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李子柒，在哪
2022年1月12日，成都。三名网络主播在成都宽窄巷子直播跳舞。/视觉中国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用短视频记录历史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预测，未来会出现一种融合所有艺术的“总体艺术作品”。如今看来，短视频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口中集电影、电视和广播的特性于一身的产品。
透过手机这方小小的屏幕，我们能看到什么？宽阔的广场街头，年轻人跟着随机播放的K-pop歌曲舞动身体；事故现场内外，医护人员正与死神赛跑，挽救奄奄一息的伤患；绿茵场边，肤色各异的观众穿着同一款球服，不遗余力地为拼搏精神喝彩……
在短视频里，我们见证了世界的无序和争端，也体验着生命的美好与感染力。或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短视频无疑让我们拥有了更多同频共振的机会。
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年底，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人，短视频已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作为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短视频也在当下承担着更多元的角色。
短视频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革？带着这些问题，《新周刊》找到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一果教授，与他展开了对谈。
《新周刊》 ：与过去的媒介产品相比，短视频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的？当下我们身处的“视频时代”有什么特征？
曾一果：这与技术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没有开发移动端，大家也无从使用短视频。观看本身是很重要的。过去在纸质时代，我们会给文字配插图，方便读者理解，连环画更是风靡一时。摄影技术出现之后，海德格尔曾用“世界图像化”的概念，强调它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变革。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文字曾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通过短视频，再次回到注重视觉感官的时代。
《新周刊》 ：可以观察到，继“博客世代”“微博世代”之后的“视频世代”，已经开始用短视频来传递信息甚至社交了，为什么大家更愿意利用视频化语言来进行自我表达？
曾一果：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到过一种“深描”的研究方法，“深描”注重的是“意义的阐释”。在我们使用文字进行描述时，即便尽量保持客观，还是免不了观点倾向，因为文字本身带有更强的目的性、主观性、意图性。
而视频的记录功能可以理解为“浅描”，它可以不做任何加工，直接传递信息。相比文字，我认为视频更具有公众性和广泛性。举例来说，近期的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短视频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视频也可以剪辑，这就涉及如何甄别信息真假的问题。
《新周刊》 ：现在大家都在用短视频记录、展示和分享，这对我们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或改变呢？
曾一果：短视频让记录和展示自我这件事变得更容易了。毕竟在纸质时代，想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是有难度的，因为在报纸上露面是有门槛的。
但这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在当下这样一个随处都是展示和被展示、围观和被围观的时代里，你可能很容易逾越某种界限，冒犯到别人。大量的误会、矛盾、冲突和个人隐私等问题，也由此产生。
图源：图虫创意
《新周刊》 ：现在竖屏的短视频产品越来越多，但很多人还不太适应这一点。我们对横屏的偏好，是不是和眼睛的分布有关系？
曾一果：有这个可能。在原始时期，人类会左右看，尽量获得更宽广的视野，以防动物侵犯自己，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感。
但你看，西方的油画是横竖都有。中国传统艺术里，也有很多悬轴的国画和书法。如果电影一开始就是竖屏的呢？说不定人们也就习惯了竖屏。所以我认为这其中没有必然的关系。
《新周刊》：从横屏到竖屏，短视频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了吗？
曾一果：我们以前看电影、电视剧，大部分是横屏。我们用手机看视频之后，才基本以竖屏为主。
电影刚被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短视频，后来才慢慢形成故事化的框架。过去看电影必须去电影院，这个行为带有远离日常生活的动机和倾向，所以看电影通常是一种浪漫化的行为。
后来电视出现了，它就在我们家里，通常在客厅或卧室里，所以电视有时被称为“客厅媒介”。你可以去厨房看看菜有没有烧好，然后再回到客厅来看电视。现在我们用手机刷短视频，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已经不受空间和场所的限制了。
《新周刊》：在你看来，从横屏到竖屏的切换，会对我们的内容审美产生影响吗？
曾一果：会有影响。像张艺谋等导演，已经开始用竖屏拍一些电影，如《遇见你》《温暖你》的竖屏作品系列，但时间很短，也就几分钟。再长点，观众未必有耐心看下去。
竖屏更多是一种带有记录功能的景观美学，更强调“让你难忘”的特质，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震惊美学”。它跟今天快节奏的、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是有关联的。原来的横屏多承载故事化的叙述，有更多让人品味的意义空间。
《新周刊》：但现在很多直播是会持续几个小时的，为什么大家能坚持看下来，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追随主播的观点和选择？
