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MAHB年度先生｜梁晓声：最后一次记录生活，最后一次书写理想

（ 向上滑动阅读 ）

梁晓声决定不再写作了。最后两本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他要离开江湖，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文学忘掉。

他今年73岁了，从在北大荒当知青时正式发表小说处女作《向导》算起，已经写作五十多年了。现在，素材写完了，他不再惦记着还有什么人、什么事要写了。常年伏案导致颈椎问题日益加重，他渴望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找块土地种种菜，闲坐门前晒太阳。

真要告别文学，梁晓声还得给自己画一个句号，并且要把句号画得圆圆的。《人世间》就是这个句号。从动笔到出版，这部描写百姓生活历史变迁的长篇巨著都不被看好。时代变了，市场变了，读者群体变了，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和题材也在不断改变。2011年，梁晓声开始写小说《人世间》的时候，对该书出版后的情形预计是十年售出一万册。

但是，梁晓声一定要写这个故事。男主人公周秉昆以他的四弟为原型，书中的周家兄妹和周家父母也多少带有梁晓声一家人的影子。最相似的是，梁家兄妹也都是文学青年。带着弟弟妹妹们阅读并讨论文学的大哥，即使后来身患精神疾病，只要说起启蒙时期的文学，仍然一清二楚；四弟是黑龙江省作协会员、哈尔滨市作协理事，发表过作品，也出过书；小学学历的妹妹带着孩子来梁晓声家时，看到墙上的画像，对女儿说：“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不是阿·托尔斯泰。”

梁晓声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成长记忆不可避免地与这个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他的个人档案里有一条记录，关于他与“四人帮”做过的斗争。这段经历也转化成了小说《人世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然而，梁晓声写《人世间》不是为了写自己，而是要为那一代人的父亲母亲画一幅素描，为四弟那样的平凡人立传。整个故事里，没有过于戏剧化的情节，甚至有些人和事没头没尾，因为生活本来如此。

四弟的照片摆在梁晓声的书桌上，可惜，四弟没等到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先梁晓声而去。《人世间》带来了大量的采访和社会活动，这样的热闹名声，早在青年时代，梁晓声就作为知青小说的代表作家感受过了。

文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困扰梁晓声写作晚期的一个问题。早年他向托尔斯泰一代俄国作家看齐，立志用文学为国家塑造新人，塑造一批有思想、有价值观、不随波逐流的好青年。多年后回头一看，文学曾经承担着国家与民族的启蒙与救亡，而如今已是和平年代，他过去所信奉的文学的意义逐渐被消解。那么，人们还需要文学吗？自己还要不要写下去？写下去是为了什么？

晚年的托尔斯泰大概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也意识到年轻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太大了。说到底，文学不过是时代和社会的扩音器，二者顺行的时候，文学的力量就加倍放大了。还有一种可能，文学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比较高级的消遣方式而已，就像狮子没事在草原上打个滚，都是玩儿。

尽管如此，梁晓声仍然相信，文学赖以存在的不是批判，向善是比批判更为刚需的文学的功用。做个好人，是他自己始终相信并且奉行的人生准则。因此，他不止步于描写生活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他要写的是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更重要。至于这样的作品和价值观能否影响他人，大概还是一个问号。但他宁愿相信有可能，只有这样，他才能抓住最后这一点文学的意义，继续写下去。

2022年初，电视剧《人世间》开播，首轮播出就吸引超过3.71亿观众收看，创下央视一套黄金档近八年电视剧收视新高，成为几代人共同观看的现象级国民大剧。11月，第31届金鹰奖将优秀电视剧、最佳电视剧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颁给了电视剧《人世间》。这像是一个验证，梁晓声信奉的好人价值观仍然能打动今天的观众。至少，它陪伴人们度过了疫情期间的居家时光，也带着观众回看父辈的人生历程，感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间剧变。

文学，最初给了青年梁晓声“我不随波逐流”的底气，后来让他在职业生涯中避开内卷，也为他带来了名声和稿费。近几年，梁晓声的描写对象聚焦于80后群体，他在北京语言大学教学时期的学生和他的孩子都是80后，他依然在载道式地写作，依然忍不住要给年轻人“开药方”。

73岁的梁晓声，除了写作留下的颈椎问题，腰板挺直，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眼神犀利，语气坚定。他已经不想再谈文学、装深刻、讲大道理、说服他人，可一旦聊起来，却还是不吐不快。他在抖音上观看当代青年的真实生活，普通人过得好不好，普通人为什么高兴、因什么失落，是他对生活的重要评判指标。他始终欣赏自强自重的平凡人，比如前一阵大火的短视频里的“二舅”，被他视作“弱者中的强者”。

