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兔年的生肖邮票“癸卯寄福”发行后，那只童趣十足、荒诞、甚至带有几分戏虐的蓝色兔子，引发争议——流量时代，大师躲不过键盘侠的口诛笔伐、评论者的枪林弹雨。
创作者正是天真无邪的黄永玉老先生，当听到有人说他画的“蓝兔子”有妖气，看上去像恶魔时，他说：
“画个兔子邮票，对我来说是开心的事。这个兔子呢，大家都会画，也不是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画出来大家高兴，祝贺明年的新年而已。谢谢大家！”
其实如果你了解了黄永玉的人生，就不会对这枚兔年邮票有所怀疑，因为这只不拘一格的“蓝兔子”正是他本人。
黄永玉曾经将自己在绘画中追求的境界归结为“清丑顽拙”四字。
世人笑他太疯癫，他笑世人不好玩，能做个顽童何尝不是一种幸运。正是这样的脾性，让他闻到一抹豁达、喜悦、微苦、童稚的生活气息。
黄永玉堪称一部“活着的中国近代史”，他的朋友从钱钟书、沈从文到金庸、黄霑、齐白石、李可染……
这些人都去世了，留黄永玉自己在这人世间“撒野”。
战乱年代，道路是曲折的，因此黄永玉练就了一副柔软的身躯。玩开心点，老了照样游戏人间。
中国近百岁的学者有许多，可像黄永玉这样的，寥寥无几。在他的作品中，赫然写着“他妈的”、“混蛋”的类似字眼，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性。
从20年代走来的黄永玉，原本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杨光奎作为当地女校校长，曾是第一个剪短发、穿短裙，跳现代舞的新女性，表叔是知名作家沈从文。后因家道中落，黄永玉在12岁那年就离开故乡湖南凤凰，背着行囊一个人坐船开始了漂泊的日子。他先是就读于福建的集美中学，在这里，黄永玉渐渐接触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也穷得叮当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孤身一人流浪各地，吃不上饭就捡路边的残羹果腹。离开集美中学后，黄永玉开始真正走进生活，也被生活的艰辛磨炼着。当日军的飞机突如其来轰炸，黄永玉就抱着自己的布包藏起来。战火纷飞，活命不易，他有三次从日本人的炸弹下捡回性命。在战乱中，他靠着木刻的本领，维持生存，也在流浪的途中，看各种书。“我流浪的包袱里什么书都有，古典的、现代的、翻译小说……有些老人家看到后就说：‘你看这孩子，流浪还带着书！”在动荡的年代漂泊不定，黄永玉节衣缩食，自学了木刻、绘画、文学、音乐……他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为自己鼓气。黄永玉当过瓷厂当过搬运工，也在战地服务团当过小工，从福建流浪到江西，为了谋生，历尽沧桑。吃不饱肚子，他就去树林里打猎。没有亲人陪伴，孤身求生，他没有觉得人生苦，反而在其中寻到乐趣：“随地捡来的杂食、顺手拈来的书本，阳光、空气、水，足够在大江湖漫步了。”朋友见他捉襟见肘，推荐他去了税务局工作，当同事们都坐在一起聊天时，黄永玉沉迷于木刻。领导没有不悦，还认定他一定是个天才，给了黄永玉两个月的工资：“你走吧，我怕耽误你的前程。”那是1942年，在流浪途中，他得知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弘一法师圆寂，黄永玉在大街上哭了起来。
在江西的一个小艺术馆里，他认识了广东女孩张梅溪，姑娘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将军。张梅溪人长得美，同样热爱文学与艺术，追求者数不过来。在众多追求者中，一个在航空站工作的小伙子，成为黄永玉最大的情敌。张梅溪喜欢骑马，航空站小伙子就牵一匹马带她出去玩。黄永玉穷，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就吹奏小号给她听。第一次见面，他紧张得不知所措，最后憋出一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在多次相处后，张梅溪被黄永玉的有趣与真诚所打动，两人恋爱了。张梅溪的将军父亲得知后，大发雷霆，极力反对她与一个流浪汉结婚。1946年，在家人的百般阻挠下，张梅溪逃离了家，跑到赣州找黄永玉，两人在一个小旅馆里举行了简单又有趣的婚礼。婚后，黄永玉与张梅溪来到香港，在颠沛流离的年代，两人互相陪伴，互相安慰。
期间，黄永玉有了妻子的悉心照料，才华也逐渐显露，他的木刻作品开始受到外界关注。1953年，在表叔沈从文的建议下，黄永玉与张梅溪抱着仅有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生活安定，家庭幸福，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完成后，轰动了中国画坛。黄永玉木刻作品《阿诗玛》
三十几岁的黄永玉，意气风发，他再也不是那个被人诟病的流浪汉了。之后，他又开始画国画，偏爱荷花与梅，他笔下的荷花在风韵上别具一格。
他喜欢自由创作的感觉，在黄永玉看来，花是最自由的表达，它想开花就开花，想凋零便凋零，由不得旁人分说。黄永玉被称为“一代鬼才”，浮漾在他粗犷线条间的正是童稚、喜悦和奔放。在中央美院，他过得精彩而快乐。不过后来，他的命运被迫走向低处，由不得肉体凡胎反抗。1969年，黄永玉被红卫兵拉去当众游街，之后被送往河北磁县的学校进行劳动改造，还坐了牢。44岁生日那天，黄永玉被两个青年用皮带打得动弹不得，他眼看着自己的白衬衣变成血红色，鲜血沾在后背上，根本脱不下来。在被批斗的灰暗日子里，有位花匠老人不怕舆论，每天给黄永玉送去一束鲜花。正是来自陌生人的真情，成为他苦难中的精神支撑，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始终与黄永玉共患难的是他的家人。在黄永玉被下放到农场的三年里，妻子张梅溪一直默默承受着外界的打击，照料家里。在杂乱的牛棚，他打着手电筒在牛棚写下一首长诗《老婆呀，不要哭》：
