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灵
作者：林波
来源：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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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保卫战”“大上海保卫战”，最近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保卫战”，每次都像一次载入史册的社会保卫战那样得到了政府、全民的重视，眼下这场农村“新冠感染保卫战”没有理由不更加宏大，更加深入人心。前天早上11点，小巴所在杭州小区附近药店组建的药品抢购群正式宣布解散。仅仅半月时间，该群聚集人数有200多，可见人们对药品需求的迫切。
庆幸的是，既然已经宣布解散，大概也可以说明杭州抢购药品的热潮已经过去。与此同时，小巴身边的同事、朋友基本也已经复工。杭州的现状也是全国各地主要城市的现状。据《医学前沿》研究论文《初步分析我国2022年秋冬新冠疫情中奥密克戎亚型多样性与流行病学特征》：此轮奥密克戎疫情感染人数于2023年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如何打赢农村这一仗，是值得担忧的问题。尤其是还会有“春运潮”这一巨大的变数。想象一下，一个村卫生室只有一个医生，他需要负责辖区内900多个人的生病问题。当农村疫情如火焰一般蹿起，到处冒出的“老阳人”，以及紧随而至的各类基础疾病、慢性病的暴发，他有多忙碌？这就是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某村卫生所何文医生的现状。近一个月以来，他每天接待的病人多时有七八十人，是平时的2—3倍。“缺少药品，真难干啊！有点心寒啊。”何医生对小巴说道。举例来说，连腹泻药品都买不着，而腹泻是新冠感染后的一个症状。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退休村医毕医生说：“药价格太高了，连花清瘟都70—80元一盒，六神丸75元一盒。”该价格为平时价格的3倍左右。他还透露，像村卫生所常会使用的点滴、退烧针都缺。综合媒体报道，农村疫情已经全面暴发，缺医少药的程度犹如正在进行新冠的“裸考”。当然，这些情况其实不出人们意料，尤其是农村出身的人们。以家乡在浙西农村的90后小巴来说，一个直观经验是：小时候，村卫生所总是很热闹、村医备受尊敬，现在冷冷清清的，村医总孤零零坐着。村卫生所和村医处于“消亡”的快车道中，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明显的数据是，据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17年，乡村医生有90.1万人，2018年是84.5万人，2019年是79.2万人，2020年是74.2万人。村医每年以平均5万人的数量减少。截至2021年底，村卫生室59.9万个。也就是说，接近一个村医管一家村卫生所，作为大几百号人的疾病防线存在着。稍作调研还可以发现，那些做了十几年二十年的资深村医，因为月收入低（普遍在2000元左右）、缺乏编制、退休金少（许多地方月退休金只有两三百元）等原因，大都陷入自我怀疑，他们要么需要通过种田等其他方式补贴收入，要么就暗地里筹划着转行事宜。当然，有人可能说，现在农村人口流出，村里都是“老弱病残”，似乎也应该匹配相适应的农村医疗条件，否则有浪费农村医疗资源之嫌。据2021年的“七普”数据，农村有5亿人口，占比为36%。与2000年的“五普”数据相比，农村人口减少了3亿。农村人从“多数派”变成了“少数派”。这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左右。那么，只需把35%的医疗资源倾斜给农村。可是，据《人民政协报》披露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投资2560亿元，其中用于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等乡村基层机构的资金仅占13.2%。况且，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全体农村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20.04%。这个数据高于全国水平的1%左右。当然，人们早就用脚投票。村卫生室、村医都变成了留守老人、儿童似的，无人问津。如果说村卫生所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基础设施的影子，那么学校、各类商店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普遍性撤离、凋零，则意味着农村成为了一座孤岛般的存在，难以承接各类医疗资源高速有效流通的功能。那种凭借外卖员、闲置车辆、青壮年等商业和社会力量加速医疗资源快速流动的能力，农村是不具备的。在农村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所谓“村医四件套”成了一部分村医的现实选择，由此引发了喧嚣和争议。简单来说，所谓“村医四件套”是村医通过“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烧药”四种药物来尽可能克服农村疫情泛滥。其中最关键、最扎眼的是，抗生素+激素。集中表现在给病人打吊瓶和打退烧针上。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大小医院最常用的治疗感冒发烧的手段，短平快。以至于早在2010年，中国就被称为“抗生素滥用最严重国之一”。当年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发达国家的10倍。绝大部分的输液为不必要的输液。所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前几天对媒体警告说：“对于新冠感染者，非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相当于饮鸩止渴。”“从最小的不良反应来看，抗生素会使人出现精神萎靡、肝脏负担加重等现象；滥用抗生素长远来看还会增加出现耐药性细菌的机会，使自己及家人更容易受到感染，也会导致体内微生态失衡。”