书桌对面的墙上，画像中的托尔斯泰一身黑袍，神情凝重。书桌上，一摞摞稿纸整齐叠放，大把铅笔在笔筒里，削好了。书桌下的地板上有块方垫，是宠物狗皮皮陪伴主人写作时的专座。过不了多久，梁晓声将从书桌前起身离开，他也许还会回来坐下，拿起笔写点什么，也许再也不会。

● 黑色针织开衫 Boss / 黑色针织衫 Zegna

Esquire：您最近的写作安排是怎样的？

梁晓声：我想休息休息，也可能考虑离开文学，离开江湖，找一个地方，别人也不认识你，我自己也忘了文学，忘了作家，全忘了。

Esquire：您要封笔了吗？

梁晓声：有可能。一个是也没有再写的素材了。我写《人世间》就是有写作冲动，我就是要写他们。但是现在我心里面写完了，没有想着还要写谁的。再一个，身体也不行了，觉得很累。另外也有那个考虑，多写一篇怎么样，少出一本怎么样；再进一步说，出版界有你怎么样，没你怎么样；也不必想象自己原来已经出版的那些书多么的重要，没那么重要，对吧？因此，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搞成那个样子呢？为什么一定要在文坛咽下最后一口气呢？

Esquire：可您对面（书桌面对的墙上画像）是托尔斯泰啊。

梁晓声：在托尔斯泰那个年代，他相信文学的力量感、影响力。不只是托尔斯泰，他那一代作家当中的一部分，以托尔斯泰为主，契科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那些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他们都相信有一个使命。就像《觉醒年代》里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要用文学唤起沉睡的灵魂，要用文学为国家塑造新人。但是经过这一个时期，他们会发现，其实只是在和这个时代发生了革命这件事正贴行的时候，文学才似乎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整个人类史上，文学最光荣的那个时期，在欧洲也是和启蒙运动贴行的。

即使那样过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们到晚年也会反省，意识到对于文学的想法太理想，对于自己和文学的作用太一厢情愿地放大了。当然并不是说作品就没了意义，文学这个事业还在，这些作品毕竟存留在那儿了，经时间的检验，今天还有人读，就是它的作用。但是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作品，给这个社会、给时代带来了什么影响吗？只是给喜欢读书的人一些影响。

因此我们说，人类有一个古老的习性，都可以叫作习性了，就曾经是阅读。作家就是为人类这一习性服务的人，要写出各种各样的作品，甚至包括探险的、侦探的等等。人类也是需要消遣的，这跟草原上捕获一头野牛的狮子们是不一样的，它们消遣就是打个滚，那人类的消遣比较高级嘛。全部的文艺都是为人类消遣服务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非常态，比如抗日战争爆发，这时候文艺变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有觉醒年代时期的文艺，都会发生变化。

曾经的文学有不能承受之重啊，整个国家的、民族的命运几乎都压着，但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常态的时期，所以现在的文学面临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你突然觉得完全不是那样的，没有谁真靠读了文学就怎样了。

● 黑色针织开衫 Boss / 黑色针织衫 Zegna

Esquire：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梁晓声：最初写作的时候不会想意义，中青年时期是为名写的，名本身也带给家庭好处嘛，就好像《人世间》说的，有一个姐夫是诗人，爸妈脸上都有光。其实写作最初没有利益，因为稿费很低很低，低到了完全不值得。你想，写一篇小说，在稿费提高了之后也不过一百五、二百元，全国短篇小说奖才三百元，中篇小说奖才五百元。三百元奖金，弟弟妹妹都不够分的，但是他们在单位似乎也因而被另眼相看了，你走到哪儿也被刮目相看了。这也是一种益处，这个益处会支持你写下去。

但是，相对于工资，这还是一笔收入，那你不必去争涨工资了，涨一级不过十来元嘛。所以文学使我身上几乎没有留下内卷的擦痕和阴影。所有的涨工资，所有的这种按比例竞争的，我都不参与了，都跳过了，心理比较健康。后来市场化了，有了较多的稿费，最实际的是给弟弟妹妹表哥表嫂们解决房子问题，给妈妈养老，因此就是这样写过来。那个时候也还有写作的冲动，有好多要表达的。

写到现在，文学给你的益处已经给你了，是超出你预想的，双手都捧不住的。你还想通过它去要什么，再要也要不到。当然，如果我再写一部作品有可能还挣个一千万，那我可能想一想，哪天睡醒之后说，咱再来一篇。但是这种可能也几乎没有，那只剩下了一个意义，就是我为意义写作。这应该是创作最高尚的那个层面，但是实际上，真正抓不到的是意义。而现在的尴尬处境在于，还有那么多在写作的青年还要讲文学。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实话实说，连我自己都抓不住它的意义。

