚一点正常表达就行了，大家怎么说我怎么说。

除了有一段戏是巧巧刚刚回到农村，显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孩子去到教室里，周围的一切和原来的一切截然不同，心里上是有些无法承受的。导演特意让我说普通话，因为巧巧心理上想要跟农村保持距离，她觉得自己不是属于村里的，而是时时刻刻可能要回北京的。

还有一场戏是骂孩子的，也是要求不要说方言，要说普通话，因为总感觉“我们”是北京的，有这种感受。

导筒：

整个电影的拍摄日程大概是怎样的？映后环节曾经提到了之前还有不少巧巧和天冬两人的戏份但是最后并没有定剪到目前的版本之中。

南吉： 

第一段的拍摄40天，我们是顺着拍的，一是因为故事的时间跨度上有大概10年，我在演巧巧后期、两个孩子的妈妈的时候，已经胖到了145斤。导演中间给了我25天的时间调整，我回到深圳再体验生活再拍，我大概只有115斤，总体是这样一个安排。

其实我们拍的素材真的是非常多，巧巧跟天冬怎么恋爱怎样结婚，两个孩子出生，医院里的场景，这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包括我跟姐姐最后的见面都是有交代的。我们的剪辑师新竹老师她在故事线的处理上让这条线显得较弱一些，所以并没有放入太多的相关情节，将来不知道导演会不会出三个半小时的导演剪辑版。

导筒：

和当下许多分居两地的夫妻面临的情况一样，片中关于巧巧、天冬两人的许多戏份都是通过视频或者电话沟通呈现的，巧巧这边非常需要关心帮助的时候，往往只能对着电话那头的声音，两人比较亲呢的情感戏份也比较少。

南吉：

我跟导演抛出过一个问题，我也悄悄问了巧巧，她跟老公两地分居，正常的生理需求怎么办？巧巧没有告诉我，她比较羞涩，一直笑，也没说原因。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而且包括婴儿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还会有皮肤层面的“抚触需求”。所以我跟导演提出说能不能增加一场戏——阳光很好，“巧巧”正好拿着自己种的葱，因为穿着毛衣后背痒，在家里的大树旁边蹭后背。其实这是我想展现一下“巧巧”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生活中这种简单的、生理的抚触是怎么解决的。

确实现在视频是异地夫妻，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沟通最主要的手段，人人都是通过屏幕沟通。片中也有两场戏是“巧巧”在修插线板，用棍子挑电闸，包括天冬还问了一句晚上还视不视频，其实这些都是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是比较隐秘的人的情感需求。

导筒：

巧巧这个角色在故事情节中经常要遇到许多意外的生活苦难和变故，可能一直是处在一个情绪很难消化的状态之中，这种表演对你来讲是否意味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南吉：

其实每场戏都很艰难，因为祝导“没有把我当演员”——比如演员在表演完情绪起伏特别大的戏之后，可能想看导演有一个表示肯定的眼神，但祝导永远不跟我对视，拍完就拍完了，他也不会安抚你的情绪，也不会说“很好，辛苦了，我们再来一条”这样的话。他没有把我当作南吉，而是真正把我当巧巧一样，就只是告诉我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在片场，我经常能感觉到导演非常的“残酷”，但是这个残酷是加引号的。

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导演不希望我跳出来，希望我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但对我来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感，好像有鞭子在抽你，提醒你没时间了，要赶快投入到下一段拍摄里。这时候我只能调整自己，一遍又一遍调动情感，每一次都按照90%或者100%的状态去演，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根本不过了导演的要求那一关。所以这部电影拍完就好像拍了10部电影的工作量。

导筒：

郑大圣导演《村戏》上映时，他也在采访中透露过，他和主创们在片场会有意地“孤立”主角奎疯子的饰演者，不和他做太多沟通，同样是为了保护那种情绪和能量不被破坏。所以你在拍摄情绪起伏非常大的戏份前，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吗？比如走进寒冷破败的莲花池中这场戏。

