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的命运，就这样了吗？
1994年春节过后，刚刚19岁的陈凤英离开了家乡，坐上了开往广东东莞的绿皮火车。
初春的潮湿空气将土地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就如同此刻陈凤英的内心，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她满心期待，同时也有迷茫。
此行去往更远的东边，是这位自出生起便待在四川武胜县青华寨村的姑娘，第一次走出农村。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由南向北滋润了土地，不甘于寂寞的人，总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陈凤英是村里第一批选择走出去的妇女，也是这片土地上极其不安分的“农二代”。
父母背向太阳，面朝黄土的艰辛日子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到了陈凤英这一代，孩子们纷纷决定追随时代的浪潮，填饱肚子之外，她们也试图寻得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
彼时，广东东莞是全国最著名的“打工之都”。在陈凤英到来时，这座全市户籍人口只有154万人的城市，已经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60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
作为“百万打工大军”里最普通的一员，陈凤英在到达东莞后不久便找到了一份在工厂流水线上检查电子零件的工作。
这对于只有初中文凭的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作为一名流水线女工，工厂里不需要太高超的技艺，也不需要太高深的学历，但是绝对需要年轻——
17岁以上，25岁以下，这是女孩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的岁月。
1995年，国内电器市场突然涌进大量海外品牌。凭借着新颖的外观设计和先进的技术，这些进口彩电、洗衣机、冰箱很快挤占了中国市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场恶意满满的“围剿”。
彼时，长虹、海尔、TCL等诸多国产电器企业已完全丧失了市场主动权，库房内积压的商品高达百万台，每日亏损高达百万，国产民族品牌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危难时分，长虹董事长倪润峰做出决定：将所有彩电价格下调30%，试图以超低价格夺回消费者目光。
此举一出，其他同样处于困境的国产企业接连跟上，有些品牌甚至直接定下了低于成本的价格——一场向死而生的“国货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此后一年，国产家电销量逐渐上升，一直到1996年年底，长虹彩电终于成功登顶中国电器市场销售榜第一，国产品牌终于又找回了往日的生机。
不断上涨的销量让生产线异常忙碌，全国各大工厂开始对外广泛招工，而也就是在此时，陈凤英的妹妹陈秋芬、表妹刘永芬也来到了姐姐所在的城市，成为了一名电子厂女工。
流水线上拥挤且繁忙的日常，让从未体验过集体生活的妹妹们感到既惊喜，又慌乱。
1995年5月1日，“双休日”制度正式实行，可陈家三姐妹却无法享受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工厂流水线的考勤制度异常严格，她们依旧需要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然后急匆匆赶到厂子换上工作服，开始往后近12个小时的忙碌。期间她们连上卫生间都要打卡，离开岗位的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否则就要扣钱。
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可以掩盖一切，陈家姐妹就像生产线上三颗细小的螺丝钉，豪不起眼，并且随时可以被取代。
1997年，香港回归。
也是在这一年的腊月二十四，在外辛苦了几年的陈家三姐妹，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外出打工多年，这还是她们第一次回家过年。
春运时期的火车站犹如“战场”。在这场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人口迁徙活动中，每一位返乡游子都拼尽了全力。和那些不得不从车窗钻进车厢的乘客对比，三姐妹是幸运的，她们不仅顺利地挤上了火车，还成功买到了硬座票。
外出打工后的第一次返乡之旅让三姐妹无比兴奋。到达重庆站还需要28个小时，可她们却没有丝毫的倦意。火车不断往家的方向靠近，这段长达2000公里的归途，是她们在外地拼搏多年唯一的指望。