Esquire：那您是怎么解决抓不到文学的意义这个问题的？

梁晓声：我其实也还是一种载道式的写作。我觉得作家就是知识分子啊，还是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的，我是属于那种强烈载道的作家。我后来写的《我和我的命》啊、《中文桃李》都是关注现实的，有时候还尝试开药方的。

实际上，《人世间》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正是疫情时期，一些演员、导演因此很认真地工作，而且大家做的水平很好，一些受众爱看，看了流眼泪，陪伴着人们度过了一些休闲时光，这就是它的意义嘛。但是，我们真的会相信周秉义影响了一些干部，真的会相信周秉昆影响着一些人，看完之后说，我也得像秉昆那样做个好人吗？这就回到了他们（托尔斯泰一代作家）晚年的时候那个问题。

Esquire：那您也是在晚年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想清楚的？

梁晓声：对，顿悟的。2002年我到北京语言大学教中文系，你突然站在讲台上了，你面对的都是考上大学、想学中文的青年，天天分析人物。学文学跟学医或者学计算机不一样的，你必须讲到它的意义。那讲到它的意义，我们就会又像托翁他们那样，回到他们从前强调的，我们要通过文学为我们的国家塑造新人。

说到底，最后我抓住的那点意义，继续写下去的意义，可能就是，文学是不是还会尝试着影响人心向善向好？除此意义，我不晓得其他意义。我要说服自己，也许是可以那样的。但我真的睁大眼睛或者认真思考，究竟有几成是可能的？

Esquire：你指的“向善”是什么？

梁晓声：就是向好嘛，做一个好人嘛。你回头看我的所有作品，其实一个比较鲜明的主题都是善。这个跟鸡汤不一样啊，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文学赖以存在的才不是批判，向善和向好是比批判更为刚需的一个文学的作用。但是现在，我想象中的这个作用，我也尽到了。而且同时也会问自己，你以为你那主张真的有人接受，真的影响了别人吗？

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已经说过，我再也不装深刻了。年纪越大，我看别人好像总努着劲儿想说出深刻的话的样子，我就觉得，装什么。像他们（托尔斯泰一代作家）到晚年，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会温柔地自嘲过。社会最主要的进步，包括我们说的公平正义方面的进步，才不是文学推动的。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一个文学殉道者，我也不见得有了意义就一定要写到底。

Esquire：这种思考是您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出现，还是在什么时候？

梁晓声：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写，我就已经知道我这作品不是在企图影响谁。只是最后就变成了，我知道这样一部分人的人生，我不写出来，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写出来告诉你们，还有人和你们差不多，他是那样的。因此文学又可以简化为，一部分人的人生给另一部分人看。

● 黑色西装外套、黑色长裤 Ralph Lauren

    黑色针织衫 Zegna

    白色运动鞋 Loro Piana

Esquire：您会不会担心别人说梁晓声过时了？

梁晓声：过时就过时，谁不过时呢，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过时了。

Esquire：他们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不算过时吧？

梁晓声：对，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已经享受了那么长时间，都几十年了，都被叫作常青树了，你还在乎过时没过时吗？这一点文学也罢，文艺也罢，政治也罢，一切不都是地球上的一个叫作人类的物种所营造出来供人类社会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现象吗？

Esquire：您得到的来自读者和观众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梁晓声：应该说电视剧《人世间》还是少有的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影响的，它的影响比小说本身要大。至少大家流眼泪的时候，愿意给爸妈打个电话，知道了父母当年是怎么样过来的，这也是一种欣慰。因此说句实在话，可能是我的好人理念通过一部电视剧被验证了。我们总是说，生活，生活，当我们写年代剧的时候，肯定是重现生活嘛，最大程度地、可信地重现生活。而且呢，人应该是这样的，也在电视剧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Esquire：您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些年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只搞小说创作，还是要写剧本？

梁晓声：我最初是组稿编辑，后来很快进入了创作室，但是我没编过一个剧本。这不是我懒惰，我写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啊，《暴风雪》啊，《雪城》啊，外边的厂都在拍。我不写剧本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年全国只能上映几十部电影，北影厂一年也就8部左右，后来12部，你的剧本通过了，他的就没戏了，那时候还没有内卷这个词，但那时候的电影剧本创作就是高度内卷。我不愿意再给这种高度内卷添一把火。我们的厂长也很好，说我写小说就是创作。

Esquire：您对文学中借用影视的创作手法持什么态度？

梁晓声：要用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的长项。倒不是说我在写的时候要考虑到改编影视，但是我写作的时候，眼前确实是要有画面的，是要过电影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在干什么、怎么做的、怎么说的、怎么想的，而且绝对不可以坐在那儿就想了几页纸。但是呢，我不会设置矛盾冲突的，我觉得那是很低层的。我只是写生活，这个人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今天可能碰到这件事，明天要碰到那件事。别人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这个事没了？没了就是没了，生活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就是，年轻时候我很希望“炫”文字，《这是一片神奇土地》写得很炫，到老年的时候呢，我对文学审美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人世间》这样的作品，包括后来的《中文桃李》《我和我的命》，不可避免地告诉自己：你是在写小说嘛，但是我一定要求在三十页之后让读者忘记这是小说。

