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冯军鹤，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几年的教学故事。
既然是语文老师，我们不妨从一次语文课聊起。
01
进入六年级，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有女生会和我哭诉家里重男轻女，她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有男生被嘲笑“太娘了”。爱打扮的女孩子偶尔被指责“衣着暴露”。同时，初中生开始传播一些色情笑话，偶尔聚在一起传播“小视频”。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和性别有关的校园暴力。
我们认为，性别偏见和性别暴力的发生，和社会中性别教育的匮乏有关。所以我们需要在课堂上对这些现象给以回应。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到语文课本时，看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家国、亲情、美德等等。性别议题完全被忽略了。于是，我和搭档的另外一位语文老师决定设计一节以性别为主题的语文课。第一次性别的主题课题发生在2020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先从分享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开始，紧接着把重点放在了词语上面。首先，我们跟学生分享了联合国发布的《中文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如何判断一句话是否为歧视性语言呢？指南中的方法是将句子中的男性改为女性，或者女性改为男性，看是否会改变句子的含义，是否会让表述变得奇怪？比如把“女强人“改为“男强人”，“妻管严”改为“夫管严”，听起来就很奇怪。很快，同学们发现身边充满了类似的歧视性表述，几乎无法被穷尽。紧接着，我们设计了一个语言游戏，名叫“语言的反叛”。游戏的方式仍然是将性别互换，以此制造一种特别的效果。我们提供了豆瓣上的一个游戏的样本，请学生模仿它继续写下去。这是她的处男作，写得还很生涩。
她非常顾家，经常会帮丈夫做家务。
车技这么烂，一定是个男司机吧。
欢迎携丈夫出席晚宴。
你怎么这么公公爸爸？
说话别爹爹腔
男子无才便是德
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还不如个男人
这里是男士优先车厢，请女生主动让座
你作为一个男生要爱美爱干净
同学们哄堂大笑，也对歧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也是我们课堂的一个价值观：想要打破偏见，游戏和笑声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最后一天的课堂上，一个微妙的瞬间发生了。我们希望学生不仅仅停留在语文课堂上，而是真正走向行动，能仿照人大代表提案，来促进性别平等。于是，我们分享了一个“提高女厕所比例，保障女性平等权利”的例子。有同学立马提出了质疑。一个男生说，这不公平，因为这是给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平等不就意味着一样吗？”当然有同学立马反驳，支持这个提案。但有意思的是，和他进行持久辩论的是另外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激烈反对这个话题。他认为，在生活中男女当然不平等，但受压迫的是男生——因为他经常被班上的女孩子们打。从他的表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又重要的改变，那就是看见性别的不平等，看见偏见的存在。对六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也相信，看见本身就是一种改变。02
到了七年级，我们希望语文课上的性别话题可以更聚焦，同时有可能的话，落在恰当的文本上。这个时候，学生们正是口吐芬芳的高峰期，到处都是脏话。我们恰好找到了一篇和脏话密切相关的小说。于是一拍即合，第二次性别课程的主题就定为“青春期与脏话”。
为了方便学生进入文本，我们先设计了一个导入课。课上，我们告诉学生，他们需要回答一些和脏话有关的问题。为了让答案可视化，每个人需要站到自己选择的相应的位置，教室左边代表0，最右边代表10。一开始是骚动和兴奋，但大多数孩子很坦诚，也对彼此的选择充满了好奇。很多问题在我们的意料当中，但是有两个问题稍微有些出乎意料。比如，你自己说脏话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预料会是中间的数字，但实际上，两个班30多人的平均值落在了7到8之间，说明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说脏话很大程度是受别人的影响。“你说脏话时知道那些脏话实际所指的意思吗？”我们本以为大部分同学会很害羞，但是却发现有近乎一半的学生大方地去选择了7、8、9甚至10，他们知道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把学生能想到的所有脏话都写在了黑板上。那些不雅的字眼就这样堂而皇之闯进了课堂，真的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他们当然很兴奋，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每个人都获得一种被解放的快感。然后，我们让他们观看这些脏话，并在小组里讨论，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在讨论中，他们也试图给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最后，我们看了一个视频，名为“脏话中的语言学”。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记住了视频中这句话：禁忌，让脏话更有力。这也是课堂的出发点：坦然地面对脏话，才能思考脏话背后的东西。