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为何我们的医疗系统不堪一击？为何危重病人没钱得不到救治？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需要举全国之力支援救治。这虽然体现了集中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地方医疗体系的脆弱。

      疫情三年了，这种现象几乎没有任何改观，当新一轮疫情到来时，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不堪一击，各地医疗资源同时发生严重挤兑，传染病医院太少，普通医院也挤不下那么多的病人，重症室需要排队，120打不通、打通了也来不了…… 甚至治疗感冒的药品被抢购一空。

       相比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前两年的疫情也很严重，却没有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即使香港、台湾也没有发生。只有个别现象，如意大利、西班牙疫情初期有过短暂的挤兑，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进一步说，是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直到新十条发布后，国家卫健委才发文指导各地加强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建设，但成为了“马后炮”，为时已晚，各地医疗机构已经不堪汹涌而来的疫情冲击。

       反思下来，关键是多少年来，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太少太少，我们在搞大基建的时候，忽视了医疗卫生方面的建设，导致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

      医疗卫生支出水平是衡量国家公共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医疗卫生支出包括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

      根据国家卫健委员发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卫生支出18016.95亿元，社会卫生支出29150.57亿元，个人卫生支出18673.87亿元，全国医疗卫生支出合计65841.39亿元

      当年，GDP为986515亿元，全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比6.67%，但其中政府卫生支出仅占1.83%，政府投到医疗卫生方面的费用很低，比个人卫生支出占比1.89%都要低。

     从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看到，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6322亿元，其中卫生健康支出19205亿元，仅占7.8%；而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24.44%、19.80%和13.47%。

      当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114万亿元）的5.78%，政府支出仅占1.68%。而美国（2019年）医疗保健开支占GDP的近17%，其中政府开支占8.4%；2020年医疗支出增长了9.7%，占美国GDP的19.7%。

      欧盟统计局2021年11月23日公布的数据，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政府预算中与“医疗与卫生保健”相关的社保支出3740亿欧元，占社保总支出的34.8%，占GDP的11.2%；法国“医疗与卫生保健”支出2275亿欧元，占社保总支出的28%，占GDP的10%；比利时医疗支出397亿欧元，占社保总支出的28%，占GDP的8.8%。

      中国商务部官网公布的欧盟统计局数据，2017年欧盟各成员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9.9%。

    从人均医疗支出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Health Statistics 2021的统计报告显示，美国人均1.1万美金，OECD38国人均4100美金，中国人均医疗支出仅800美金。

      不仅美欧发达国家相比，而且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是很低的。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距离WHO的标准也相差甚远

      WHO于《201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倡的卫生支出目标为：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个人卫生现金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重为15-20%。

      WHO发布的《201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筹资：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指出，“除了个别情况外，对于那些卫生费用中来自政府一般收入以及强制性保险部分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5%-6%的国家来说，不太可能实现全民覆盖。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救济穷人……”

      《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研究》重申：“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5%时，贫困人群很难全部被覆盖……”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支出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范围内，该数据的平均值为3.5%。

       显然，我国的相关数据距离WHO提出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大幅低于世界平均值。

      按照WTO的标准，中国政府少得可怜的医疗卫生投入，不太可能实现全民覆盖，国家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救济广大普通百姓。因此，每每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医疗资源严重挤兑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为投入太少，医疗卫生资源难以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国家卫健委在12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的重症医学床位总数13.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10.65万张，重症医学床位为万分之一（10张/10万人的水平）；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护士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合计58.42万人，如何满足14亿人口的大国的防疫需求？

      从ICU床位占比来看，目前我国的ICU床位占医疗机构总床位的比例大约为 5%-6%，发达国家该指标普遍达到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直到新十条发布后，国家卫健委才发文指导各地加强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建设，但成为了“马后炮”，为时已晚，各地医疗机构已经不堪汹涌而来的疫情冲击。

      此外，国家对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直接投入也少得可怜。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收到的财政补助收入约为1243亿元，不到医院的一半，且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获得财政补助在所有卫生机构中的比例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财政拨款不足导致人才流失。自2005至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员数量从20.65万人，减少到18.7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0.73%。

       因为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对医疗机构采取撒丫子办法，一股脑推向市场，让医疗机构自己去捞钱。

       这样造成医院一切“向钱看”，无钱莫进来，即使是危重病人也是先交钱，否则一律被拒之门外，医院完全变了味，充满铜臭味。即使疫情形势下，拿不出钱就是等死。不少危重病人，只有在押了巨款后，才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才实施抢救，而后，医院开出一本书厚的账单。

      作家余秋雨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他最近冠心病发作，失去了知觉，被紧急送往医院急诊，押了5万块钱后，才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实施抢救。先是与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就是开了一本书厚的单子，送到各个窗口。半夜，医生又来通知家属，再交5万元，不然就停止抢救，说医院的制度非常明确，钱不到帐，药房的药拿不出来。     

      如此这般，在医院抢救了5天，自费花了15万块钱，加上公费接近30万块钱。他说他这条生命的代价太大了，恐怕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承受的。

       他还说了两件事，一件是他旁边的一个老头，半夜没有筹集到钱，一早死了，推了出去。早晨接班的医生叹气地说，先打上药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死了呀？人被推了出去。

       另一件是，一早又一个老太太被推了进来，开出去的单子迟迟没有拿回来，大夫们都在那束手无策地等着。没过半小时，大夫发现人已经不行了，被推走了。

      看着两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余秋雨说，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感慨道：原来医院是这个样子，这不是在治病，这是要钱、抢钱啊？

        医院是治病的地方，没想到它病得比危重病人还严重！

      这样的医疗机构已经不是救死扶伤的组织-当然，有钱也会救死扶伤，而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的企业。

      不问青红皂白把医院推向市场的做法让医改完全失败，医院、医生想着法子从病人身上搞钱，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现行的医疗保险，包括大病保险，只能维护基本医疗，对于重患者，微不足道的基本医疗是杯水车薪，治疗的药物多数报销不了，完全靠自费。

       这就是目前医疗制度、医疗体系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