Esquire：用什么办法呢？

梁晓声：一切想要证明“看我多有才，看我多深刻，看我这个句子（多精美）”，一切这种念头全都排除，用那种最不会干扰读者的语言。因为凡是这样的都干扰阅读，作为诗可以，但其实唐诗宋词中最好的也都是大白话，比如“床前明月光”。因此我的想法，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床前明月光式的语言，让读者忘记自己在读一本小说，把他们带入一种生活。

Esquire：您之前认为写作是“用文学为国家塑造新人”，那您理想中的“新人”是什么样的？

梁晓声：我没有为文学塑造新人，我的作品里其实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新人的。但是我早就意识到了，现实主义不是只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假如一个作家觉得芸芸众生碌碌无为自私自利简直如蝼蚁，最后得出结论是他人皆地狱，然后把它写出来，我认为这样的文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如果文学只有这个功能，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民间出了多少处世的原则，“枪打出头鸟”“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太多了，用得着小说家去写吗？因此，我突然意识到，文学，原来是强调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此我的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我都把人“应该怎样”写出来了。

● 黑色西装外套、黑色长裤 Ralph Lauren

    黑色针织衫 Zegna

    白色运动鞋 Loro Piana

Esquire：在不同的时期，写作带来的名气在您身上起到的是什么样的反应？

梁晓声：你突然觉得你的社会之和变大了，微信里无限量增加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是谁，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他们不断地给你推他们的抖音之类的短视频。但是自己会比较清醒，这不就是浪得浮名吗？

Esquire：您一直这么清醒吗？

梁晓声：青年的时候不会，中年也不会，那时候也会很享受的。这个跟老了是有直接关系的，我突然觉得孔子很厉害，“七十从心而欲不逾矩”，而且70岁的时候你还享受这个也很可笑。

Esquire：您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梁晓声：我昨天刚拿回来几本书，一本是瑞典作家写的，还有一本是英国作家获诺贝尔奖的书。我昨天翻了几遍，觉得也不过如此啊。我突然又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因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那么样的崇洋媚外？为什么我们看国外的小说都觉得好啊、高啊？

Esquire：您不赞成文学上的崇洋媚外？

梁晓声：对。国外会翻译我们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吗？会翻译我们的《铁道游击队》吗？为什么大家不重视亚洲的文学？而且这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评判，我们是不是双重标准了呢？实际上，没有哪里的小说就是好。真话也要有人出来说一句，比如《月亮与六便士》，那就是网络小说，而且是很差劲的。

有时候我实在想骂人，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比如说咱们看《了不起的盖茨比》，那就是一个“白手套”小传啊，在有的地方直接把题目给翻译成《大亨小传》，更贴切。“白手套”只不过在前台转一转，花的都是别人的钱，我们的好多房地产商也都是“白手套”。这样的故事居然如此受推崇。盖茨比哪点了不起？不就是有钱了之后，靠金钱的力量把失去的那个女人夺回来？一个作家写这样一本书也可以，这本书高于《月亮与六便士》，但是我们的网络文学里有好多类似的故事，我们好多作家也写过这种，类似一个人在商业时期成了大款又失败了，它是时代、人物、典型环境共同造就的。这本书的社会价值，也就是我们读了以后知道，原来美国也有“白手套”，也算长知识了。

Esquire：那您以后要是真不写作了，一天24小时干什么呢？

梁晓声：我会到一个有山有水、有块土地、可以耕耕种种的地方去。当然，你也会考虑到种什么，以及自己怎么也吃不了，那就分给别人嘛。还可以健健身啊，走一走看一看。你们到一些南方小城镇去，会看到有些老阿婆坐在门前看着过往的行人，那么安静。

Esquire：可是，您可能会那样做吗？

梁晓声：我就想那样。而且我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故事，他们一定经历了很多，随着时代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苦难和贫穷人家都经历过了，他们可能都到了大智者的境界。

Esquire：写作塑造了梁晓声身上的哪些部分？

梁晓声：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当你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你首先要问自己，你真的信吗？你真的认为人在现实中应该是那样的吗？那样做大家都认为很吃亏，而且认为你写的是鸡汤，你还要这样写吗？

写作，首先你自己得相信你要给读者讲述的故事，只有你信，你才能那样写。那我描写的人物和生活我自己肯定是相信的，即使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少很少，但正因为少才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是文学要写的。我也要用文学说，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我愿意是这样，我祝生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