在这节导入课之后，他们面对脏话更加平静了，这也让课堂能够顺利走入接下来的故事，一个和脏话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南瓜灯博士》，选自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故事的主人公文森特是一个从纽约贫民窟来的转校生，形象邋遢，没有人喜欢他。他很希望融入班级，于是在一次课堂分享中，他告诉同学们，自己和爸爸一起看了当时风靡的恐怖片，出来后，他们还经历了激动人心的枪战，并侥幸地逃脱了。很明显，这是一个谎言。所以班主任普莱斯小姐在课下的时候温和地批评了他，让他不要再撒谎了。中午的时候，文森特独自走到了校园的一面空白墙壁前，在上面写满了攻击老师的脏话。为什么呢？小说没有告诉我们。班主任普莱斯小姐知道后，当然很生气，但还是友好地安抚他，劝他擦除了所有的脏话。走出教室的文森特刚好遇到了另外两个男同学，他告诉他们，老师打了他的手板。于是两位男生非常兴奋地靠近文森特，想要知道更多细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好。但就在这个时候，普莱斯小姐从教室走了出来。她看到文森特终于和班里的男生友好相处，便愉快地跟他们打了招呼，并热情地夸赞文森特的衣服。于是两位男生意识到文森特又撒谎了。他们气急败坏，一边辱骂，一边给文森特取了糟糕的外号。愤怒的文森特转身回到校园当中，再次在同样的墙壁上写满了更加糟糕的脏话，同时也画了一幅普赖斯小姐的裸体画像。这就是《南瓜灯博士》，一个和脏话、性别、同伴交往都密切相关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希望学生先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你们觉得文森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粗野的、高大的、没有礼貌的人。”他们发现文本中很多细节都有暗示，比如，文森特模仿了一个以硬汉形象著称的电影明星，来让自己获得一种强大的男性气质。除此之外，男性同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隐秘的交往方式，那些粗野的、有反叛意识的同学可能更容易被同伴接受。可是，当我问同学们，文森特实现自己想表现的强大形象了吗？立马有同学举手说，没有，因为在我眼中他很可怜。那文森特为什么要在墙壁上写满脏话？在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之后，我们走到了这个问题。有同学说因为老师批评了他，但也有同学立马想到了视频当中的观点——禁忌让脏话更有力。他说，文森特写脏话就是想通过打破禁忌，让自己的力量展示出来。这种力量的背后是一种需要。他实际上是一个弱者，在新的环境中需要认可，而说脏话是无奈、可怜的自我保护。脏话既是一种硬汉的姿态，也是弱者的无助。
这个时候，学生们看到了脏话背后的东西。脏话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禁忌，有时候也是人的一种需要。脏话和人的情感有关。这正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之一：站到文森特的位置，感受他的困境，想象他的情绪。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小说，重新审视自己对文森特这样一个人物的态度。在一个说脏话的学生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相信这也是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理解，而不是判断。分享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我不是在一所传统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通常没有这样的讨论空间和课堂时间。的确，我来自一所位于深圳，走国际路线的民办学校，学生以出国留学为目标。但因为国家义务教育要求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必须完成义务教育规定的课程，所以语文不仅仅要学习，而且是他们的主科。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他们不会参加高考、中考和大量统考。于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应试教育那个最重要的指挥棒——考试消失了。03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没有考试的语文课。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空间，我想要做一些探索——自由的语文课堂是什么样的？我开始问自己一些过去不太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被应试教育回答了。但现在我不得不思考它们：语文课上我们可以教什么，应该教什么？学生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语文教育最重要的指向在哪里？语文教育的边界在哪里？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开始做各种探索，打开传统的语文课。刚才讲的性别教育就是一种打开的方式，属于主题课堂。语文课本其实也主要是由主题课组成的，但我们希望做一些反思。比如语文课本上有一个主题叫“四季”，但是深圳没有四季，只有两个甚至一个季节，所以我们把这个主题改成了“四季的反叛”，选择了更合适的文章。我们也会以作家为主题，比如汪曾祺、史铁生、法国作家尤瑟纳尔、青年作家陈春成的主题课堂。我们也会补充语文课本遗漏的一些主题，比如性别，比如异乡。八年级的时候，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了解深圳以及周边两岸三地的隔绝情况和历史，于是选择了更丰富的文本，有文学的，也有非文学的。