南吉：

荷塘那场戏我拍了两次，南方冬天的水塘里全是冰碴，我记得底下都是特别稀、特别黏、特别滑的泥，我拍完了出来冻得不行，身上都是泥，他们给我包了一个塑料布，送到了一个没盖完的楼里给了人家5块钱洗了个澡。

说实话拍这场戏没有任何准备，之前有人问我是怎么和角色对话，或者用了哪些方法来走近角色。说实话我除了疲惫，没有任何的准备。

因为拍摄地那边快到过年的时候非常冷，洗澡也不方便，每天我除了正常的拍摄，照顾“茯苓”还有其他的工作是照常进行的，所以我一天结束以后总是特别疲惫。导演还是让我住在巧巧家，到了拍摄后期我才搬到山顶和剧组住在一起。

搬上去以后其实也没有单间，我跟两个场工的哥们住一间。当时洗澡的时候的水流都非常小，我洗澡取暖的方法是哭，哭了以后就热了，我印象很深刻，边哭边洗，剧组因为导演刻意的安排大家都不关心我，我一下就能哭出来。

我觉得那种疲惫可能是我给人物最好的一种准备。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准备，但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拍摄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在当下的真实的人物状态里了。

导筒：

会不会有拍戏的时候，在现场真的出现了深陷角色的情况？

南吉：

我记得最后一场“巧巧”和婶婶告别的戏，是深夜在加油站附近拍的，是特别中国式的那种告别，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也不会说什么道别的话。那场戏反复来了很多遍，我一遍一遍地调动情绪，眼泪一直在眼里噙着，虽然远景看不到，但要不是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肢体幅度和你的情感浓度都会减弱，就无法打动观众。

拍完那场戏以后我就一直哭着往厕所走，当时导演他们在喊“南吉咱们集合”，是因为拍完要收队，我一直没有出来回复他们，因为我的情绪还在里面。到最后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问我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我才说我没事。

其实当时真的已经崩溃了，我不是那种特别收放自如的演员，有的时候真的会在戏中人物的情感中出不来。海璐姐之前跟我聊过，说好演员是应该要做到进出自由，老演员也要学着保护自己，我至今还没能完全做到。

导筒：

在片场每一次的表演结束以后，你会要求在监视器上回看自己的表演吗？

南吉：

不看，我从来都不看监视器。因为看了以后演员会自动修正很多东西，有修正就代表有理性的东西，你就有第二自我跑出来，就会有一样的痕迹。

导筒：

从国内目前你接触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情况来看，对演员有哪些不同的要求？

南吉：

我觉得因为观看方式的不同，本身就是注定需要不同的表演方式。如果让我形容，电视剧一般来说团队是更成熟、更偏制式化、偏工业化的一种拍摄方式，作为演员你要知道剪辑点可能在哪。对于表演来说，几十集的工作量很大，好几台机子同时拍，就算你有什么缺陷，很多时候可以靠剪辑、音乐或者是跳景别来弥补。

电影不一样的点在于最终观众们是通过大银幕来观看的，所以演员的表演上可能都是要相对“收”着的，因为银幕最终会放大你的表演还有任何细微的表情、动作。而且很多时候一天就为了拍一场戏，一遍遍重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导演要的点。

之前《再见南屏晚钟》许多都是固定镜头，而《追幸福的人》有大量的移动镜头，每一场戏都是完整的，所以每一场戏几乎都来了30遍以上。我们给导演起了个外号叫“祝保三”，就是说已经过了，还要再保三条，导演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声音、光线差一点点都不行。

导筒：

导演的拍摄机位或者想要什么样的状态会和你沟通或者探讨吗？

南吉：

会沟通，包括其实“巧巧”跑到山里面去喊“茯苓”也是我们探讨过了，因为导演最初是想拍人物脸部的特写，一个女人崩溃的那种状态，那种神情，特别有张力。后来祝导、弛姐我们聊到了《泰坦尼克号》，搜救的时候就是一个点，小星星一样的点，在整个大海上反而会让人很震撼。最后我们就用了那个方式去拍，让“巧巧”一个人山里到处跑，在呐喊，在找人，那么渺小的一个在山里，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还有就是祝导他很擅长拍演员的后背，我觉得祝捷导演是演员的“粉碎机”，当然这个粉碎机也是加引号的、褒义的。如果你想仅仅通过后背的表现力去将情绪传染给观众，那么可能演员需要120%的情绪才能让观众感受到80%。