听说孩子们要回家，大舅早早便在车站等待。见面后，几人踩着泥泞的山路向大山深处走去。火车转大巴到县城，再换客车到乡下，之后再走近2个小时的山路，历经3天的奔波，陈凤英姐妹三人终于在除夕之前赶到了家里。
距离家还隔着一片田，可妹妹陈秋芬已经等不及，冲着远处老屋的方向大喊了一声“妈妈”，声音在不大的村落中来回飘荡，一直站在村头的母亲也招了招手。
女儿离家后，母亲几乎每日都会在这条进村的必经之路上远眺。在没有手机、电话的年代，等待，是老一辈人表达思念唯一的方式。
从东莞回到四川农村，陈家姐妹带回了许多新鲜玩意。姐姐为父亲买了电动剃须刀，妹妹为妈妈买了新款毛衣。老人虽满脸笑容，但嘴上还是会佯装责怪女儿“乱花钱”。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春节，却也是这个农村家庭三年来的第一次团圆。
新时代的东风将勤劳、勇敢的农二代推向了更远、更高的天空，故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远方。
未来还会回来吗？陈凤英姐妹也无法给出回答。
这个春节过后，三姐妹中最小的刘永芬也20岁了。在农村，这是一个早该谈婚论嫁的年纪。
之后不久，妹妹陈秋芬最先回到家中与男友陆昌东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下了儿子。而后表妹刘永芬也完成了婚姻大事，并和爱人离开了东莞，前往温州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三姐妹中唯独年纪最大的陈凤英，因为忙于打工挣钱还没有恋爱，在父母的不断催促下，她与邻村的初中同学刘进伟登记结婚，并在村中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婚礼。
这是1999年的夏天，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前，陈家三姐妹先后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大事，生命进入了全新的篇章。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一些故事也迎来了新的起点。
1998年，法国世界杯如约而至。
“金州惨案”之后，中国男足第六次尝试出线失败，在分组赛中输给了当时被公认为“小组最弱”的卡塔尔队。
那个夜晚，数十万球迷泪洒金州，中国男足迎来了漫长的低潮期。
如今，24年过去了，卡塔尔成为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国，而中国男足依旧没能拿到这场赛事的入场券。
球场之外，同样低迷的还有中国香港股民。
1997年，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空手套白狼“做空”几百亿泰铢，此后东南亚多国货币贬值，中产阶级财富腰斩，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一年后，1998年，恒生指数跌至冰点，中国香港股市一片狼藉。国家财政下场干预，最终力挽狂澜，成功击退不怀好意的狼群。
激战过后仍有硝烟，为保证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确保通货膨胀率小于3%，国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
彼时亚洲经济尚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如此也代表从我国进口的成本变高，出口订单骤然减少，制造业工厂陷入库存多、买家少的尴尬境地。
长时间入不敷出，不少私营企业宣布破产，而此时被裁员的陈家三姐妹也逐渐意识到，在工厂里当“打工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自己发家致富才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
1999年的某一天，大姐陈凤英和爱人刘进伟听到了一个消息：
西藏正在搞西部大开发，工程正式开始后，会有大批工人进藏。有人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一定有商机。
简单商量过后，夫妻二人决定带着行李和全部的存款，前往西藏。
沿着川藏线出发，陈凤英夫妇穿越了几千里山路。这是他们第一次进藏，没有丝毫经验的二人甚至不知道何为高原反应，看着一路上不断呕吐和发晕的丈夫，陈凤英还以为这只是“发痧”。
因为语言不通和车辆故障，原定于3天的路程，被延长到了七天七夜，到达山南日当镇时，夫妻二人身上所有的现金仅剩下3元。
在陈凤英、刘进伟夫妇踏上这片高原时，日当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1000人的寂静小镇。像样的街道屈指可数，更别提找饭店和旅馆。