比如张艾嘉的歌曲《戏雪》、洛夫的诗歌《边界望乡》、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还有两部电影：香港的《似水流年》和台湾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们也会想，能不能让学生提出一些主题呢？一个学生大声地说，他希望看到美食相关的文章。于是我们设计了一次名为“一间餐厅”的主题课，选择了《鱼翅与花椒》作为整本书阅读的内容。主题课堂之外，我们便把另外一半时间留给了整本书阅读。在我看来，公立课程的缺失之一便是对整本书阅读的忽视。为什么要强调整本书阅读呢？因为成年人主要的阅读方式就是整本书阅读，我们希望他们能更早进入真实的阅读生态。除此之外，整本书阅读也常常比单篇文章更丰富、开放，讨论空间也更加巨大。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在当下更加重要，一种被称之为“悬置”的能力。什么叫悬置呢？很多故事、小说要求读者首先接受故事的前提，等读到后面甚至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够给予回应和判断。罗素甚至认为悬置判断是心智的基本运作方式之一。今天明显是一个缺乏悬置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由于受到网络的影响，学生会很轻易地下结论、贴标签。比如，因为一个男生的某些举动就称其为“海王”，或者说一个女生是“绿茶婊”。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整本书阅读中获得“悬置”的能力，在生活中也能变得更加克制。除了语文部编版教材指定的必读书目外，我们还拓展了不同的文学类型，包括小说、戏剧、非虚构、历史著作。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这些书对学生来说会不会太难了？他们能够理解吗？但通过实践，我再一次对“理解”这个词语产生了质疑——到底什么叫理解？当我们说“理解”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故事背后的含义，尤其是一个权威的含义。当学生抓不住这个权威含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没有理解，说他不懂。但在我看来，故事本身就是自足的、开放的，可以让学生自由地进去，按照自己的方式感受情节的变化、人物的需要和情感。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理解，甚至是更重要的理解。在这种理解的支持下，学生会变得更加大胆，更主动积极地阅读、给出自己的声音。首先选择了更具文学性的文本，比如张爱玲、沈从文。我们也希望文本能更加有趣、丰富，所以选择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一本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书目选择和主题阅读都隐含了我们对语文教育、文学教育的价值判断。哪些能力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是重要的呢？首先是文学的审美，学生需要从文学中看见审美。其次是批判力，他们能反思一切既定的东西和规则。然后是想象力。当然还有一个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能力，共情心。共情心要求学生能够站在他人的视角，去感受别人的情绪和情感。阅读也是通向共情心培养的一个途径。04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来感受一下一个有共情心的学生能够在阅读中发现什么。这个故事和一本外国小说《人鼠之间》有关。班上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孩子读完这本书后给我发了这样一段话：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觉得这本书是你推荐过的所有书里，唯一一个让我真的觉得好看的书。这段话让我哭笑不得，不过她提交的作业倒给了我一个惊喜。因为周末唯一的作业就是整本书阅读，并完成一张阅读单。这个学生交了一张超过1000字的阅读单，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让我非常感动。是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柯利的妻子。柯利的妻子是小说当中唯一一个女性角色，小说里面的其他角色都是农场的男性工人。柯利的妻子嫁给了农场主的儿子，但并不喜欢他，所以不开心、很孤独，所以她经常主动和农场里其他工人说话。于是很多工人对她的评价是“荡妇”“抛媚眼”“婊子”。很多学生都不喜欢这个角色。即使她最后被人失手杀死了，还是有学生说一点都不同情她，因为她是一个“荡妇”。在我看来，柯利的妻子是这个故事中最可怜的一个人。农场里的其他人同样身份低微，但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环境。就算卡鲁克斯是孤傲的，他也是有尊严地活着的，房屋整洁，喜爱阅读，在房子里有人坐客之后，与别人的关系也渐渐好了起来。就算在这之前，所有人都称他为“黑鬼”，但更多的是对人种的区分，没有那么多对个人的不敬。可柯利的妻子却不一样，她的性格与她的所作所为，让她在人们的心中只留下了负面的印象。可我认为她不是人们口中的荡妇，在与莱尼的交谈中，她对成为明星的幻想远远不亚于莱尼的梦想，她的幻想就像卡鲁克斯想要融入白人朋友中一样值得被尊重。人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却没有人会像她这样的女性一样，会因为孤独不愿永远守在家中而被斥骂。她与莱尼的交谈中，情感的真实就像她的外貌一样单纯，因为不愿孤独，因为偏见，让她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荡妇，直到死也有人感叹道，“可怜的骚娘们”。让我感动的不只是这个学生深入的思考，还包括她对一个女性角色难得的共情。因为在小说中，读者很容易被无处不在的评价所影响。但是只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所有这些评价，荡妇、美女蛇、骚娘们儿，都来自农场的男人。