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和使用监测系统报告》首次提供了在各国检测覆盖范围内的抗生素耐药性分析和2017年以来的趋势。其中提到，有的细菌耐药性水平高达50%以上，有的细菌耐药性至少增加了15%。但是，在具体的农村医疗实践中可能就存在种种“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的情况。比如，以下是一个公众号作者提到的故事：“今天在农村家族群里偶然看到一个老人说，挂水两天，啥事没有，在城里的两个老人都七八天了，还在不断咳嗽，产生强烈对比。”假如该农村老人的症状一直较为严重，而相较于城里老人又极度缺乏医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延误可能变成为重症，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类农村老人凭借“挂水”克服新冠的故事有一定普遍性。以至于前几天流传了一篇爆文，文章以《全国赤脚医生打赢一场逆风局》夸奖“村医四件套”，认为这是村医发现的有效应对新冠的“土办法”。文章最后说：“有钱人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有辉瑞特效药。穷人有地塞米松、抗生素，小地方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事实上，抗生素、激素类药物的救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常见的地塞米松。根据世卫组织官网：尽管农村老人打吊瓶和打退烧针存在副作用风险，但抵不过生命损失的风险。当然，这未必值得庆幸，它仍然是相当粗糙的治疗手段。一个好消息是，近十年来，抗生素、激素类药物（统称为抗菌药物）的使用量是大幅降低的。据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数据显示，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中心成员单位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11年的62.3%下降到2020年的34.1%；门诊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率也从2011年的16.2%下降到2020年的6.5%；2020年，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较2011年下降了34%。由于各地长期三令五申禁止和减少抗菌药物，即便是村卫生所，打吊瓶和打退烧针也是“过时”的治疗手段。比如河北农村的何文医生告诉小巴：“我们只有口服方向的药物，基本上不打肌注针，也不输液。”但是，一旦人们再度尝到“短平快”的甜头，未来滥用之忧难免会卷土重来。救急手段不能成为普适手段，需要防范再度出现滥用抗菌药物。而决定部分农村简陋的“村医四件套”使用时间的，是靠农村之外的力量。早前国家卫健委于2022年12月1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基础疾病、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这已经是疫情放开的前夜，12月4日左右，“省内放开”一触即发，形成潮流。这不免给人以仓促观感。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12月30日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面对的已是农村大规模新冠感染、缺医少药的局面。接下来需要各地方政府“力挽狂澜”，考验各地方统筹调配能力。小巴了解的情况是，河北农村的何文医生反映说上级说给派药，“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及时信息公开有利于缓解人们的焦虑和困惑。据浙江农村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负责人披露：“截至1月3日18时，我省农村地区已发放‘防疫包’876.5万余份，对口联系65岁以上独居老人24.5万余人、14岁以下留守儿童3万余人，组建机动服务队4.5万支、队员41余万人，累计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248.9万人次。”三年疫情封控史证明，我国长期作为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和制造业国家，是可以保障防疫物资的足量稳定供应的，即便部分时段因为“挤兑效应”，市场出现药品物资短缺难题，但强悍的制造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化解。许多企业正主动配合政府克服农村疫情危机，它们往往自带人力、物流属性，提供了“一条龙”救灾能力。比如字节跳动针对性对贵州、内蒙、江西等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欠发达县发放2万份“防疫物资包”；阿里巴巴为全国农村地区和返乡人群提供免费新冠问诊服务，从2022年12月31日持续至2023年2月6日，此外将向全国22个欠发达县域捐赠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后“两件套”分别是作为补充力量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人在网络发起“农村退烧救助行动”，募集5000盒退烧药，免费送给各地农村老人；福建一个农村发起捐赠总动员，每个人几百、一千地筹了四万块购买药品以帮助独居、空巢老人；还有人说，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点退烧药，呼吁返乡群体带点退烧药回去。疫情暴发初期的“武汉保卫战”，去年初的“大上海保卫战”，最近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保卫战”，每次都像一次载入史册的社会保卫战那样得到了政府、全民的重视，眼下这场农村“新冠感染保卫战”没有理由不更加宏大，更加深入人心。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本文已获得吴晓波频道授权，推荐关注知识服务平台－吴晓波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