当地环境无比艰苦，但陈凤英夫妻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等到工程队大规模进藏，她们一定能大赚一笔。
于是在这一年的深秋，陈凤英与丈夫在平均海拔3900米的高地上，以每年2.2万元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店面，尝试经营一家川菜馆，并将其取名为“交通餐厅”。
简单明了的名字和“当地唯一川菜馆”的定位，让小饭馆很快在日当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不久后，西部大开发工程队成功进藏，餐厅的生意更是日益火爆。
交通餐厅开在距离工程队不远的地方，附近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加之价格低廉，陈凤英夫妻近乎包揽了所有工人的一日三餐。
生意最红火时，每日仅是小炒类菜品便能入账4、5千元，年收入是打工时的8倍。
然而巨大的收获背后总绕不开更巨大的努力。
为了节约成本，在经营交通餐厅的5年时间里，陈凤英夫妻没有请过一名小工。进货、卸货、洗菜、切菜、炒菜、点单、结账……所有的事情都由夫妇二人亲自操办。
早晨6点开门营业，凌晨一点算完最后一笔账，全年无休，这样的时间表陈凤英与爱人重复了近3000个日夜。
为推进“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2000年之后，房地产行业逐渐松绑，第一批勇敢的领航人果断出手，大量商品房在城镇土地间拔地而起。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凤英与刘进伟攒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靠着在西藏辛苦打拼多年挣到的钱，夫妻二人在距离老家农村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下了一间160平米的住宅，完成了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成为全家第一个拥有城镇户口的人。
拿到房产证的那天，天空下起了小雨。陈凤英和爱人刘进伟带着年幼的孩子，站在还没有装修的新房里向外张望了许久：
北边还是一块荒地，听开发商说过几年那里便会盖起一个大型购物商场；东边也留了一片空地，据说未来那里将有一所小学。
目之所及还是荒芜，可陈凤英一家还是能清晰感知到美好近在眼前。
陈凤英夫妻是那个时代里平凡且普通的家庭，但幸运的是，在时代的巨浪下，她们紧紧地抓住了属于自己的一叶扁舟。
前方尚有风雨，所幸日子总有指望。
和陈凤英一家稳步向前的情况相比，两个妹妹陈秋芬和刘永芬的生活则显得窘境重重。
离开工厂后，妹妹陈秋芬和爱人拿着3万元积蓄去了贵州，并在当地开了一家裁衣作坊。
只是随着大家收入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早已结束，成品衣和时装成为市场的绝对主流，裁缝铺终究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仅仅坚持了半年，陈秋芬的裁衣作坊就关了门。这之后，她本想去西藏投奔大姐，可由于高原的生存条件实在艰苦，她与丈夫只是去看了看，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州。
清算了一下手中剩下的钱，陈秋芬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服装生意，和爱人商量后，二人在麻江县城最繁华的街道盘下了一间店铺，专门售卖精品成人西裤。
陈家二姐妹的日子都逐渐盼来了光亮，只剩下表妹刘永芬的生活一团乱麻。
国企改制重组后，刘永芬的老公下岗了。靠着从前学下的焊接技术，他找到了一份不锈钢加工工作，负责金属废旧物的安装与拆卸。
刘永芬仍工作在温州工厂的流水线上，一间倒闭就去另外一间，到最后干脆直接进了家庭作坊。
不签合同，不管吃住，拖欠工资是常事，可她觉得这没什么，日子安稳就好。
三姐妹中，只有刘永芬的女儿还留在村中被老人照看。在县城买房后，陈凤英将儿女和公婆一起接到了城里的新家，陈秋芬也将儿子接到了贵州。
对于一家人以后的日子，刘永芬也曾有过诸多设想。进入私营的不锈钢加工厂后，爱人的工资明显变高了，自己的工作虽不稳定，但好在也有收入。
在她的计划中，用不了几年夫妻二人就能攒够一笔在农村盖房子的钱，到时候她们便可以回家和女儿团聚。
可生命总有诸多意外。
2004年的某一天，刘永芬接到了农村公婆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女儿“走丢了”。
好端端的孩子怎么会丢了？
两天前，刘永芬的公公带着小孙女进城逛街，中午时分老人背着孩子来到了茶室。
这不是孩子第一次到茶室，以往每一次进城，刘永芬的公公都会带孙女到这里坐上半天。老人们坐在一起玩纸牌，孩子们则聚在一旁打闹玩耍。
这本该是一个悠闲的下午，可谁也没想到，刘永芬年仅5岁的女儿，竟在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午后，消失了。