有一场戏是“茯苓”在教室里，“巧巧”背冲着观众，站在窗口，我几乎是将感情都撕裂了粉碎了注入到身体里，那场戏拍完以后我也是浑身发抖。

导筒：

最后一场戏杀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否是一种你自己作为演员的压力释放和宣泄？

南吉：

在勉县杀青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张弛老师的生日，当时大家有两桌一起吃饭，他们在院子里面放烟火，我就躲在角落里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反正也不是开心，也不是难过，就是莫名的在那流眼泪。

导筒：

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再次想起拍摄的那些日子是怎样的感触？

南吉：

我再看这部影片其实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我拍完这个戏之后，为了走出来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让我跟这些人和事尽量隔绝，所以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是跟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有关的人都分割开的。

就好像痛彻心扉的恋爱一样，如果特别炽热过后又让你特别痛过，人可能会主观性地选择把这段回忆“删除”掉，你不再敢触碰它，不敢想那个人。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不然你可能会面临崩溃，那些经历都是真实、鲜活地存在过的，无法抹去的。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会再去想，都是用一种理智在压抑这种感觉。

所以当我要以一个普通观众身份去观影的时候，非常忐忑，但是又很庆幸自己不再陷入到巧巧这个人物的思绪和情感的牵绊里。

何冰老师开玩笑的时候说：“演员是个会让自己染色的布娃娃”，虽然是带着一些打趣的比方，但你饰演一个角色就要经历那段故事，那些东西是会着色到你身心之中的。所以怎么样去排解这样的经历，我的办法把它当成一种素材来做记录，难过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或者经历了一些你生活中未曾有过的感触，把这些感情当作集邮一样收集起来，这样你就可以再回想起来的时候能用到，但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

导筒：

对于《追幸福的人》整部电影来说，你觉得当下再看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思考是什么？

南吉：

可能许多村庄的现实情况都是这样，北漂回乡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熟悉的朋友，你会感觉你不属于家乡。像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但我依旧不是北京人，我没有那种归属感，在故乡和北京两边无处寻根。

听某位回乡的北漂说她回去以后发现那里就剩一些儿童和老人，和她并没有共同话题，她在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孤寂的状态，大城市也并不包容她，她的精神上没有什么寄托和信仰，人是很“空洞”的。包括巧巧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她的愿望就是赚钱，我问她赚了钱干嘛，她就说改善生活。

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根蒲公英，我可以在巧巧身上看到我自己的身影。其实动人的地方，一是导演他把生活琐碎的日常一面端出来，没做任何修饰，让人看到生活的全貌；另一点就是探讨了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在哪。

导筒：

前一段时间你还参演了张律导演的新片《白塔之光》，现在你是怎样协调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的？

南吉：

我是觉得不管是拍戏还是工作，我始终是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人。虽然演戏时是会有很多的情感情绪，有的时候工作里面也要面对一些繁琐复杂的事情，但是我的心态很积极，不会让自己陷入在某种情绪里很久。

这两年里，我在演员这个职业身份之外，开始试着做幕后的工作，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成立了“大吉影业”。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媒介去体验开拓自己心中热爱的事。另外我依然是和以前一样，接着收集我的情绪情感，准备着、等待着下一个属于我的机会。

导筒：

这一次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没有看到一些觉得不错的电影？

南吉：

虽然前几天的工作比较多，但是一有空我会看一些竞赛的电影。之前的开幕片，大鹏导演的《保你平安》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三年的疫情，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需要一些不那么沉重的东西，而且他用了一种幽默、喜剧的方式去探讨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是很智慧的方法。

阔别10年，他终于回归华语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