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

2023-01-04 15:01

黄永玉在回忆这个“一生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的表叔时曾提到，“文革”高潮时，久未见面的叔侄俩某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从文装作没看到他，擦身而过。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在很多人看来，沈从文身上的这种淡然，很大程度源于他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

作为沈从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沈从文传》作者凌宇在2018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表示，在中国所有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坚守自我最好的一个。然而，这个一生忠于自我的人，内心或许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这不是怯懦或怕死，而是不愿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

以下内容，为2018年《新周刊》对凌宇采访报道。

沈从文手绘的湘西图景

1988年1月，湖南师范大学教师凌宇收到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你那本传记，有几处，老人家（沈从文）一再嘱我给你写信，坚决删去。”

张兆和信中提到的传记，即凌宇完稿于1987年夏天的《沈从文传》。同年10月，凌宇将打印好的文稿带到北京，送交出版社，同时面呈沈从文。一周后，凌宇心情忐忑地来到沈家，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传主本人的判决”。然而，沈从文只是轻轻地说：“很不错，很不错。”凌宇喜形于色，心里却起了一丝酸楚：“我岂不知沈先生的评语只是出于对晚辈的厚爱？”

凌宇翻开沈从文过目后的书稿，上面留下不少用铅笔校改的字迹，笔画已不中规矩，歪歪斜斜。沈从文自1983年病倒后，思维虽依旧敏捷，生活上却离不开张兆和的照顾，若写短文、短信，往往只能口述再由张兆和笔录，可见他在一字一句校改《沈从文传》时是怎样的费力。凌宇发现，沈从文除却对文稿中时间、地名、人名讹误处有所校正，“凡属可能牵动对传主整体认识与把握的地方，无论这把握是否准确，一处改动也没有”。

凌宇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但这本传记却给沈从文带来些许不安，否则他不会在几个月后嘱咐张兆和写信再提传记一事。

2018年年末，作为沈从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凌宇对《新周刊》回忆道，信中明确列出要删去的内容，“全与沈先生本人的行状无关，只是涉及一些曾与他有过某种瓜葛的人士的毁誉”。比如，沈从文年轻时被一“白脸女孩”骗去卖沈家老屋所得的一千块钱，因而无脸见人，从芷江出走常德。凌宇将“白脸女孩”的名字写入《沈从文传》。“沈老嘱我删掉的理由是——听说这位老太太（当年的白脸女孩）还健在，不要因此给人造成损害。”

沈从文要凌宇删去的另一处涉及的那人，“文革”前曾得沈从文帮助，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他学生，“文革”中却无中生有，诬告沈家是“裴多斐俱乐部”，经常“举办黄色舞会”“听黄色音乐”，还曾当众指着沈从文的额头奚落说：“你过时了。”

即便内心深受伤害，沈从文依旧叮嘱凌宇在传记中“不要点名”，“写得太具体不合适，也无必要”。在凌宇看来，“沈先生宽容到极点”。黄永玉也说过：“从文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噬，也是从不想到报复。”黄永玉觉得，这并非源自沈从文强大的自信，也不是他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在1949年春天自杀被救后，沈从文反倒“平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转入谧静”，他说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但沈从文也清楚，“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止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沈从文找到的“另外的方式”，便是文物研究。1949年后，关于工作去向，他其实可以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但最后还是选了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最初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标签。那时，从香港回内地工作的黄永玉正寄居在沈家，见表叔在新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气，黄永玉心有疑问。“我为他那精密至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黄永玉说。

弃文而研究坛坛罐罐，在很多人看来，是沈从文逃避且无奈之举，但凌宇认为，沈从文后半生倾心古文物研究，并非以消极隐退的方式求自保，“他只是在一种不做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的状态中，开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

上世纪50年代，每天清晨，天安门前的一个角落里都会瑟缩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矮个老人。三九寒天时，他穿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过往的行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正等候博物馆警卫按规定的上班时间将门打开的老人，就是沈从文。

为了这份崭新的事业，沈从文简化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怕耽误时间，他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在馆内填饱肚子，下午继续工作。几年时间，他以惊人的毅力，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沈从文身上，命运仿佛有意在做出一种持平的安排，让他以知识上的富有，去弥补生活中的败北。”凌宇说。

1934年编辑天津《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图源受访者

如凌宇所言，在由千千万万文物筑成的历史迷宫中徜徉，沈从文游刃有余，但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事风云，却令他一筹莫展。当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的典型拿到展览会场陈列。沈从文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他默不作声，眼前的景象只让他感到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邀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吴晗一行来到馆内，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内领导在文物前侃侃而谈——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却并不十分在行——不愿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转身离开。事后，馆内立即召开批评会，称沈从文失职及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声。有人揪住不放，继续发问：“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沈从文无奈，只好说：“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人们方才知道吴晗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先生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也无从辩的。”但凌宇觉得，对任何人而言，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的软弱。常年埋首于坛坛罐罐的那份寂寞，也培养着沈从文的孤独感。一天，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见到这位30年代即相熟的文坛旧友，沈从文有许多话讲，却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握着郑振铎的手叫了声“西谛”，眼圈便红了。

沈从文信札一组

但沈从文从没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觉得从事文物研究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他容不得自己无端耗费生命。在给黄永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要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但沈从文和他所热爱、拥抱的文物研究工作，却一次次卷入社会风暴。

在学者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后半生如同一个漫长的绝境，而他日复一日以创造事业的方式对抗着这个绝境。1949年的那次自杀，对沈从文而言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如同在绝境中重生了一次，以至于他在此后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风波、屈辱——无论是“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还是倾注大半生心血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经16年才得以出版——他都能淡然处之。

据黄永玉回忆，“文革”高潮时，久未见面的叔侄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从文装作没看到他，擦身而过。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在很多沈从文研究者看来，沈从文身上的这种淡然，很大程度源于他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凌宇甚至认为，在中国所有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坚守自我最好的一个。

1958年，在一次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很忙，准备让他多做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举座一片掌声。沈从文立即站起来说：“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就此搁浅。

黄永玉1947年为沈从文小说《边城》所作木刻

这些年人们在谈及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宽容、隐忍的一面。他能耐住困苦和寂寥，不为时代所裹挟，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有挣扎，有苦痛，但也能避害躲灾，在困难的环境中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凌宇在与沈从文长达10年的交往中，从未听到他恶语向人，“间或也听到他无言的叹息，但那只是一种对人心叵测的悲悯”。但凌宇总觉得，在这宽容与悲悯的背后，似乎又深藏着一种难言之隐。至于这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无法说清。

直到沈从文去世前一个月，正在积极筹备一场全国性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凌宇，在一周内连收两封由沈虎雏（沈从文次子）笔录的沈从文来信，信中措辞决绝：不同意召开这样一场有关他的学术讨论会。沈从文信中还提到凌宇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

老年时期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图源受访者

“从字面上看，沈先生力图‘忘我’，几乎到了‘逃名’的程度。”但凌宇回忆与沈从文的交往，“他不是一个出世者，无论是先前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文物研究，都被沈先生视为证实生命价值的途径。”凌宇觉得，沈从文之所以如此“逃名”，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迫害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极力要逃离这阴影，却始终逃不出去。这不是怯懦或怕死，死并不可怕，活着反而艰难。”凌宇记得，1981年沈从文访美期间有台湾作家问他是否相信命运。沈从文答：“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在访美期间，沈从文还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顽强坚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