接到电话后，刘永芬夫妇急忙买了回家的车票，待二人从温州赶回四川武胜家中时，已是孩子失踪后的第三天了。
农村的公婆慌了神，整日只知道坐在旧屋里哭，还是在刘永芬的提醒下才想起到警局报案。
此后，刘永芬夫妻和警方在孩子最后出现的地方四处寻找，当日一起打牌的人里，有的说看见孩子被人抱走了，也有人说女孩自己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
几个月里，刘永芬一家找遍了县城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帮助另一家人找到了迷路的孩子，却始终不见自家女儿的踪影。
孩子丢失后，刘永芬的公公打印了上千张寻人启事，沿着县城回家的路贴了整整3天。“孩子掉了（当地方言，指“丢失”）的时候已经5岁零15天了，如果看见照片说不定能自己找回来。”刘永芬的婆婆坚信，孩子一定还在县里。
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刘永芬的女儿已经很久没有照过相，如今印在寻人启事上的相片，还是孩子两岁生日时照下的。
几个月之后，刘永芬回了温州，打算一边赚钱一边继续寻女。公公和婆婆还留在家中，每月拿到村里给的补助后，就会第一时间到店里打印新的寻人启事。
往后许多年，老人家将印有孙女个人信息的纸张贴满了武胜县城，但遗憾的是，那个可爱的女孩始终没能找到回家的路。
爷爷说：“找不到这个孙女，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又一个夏天过去了，陈家三姐妹又一次全部离开家乡。
转眼到了2008年，这个每一个中国人只是想起，就会百感交集的年份。
这一年，妹妹陈秋芬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春节临近，她和丈夫商量决定，自己先回家等待生产，爱人则留下继续服装店的生意，争取在年前再挣上一笔钱。
坐在贵州的火车站里，陈秋芬满心都是对于新生命的期待，和即将回家团圆的渴望。
彼时的她无法知道，仅仅几天后，在距离她1000公里外的广州站，“回家过年”竟也会成为一场生死之战。
2008年1月9日起，中国南方大部分城市开始明显降温，气象部门预测，我国正在面临的，可能是一场五十年一遇的低温雨雪天气。
此后几天，雨夹雪天气于全国20个省、区、市肆虐，电网受损、道路冰封，中国最重要的南北铁路交通大动脉“京广线”南段全面瘫痪，广州站内滞留人数3天就超过了60万。
得知这一消息时，怀有身孕的陈秋芬已安然坐在家中。她庆幸自己在雪灾来临前赶到了家，同时也开始担心远在西藏的姐姐和温州的表妹。
随着工程队的转移，大姐陈凤英的交通餐厅也没了生意。一番思量后，她和丈夫选择关掉餐馆，去云南寻找新的商机。
在昆明转车时，因为雪灾，火车大面积晚点，那一天姐姐、姐夫从中午11点等到次日凌晨4点，才顺利登上火车。
为了寻找女儿，表妹刘永芬几年里走遍了四川、重庆、上海、广东、福建，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女儿丢失后2年，刘永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次她选择将孩子一起带往温州，除了洗澡、如厕，她近乎24小时守在儿子的身边。
时间越走越远，三姐妹也渐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十几年前懵懂进城的打工妹，如今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从前在村里大喊着找“妈妈”的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四个月之后。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汶川地震。
地壳板块运动长期聚集的巨大能量，在四川北部至映秀地区突然释放，距离三姐妹家乡武胜县435公里的北川县城被塌房的巨大山体全部掩埋。
震后几天，妹妹陈秋芬的小女儿早产出生，母亲将其取名为“瑶”，“感觉就像是被地震摇出来的”。
远方余震未停，屋内婴儿的啼哭异常响亮，生死本是一场对望，那些被留在时间里的人，也许只是提前开始了新的旅程。
得知陈秋芬生子，姐姐陈凤英也回到了老家。离开医院后，姐妹二人住回了娘家，侄女小蓉上了高中后便一直住在学校，家里刚好空出了一间房。
作为成长在新时代的“农三代”，小蓉已经有机会靠高考改变命运。她不用像爷爷奶奶那样拿着锄头靠天吃饭，也比从“打工妹”一路拼搏过来的姑姑们多了些选择。
受2005年《超级女声》的影响，小蓉爱上了唱歌，并即将以艺术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不出意外的话，她将是这个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也许很多年后，陈凤英三姐妹的孩子也将凭读书改变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日子总归是要向前的。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可陈家二老却因农忙错过了开幕式直播。