这种他人视角、男性的凝视，只有细心的学生才能识别出来。这样的回答背后，既有学生非常强烈的共情心，也和语文课堂的开放有关。我们经常会问学生，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认为怎样？你觉得如何？除了问题的开放，我们也希望课程的整体设计保持开放。05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让学生读了《动物庄园》。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政治寓言小说。很多学生一口气读完，很兴奋地讨论故事背后的政治隐喻，虽然粗糙，但很有力量。但课堂存在一个危险，因为小说本身立场是鲜明的，所以老师很容易在课堂上变成一个政治宣讲者，把政治思想直接传递给学生，从而把这本出色的小说变成一个政治小册子。我不想这样做，我希望能后退一步。所以我就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写作带领学生发现政治行为背后的逻辑。这个作业是这样的：请从小说的四个角色中选择一个，以第一人称讲述、反思和评价发生在动物庄园里的故事。四个角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它们分别是独裁者拿破仑、怀抱民主思想的领袖雪球、愚忠者拳击手，和冷静智慧但明哲保身的驴子本杰明。因为作者用的是上帝视角，更多是对人物行为的展示，但没有讲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而学生需要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到故事里，走进人物的内心，寻找行为背后的逻辑，为自己 “辩解”。比如，有学生以独裁者拿破仑的身份写了一段话，“我一方面给动物们画了一张大饼，那就是动物平等和遥不可及的福利，让动物们相信驱逐了农场主就实现了动物平等，对动物们进行精神麻醉”。还有一个愚忠者，在故事当中经常会喊口号，但他喊口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同学是这样揣测的——“雪球被赶走后，拿破仑同志却又要盖风车，真是奇怪，为什么他又要盖风车了呢？哎，算了不管了，反正拿破仑同志说什么就是什么，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
在写作中，我们发现学生比想象的敏锐许多。他们也许无法参透故事背后残酷的政治真相，却能够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感受真实与谎言，感受痛苦与矛盾。在我眼中，后者也许更加重要。写完之后，我们把所有文章都贴在了教室后面，他们能看到彼此的选择。这就像一个小社会，他们身处不同的声音之中，面对着与自己有着不同政治选择、不同行为立场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中首先看到别人声音背后的逻辑，然后再作出判断。06
升入高年级，我们着力最多的便是审美意识的培养——对于文学形式的感知和欣赏。提到美的文学，可能有朋友脑子里立马会出现一个词“文笔好”，文笔好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修辞华丽、词语选择好的作品才值得被称赞。这其实是我们之前对美的一种偏狭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和考试有关。但我希望我们的课堂能够打开学生，让他们看到文学的审美是多元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本不那么符合传统“文笔好”概念的书，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活着》，并布置了一个任务：在小说当中，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请选择这些逝世亲人中的一个，以《我弥留之际》为题，写一写他们在死亡来临时的所思所想和可能的回忆。学生为了写好这个文章，就必须回到他选择的角色的故事情节中，感受生活的脉络，同时感受人物语言的表达方式。因为在故事当中，主人公富贵的叙述语言是非常简朴、省略的。他是一个农民，所以他的语言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学生王淼选择了福贵的妻子家珍。而王淼之前的文章风格是华丽的、“文笔好”的。这次她是这么写的——我听到有庆在叫我啦，凤霞也在叫，他们挥着手招呼我过去。我没急着走，转头去找福贵，福贵呢？哦，他出工去了，那我再等等吧。我坐在大石头上等着福贵。风把头发撩了起来，我耐心抚平，底下的石头即使隔了层衣服也还是硌[gè]得慌。孩子们还在招手，我笑着摇摇头。这性子也不知是随了谁，轴。在这段写作中，她真的做到了文字的“下放”，不是单纯的修辞的堆积，而是以人物的身份去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告诉学生，好的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字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你讲故事的方式和内容是否匹配。07
分享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有一个困惑：这样自由的语文课堂是否仅仅是私立学校的一种特权呢？在不得不参加考试的公立学校，我们的语文课可以这样被打开吗？相信我，我和大家有一样的困惑，尤其是我有过另外一段教学经历，用天差地别来形容这两段教育经验一点也不过分。八年前，2014年，我大学毕业，加入了一个名为“美丽中国”的支教组织，被分配到了云南的青华小学。在这所小小的青华小学，考试是极具压迫性的。第一年，我教授五年级，校长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班级，全班40多人，平均分80多，全乡第二名。我怀着美好的期待开始了教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无处不在。三分之一的学生连拼音都不会，超过二分之一的学生写着连篇累牍的病句，能够对孩子进行有效指导的家长只有个位数。