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三年，解禁烟花爆竹呼声更高，最不应该的是一刀切
燃放烟花爆竹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经济问题。
春节经济其实是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任何需求都值得去满足。
政府不必将所有的公共治理事务大包大揽，而是尽可能让地方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更小的治理单元承担起责任。
大疫三年，解禁烟花爆竹的呼声更大了！
文/老古
来源/功夫财经
临近年关，多地网友呼吁为烟花爆竹“禁燃令”松绑。
也有不少地方，的确有政策松动的迹象。
比如：北京、辽宁大连、山东东营、滨州等多地发布今年燃放烟花爆竹政策。
北京的规定是：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可燃放
辽宁大连则规定：控制燃放区域以及之外区域，除夕不限时燃放烟花炮竹
而在山东，东营、滨州两地率先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一时间，禁燃令要不要持续下去，成为了一个争论话题。
01
为什么会有禁燃令？
早在1993年，北京作为首都就率先推出了禁燃令 。
1993年，经北京市人大审议通过，北京曾颁布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并在全国拉开禁放的序幕。
燃放烟花爆竹“是禁还是限”，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烟花燃放禁与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支持禁燃者说：
烟花爆竹除了带来空气污染，还带来火灾隐患，人们也就听一听响声，看一看热闹，完全没有必要持续，这是一种传统“陋习”。
当时的北京有市人大代表提出，仅1993年元旦和春节期间，北京市因燃放烟花爆竹炸伤人数就达549人，发生火灾208起，而除夕烟花爆竹噪声瞬时值更高达121分贝，严重侵害市民的身心健康。
1993年10月，在激烈的争论声中，北京市人大最终审议通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其中明确提到“禁放是为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
此后，全国百余城市纷纷效仿，截至1994年，明文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达282个，延续千年的民俗也似乎在法令中戛然而止。
而反对者则说：
中国人过年，就得有烟花爆竹，否则一点年味都没有，哪有点过年的样子？
在这种压力下，禁放法规在各地遭遇挑战，而公众要求解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各个城市又开始从禁改为限。
2003年到2004年，有105个城市先后选择了解禁，允许在限制时间限制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2005年，北京由禁改限也提上日程，北京法制办就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修订广泛征询市民意见，还组织社区居民召开座谈会。
当年的民意调查显示，92.4%的市民要求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多数居民赞成有条件放宽燃放限制。
但是在环保的呼声中，不久后，禁燃令再度升级。
2020年春节，河南省率先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出台全区域、全时段禁放政策，将烟花爆竹的禁放一度推向高潮。
但由此引发的争议，从未平息过。
燃放烟花爆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到底要禁还是限，还是要放开，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坚定的支持者。
但各种观点，都不能抓住要点，燃放烟花爆竹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经济问题。
02
被忽略的需求
在经济活动中，需求是一个最为常见的概念，但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
燃放烟花爆竹是不是一种经济需求？当然是。
需求是人们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本身是无法评价对错的。不管是吃一顿年夜饭，还是带孩子去放一场焰火，还是在家族群里发红包，都是人的需求。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满足需求的过程。
来自于传统的需求很多，回家过年、贴个春联，出门拜年，吃年夜饭，发红包等等，都是历史传承过来的人们过春节的重要需求。
他们一并称作为春节经济。
如若将上述活动一概认定为传统陋习，认为不是正经的需求，那么过年就真不是过年了。
从广义上来说，人们的一切消费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偏好。
之所以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支持燃放烟花爆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快乐的来源，这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是不能被抹杀的需求。
无数年轻人在跨年夜聚集在城市广场，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
人们需要自己赋予生活意义，而不是一具只会吃饭的行尸走肉。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在于满足人们五花八门的精神需求，这才是一个繁荣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否则人们为什么需要繁荣？人们为什么期望经济增长？
作为中国人每一年中最重要的精神需求，过年的喜庆甚至是很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大的意义之所在。
抹灭这一需求，实质上就是抹杀了人们的快乐和生活的意义。
03
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
但是，燃放烟花爆竹与其他习俗有一定的区别，那就是，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也即，他会对他人构成一定的影响。
要不要禁燃烟花爆竹这个问题，其实与要不要禁止香烟是一个道理。
二手烟的危害众所周知，但禁止吸烟，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何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减少外部性呢？
其实并不难处理，只需要根据产权原则进行处理，就可以减少对他人的伤害。
一个酒吧，显然可以张贴告示，内部可以吸烟，但凡是害怕二手烟的人就不会进去了，而喜欢烈酒配香烟的朋友，则可以视之为天堂。
至于酒吧会不会流失掉不吸烟的客户，那由酒吧老板自行判断。
同理，烟花爆竹的燃放也可以按此原则处理。
不管是集中在城市某地，或寻找一些风险低的空地，作为集中燃放地，只要产权方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都是可以操作的。
烟花爆竹之所以引发很多的各种问题，往往是产权方无所作为的结果。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风险，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风险能够找到承担者，那由产权方风险自负就可以了。
在产权界定清晰的世界，是不存在什么外部性问题的。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烟花禁燃往往是一种懒政，既然有风险，那就一禁了之，他们并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寻找产权解决方案。禁止是最简单的应对风险的手段。
其实大多数城市 ，都拥有不错的烟花燃放地，有的有大江大河，有的有城市广场，还有城市郊区有大量的空地，还可以采取对烟花分级燃放手段，都可以在减少风险的同时，满足民众的需求。
各小区也可以采取自治模式，由业主们自己决定燃放一些低风险的花炮产品。
风险由小区业主们自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4
一刀切为什么反复出现？
在中国的很多公共治理事务上，一刀切问题总是非常的突出和明显。
烟花爆竹禁燃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政策。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个话题，讨论了几十年了，但始终很难走出这样的政策迷局。
进一步下放管理权，也许才是更为有效的主张。
要不要禁燃，由更低层级的区域的行政单位来决定，比如街道，比如村委会。越分散的治理单元，就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能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简政放权的价值就在这里。
政府不必将所有的公共治理事务大包大揽，而是尽可能让地方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更小的治理单元承担起责任。
张五常说，地方政府的招商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是向地方放权的一种结果，如果一切公共治理，都只能有一种结果，一种声音，那就容易出现一刀切，这种管理方式就容易忽略民众的需求，忽略经济的发展。
春节经济其实是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任何需求都值得去满足。
中国也有庞大的烟花爆竹产业，在全世界给无数人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春节经济不应该成为风险压力下的打压对象，而是应该探索在产权治理模式下的安全又可持续的繁荣。
希望中国的年味越来越足，一年的辛苦劳作的意义，不只是钱，还需要家人团聚的开心和对未来的希望。
那满天的灿烂，可不就是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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