这是农村家庭一年中除了春节之外，最热闹的时候。大女儿陈凤英老早就离开了家，二女儿陈秋芬也带着瑶瑶回了贵州，表妹刘永芬自女儿走丢后便很少回家了，整个家里仅剩的劳动力，竟是一对年近60岁的父母。
家中忙碌，远在外地的三个女儿同样辛苦。
大姐陈凤英与爱人再次回到西藏，跟着另外一支大型水利工程队进入了更深的山谷，并在那里重新开启了交通餐厅，经过几年坚持，收益甚至超过了其最初进藏的时候。
奥运会之后，各行各业都进入了新阶段，妹妹陈秋芬的服装店渐渐没了生意，就连商业街上的人都变少了。
眼见着收入越来越惨淡，陈秋芬本想拿着几十万积蓄在贵州麻江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可丈夫却决定放手一搏，预备和哥哥筹够120万竞标商铺进行店面升级，可最终未能成功。
正在二人为此沮丧时，电商行业已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如此看来，竞标失败也是命运给予夫妻二人的提示，此时她们已经站上了新的风口，只是陈秋芬感受到风来的方向了吗？
表妹刘永芬一直奔波在寻女的路上。
打工，攒钱，找女儿，她的人生本该有更多的选择，可如今，她都已无暇顾及。
摇摇晃晃许多年，已到中年的三姐妹仍旧忙碌在“生活”这条流水线上。
离家、工作、结婚、生子、安家、立业……她们正在逐步完成命运下达的每一个“任务”，这过程看似相同，却又全然不同。
没有人能够知道，在三姐妹命运生产线的终点会有怎样的成果等待，因为这一路总有太多的意外和不确定发生。
生活的本质是冒险，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条无法重来纠错的流水线上，她们每一个人都已拼尽全力。
当时间来到2013年，陈凤英、陈秋芬、刘永芬三姐妹的故事也走到了尾声。
自1997年开始，到2013年结束，导演郝跃骏及团队耗时16年，用镜头记录下了陈家三姐妹平凡却又极为精彩的生命变迁。
到了故事的结尾：
大姐陈凤英在县城的新房已经装修完成，交通餐厅的生意持续红火，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二人都已决定待儿子上小学时就离开西藏，回到四川。
竞标失败后，妹妹陈秋芬说服了丈夫。
在交付28万元现金后，二人在贵州麻江中心地段买下了一间120平米、拥有豪华装修的二手房，闯荡多年，一家四口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表妹刘永芬带着小儿子回到了家乡武胜县，这几年虽然一直走在寻女路上，但夫妻二人还是攒下了20万元。
拿着这笔钱，她在老家开起了麻将室，不久之后又建起一幢三层小楼，女儿还是没有回家，她决定用余生等待。
侄女小蓉成功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她回到了母校，当起了一名音乐教师。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她一样，靠着读书走出土地、走出贫困，奔向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未来。
2013年之后，陈家人彻底走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的她们怎样了？众人不得而知。
或许，作为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她们会和所有人一样，为生计忙碌，为儿女的教育发愁，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感到措手不及。
遥望时间齿轮，她们是毫无特点的细小螺丝，可走进生活，她们又都是家里无可替代的顶梁柱。
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站在时代的浪花里，没有人能精准抓住每一次命运给予的机会。相比于顺风顺水，一名普通人更多经历的，其实是不断在试错中找寻生活的方向。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辛苦的，如此只要活着便不算苟且。
所以，此时的陈家三姐妹是否已经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如果她们还记得1995年离开家乡时，那个满是雾气的清晨和潮湿土地；
如果她们还记最初进入工厂时，只想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梦想；
如果她们还记得曾经只想平凡的自己……
那有关她们的故事结尾，便一定不会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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