二分之一留守，大概三分之一的孩子有着严重的家庭问题。平均分80分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是一个全寄宿的学校，学生每天有两个半小时的自习课，可以进行大量的重复性练习。他们也有漫长的考试周，四周的考试周里，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背诵、默写、做试卷，背诵、默写、做试卷。一学期之后，我们班的平均分降低了七八分，排名从原来的第二名降到了第四名。我住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一样，几乎一周只能洗一两次澡，全天二十四小时全都待在学校狭小的空间里。在那两年，我几乎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中。但是，在语文教学方面，我发现自己正在不可避免地被同化。我所预期的事情——传递语文的审美、思维、想象力，大多数都落空了。我想要跳出来，做一些实践，但有一个声音在问我：我有权力替他们做选择，有权力进行有可能失败的探索吗？作为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想要去获得不一样的未来，似乎考试是一个最便捷的通道。
但我当时的生活，不仅仅是语文课而已。至少还有一件事我可以去做，还是阅读。我相信阅读，当然不是当老师之后才开始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被阅读改变的人。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小在农村的小学、初中读书，没有课外书。初二的一天，年轻的语文老师拿了一本没有封面的旧书到了教室，问有没有人想读这本课外书。所有人都沉默了，只有我举手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喜欢读书，而是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至今我还记得这本书的名字：《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我用一个周末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我会被这样一本文学性的作品吸引。但我就是因此爱上了阅读，以至于虽然后来选择了理科，但最终还是转入中文系，并保持了对于阅读的终身热爱。因此大学毕业，我选择支教的时候，出发前我就开始设想，我要带学生们读很多很多书。第一学期，我和同行的支教老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校建一个全新的图书馆。我们在网络上募集了大概一万多块钱，购买书架、桌椅，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捐图书五千册左右，为图书分类、贴标签，然后让学生成立自己的图书管理团队。
每天，我们都能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正在读书的孩子。中午和晚饭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图书馆门口长长的队伍。当然最明显的是体育课的时候很多人去看书了。我曾经的学生现在刚刚步入大学，前两天有一个学生联系我说，她想起了曾经在图书馆读《哈利·波特》的经历。她是在大学里遇到了另一个哈迷的时候想起我的。我也回忆起当时她在图书馆里兴奋地借阅《哈利·波特》时的样子。当然还有更多同学也在图书馆里喜欢上了阅读。但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我们在支教时候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尤其是和城市里的孩子对比。但这个起点对云南的孩子来说却无比重要。在我看来，这是语文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选择书籍进行阅读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个图书馆，很多学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自由。课外阅读很重要，但我不想夸大它的空间和意义。一旦进入考试周，有一半的学生就不再来借书了。甚至有班主任直接问我，能否在考试周的时候停掉图书馆，因为这会让学生复习的时候分心。而回到我的语文课，考试仍然在敲打着我，我曾经幻想的图景——借助阅读改变他们语文学习的方式，越来越模糊。我不断在思考我可以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都落空了，以至于两年支教结束后，我暂时离开了教育行业。所以，这两个故事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不平等的教育现实？还是考试对于语文教育的束缚？甚至，可能会有人这样解读这个故事：应试教育的铁链只能用资本砸破。这个解读会有一些武断，但是否有某些真理在里面呢？进一步地，我也会问自己，到云南的时候，我刚刚毕业；来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有着四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如果让现在的我重新回到那段时光，我能突破考试的重重围困吗？我不知道。但在这种反思与回望里，我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体验——只有经历过自由，我才会更加信赖自由。指向考试的语文教育肯定是错误的，我们的语文课堂需要更多创新和实践。但具体怎么做，我还在探索，也希望发现更多可能性。我也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加入这个思考，去探索语文教育的更多空间。*课程设计部分由我和谢安达老师共同完成，故叙述中称“我们”。— THE END —
☀本文选自一席（ID：yixiclub），作者：冯军鹤，语文教育者。灼见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