曾一果：直播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主播和用户之间不间断地交流，建立了一种准亲密关系。
我们思考的过程往往和媒介的使用有关系。电视时代，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转来转去也就几十个台，在家庭里，还要像戴维·莫利所说的那样面临着“遥控器之争”。但现在人手一个手机，接收到的资讯可以说是爆炸式的，所以“省流”式总结才会那么受欢迎。这就是所谓的“媒介喂养”或“视频喂养”。
2019年10月31日，北京。人们在一家奢侈品店看手机。/视觉中国
《新周刊》：现在有很多人通过短视频来进行内容创业。在你看来，从“视频世代”中脱颖而出的“爆款青年”，是如何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爆款机制，并影响短视频受众的信息摄入的呢？
曾一果：举个例子，为什么李子柒、丁真会让人印象深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内容是成系列的。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无论是生活的、情感的还是美学的内容，你都要从中重建一种“整体感”。
另外，要有某些特定形象、鲜明标识的风格，比如说丁真，不管他出现在哪里、做什么，他都能让人想到那个没有被污染的、未被侵犯的纯真世界。
当然，有时候刻意打造的形象，未必能够被记住。有些人比丁真帅，为什么还不如他火？说明丁真身上存在超乎人们预期的东西。
《新周刊》：但是MCN机构的工作就是批量打造“大V”“小V”，它们是不是一直在做无用功？
曾一果：我认为不是。其实就像电影一样，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去试错，才有可能做出大家喜欢的作品，市场就是这样形成的。投资有风险，基于数据所做的预测也不一定准确。
《新周刊》：约翰·哈特利在《数字时代的文化》中提出，“正是流行媒介，而不是正规教育，开始用非工具理性的只读的读写能力弥合精英与大众读者之间的鸿沟”。现在也有不少学者开设了视频账号，发布自己的课程或者针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进行表达，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曾一果：短视频确实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渠道。公众关注学者，是出于了解基本知识的欲望，这也就要求学者要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播学术思想。在当下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需要短视频来进行文化传播和知识生产。
但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过去，布尔迪厄提出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今天我们可能要称之为“视频知识分子”。短视频的深度有限，创作者也免不了省略部分内容、制造噱头吸睛，从而导致用户曲解内容。
《新周刊》：公众通过“视频知识分子”达成某个领域的启蒙时，可能会促成符号的生产、使用和消费。你怎么看？
曾一果：要提高公众认知水平，仅仅通过短视频是远远不够的。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习惯于用学者的金句来表达观点，但如果系统地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不会轻易地做出判断。对公众而言，这个学习过程是不完整的，但是一个好的开端。
2022年5月28日，山西运城博物馆讲解员通过直播讲解馆藏文物。/视觉中国
《新周刊》 ：短视频的繁荣、“小V”的崛起背后，平台方及算法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曾一果：如果没有平台、没有算法，我们也接触不到这些信息。当然，为了迎合平台的目标群体，算法推荐也会放大偏见，我们称之为“信息茧房”。这也是经常被诟病的一点。
每个平台的理念或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有些社交平台可能相对更圈子化、更贴近年轻人的喜好。快手则是更愿意去传递底层的声音、更认同普惠原则，尽量展示每一种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
《新周刊》：是不是每个平台都在通过自己的价值取向，来打造他们想象中的生活图景？
曾一果：可以这么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每个平台背后都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所选择的都是更有利于平台发展的策略——不可能都争夺同一拨人的注意。对于用户来说，平台之间存在差异化的竞争是一件好事。
《新周刊》：今天我们时常能看到，人们经常通过短视频互相帮助，这似乎与“网络产品会让个体变得更加疏远”的观点截然相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曾一果：今天的网络空间，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机会和生活方式。原来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偏远的地方，农产品可能烂在地里也卖不出去。有了短视频之后，扶贫工作就更容易做了。
《新周刊》：在你看来，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会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推动？
曾一果：不管是针对个人还是地方，短视频都能提供更多潜在的可能性。
比方说文化输出。现在有了像李子柒这样的草根创作者，她选择的文化传播形态更接地气，使得西方乃至全球各地都有人成为她的粉丝。有些人甚至因为她来到中国，找到她的家乡，去亲眼看一看。
很多不善宣传的小地方因此获得了思路，开始打造网红，想要复制李子柒、丁真的奇迹，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是在过去很难达到或者说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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