后来，一家人被赶进一间极其狭小的房子，鄙陋不堪，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黄永玉向往光明与美好，他画了一幅与窗户那般大的油画，全是鲜花，一派好风景。在最黑暗的时光，他用一支柔软的笔，为自己和家人打开了一扇春天的窗。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漂泊或是患难，黄永玉都默默地陪伴在夫人张美溪身边。晚年的张梅溪，记忆力衰退，忘记了许多事情。黄永玉就将与妻子这么多年的故事，全部写进书里。他们还在同一个本子上写下给对方的悄悄话，画上小猫小狗，老了照样谈恋爱。2020年5月8日，98岁的张梅溪去世，黄永玉亲手书写讣告，含泪告别相伴了七十多年的爱人。
他不喝酒，不喜欢开会，也不喜欢打麻将和各类纸牌，讨厌登门求画者。退休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下国家级荣誉身份，黄永玉暴怒，当即训斥了这位晚辈。黄永玉当然随随便便一项本领，就可以被誉为大师，可是他不想被任何头衔所定义。有趣很难，黄永玉不想长成面目可憎的傻大人，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也可窥见一二。他喜欢动物喜欢得不得了，与妻子张梅溪养了一大堆动物，有狗、猫、火鸡、猴子，也有鹦鹉、猫头鹰、梅花鹿……
黄永玉就画了一本以猴为主题的挂历，其中有一幅画是孙悟空在花果山开会，旁边赫然写着5个大字：不准用手机。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了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金猴邮票，便出自黄永玉之手，这是他根据自己养的一只小猴子画的，憨态可掬。这套邮票在拍卖会上，拍出了201万的高价，创下神话。黄永玉从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喜爱，因为他的很多快乐需要钱来实现。请朋友吃饭，给夫人买珠宝，买唱片机和最新款跑车……但他又不被这些所束缚，他会在晚餐时，吃上一盘女儿做的腌黄瓜。
“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黄永玉年轻，并不能体会到其中的悲观意味，二十几岁的他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沈从文与黄永玉
黄永玉在北京的大街上见到陌生人，会上前跟人握手，激动地眼泪纵横。回到家后，他将自己的心情刻在了版画作品中，木刻画里的人宛如天使，可以飞起来。1982年，58岁的黄永玉与80岁的沈从文回到故乡湖南凤凰。叔侄二人并肩而坐，对着山喝豆浆。他们还去了曾就读过的文昌阁小学，又回到了老宅。
左一为张梅溪，左二为黄永玉，右一为沈从文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天空下着小雨，冷冷清清，黄永玉找来幼时玩伴，一起听湘剧。当主角李三娘一出场，唱完那句“不信芳春厌老人，老人几度送余春”后，在场的老人都泪眼婆娑，包括沈从文。这出戏词甚是凄清，如泣如诉，黄永玉觉得，这出戏暗合了表叔沈从文的悲凉心境。在医院病床上的沈从文，紧紧攥着黄永玉的手：“谢谢你，带我回凤凰。”沈从文去世后，安葬在凤凰的一处僻静山谷。石碑上，是黄永玉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提起黄永玉与他的老友们，就必须讲讲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那是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上世纪40年代中期徐悲鸿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大雅宝胡同甲2号成为了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从北平到北京，从北平艺专到中央美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那代人的芳华，也是乌托邦。1953年，黄永玉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这年，他才28岁，成为整个美院最年轻的教授，他和妻子张梅溪带着儿子，来到北京。一家人先是住在表叔沈从文家里，没多久就搬进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李可染夫妇非常热情：““欢迎你们来，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齐白石虽不住在大雅宝胡同，却是他们的“大家长”。每次老人家来的时候，整个大院的人都会跑着出来迎接。 历史名人在黄永玉的叙述中，都会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谈资。他曾讲过齐白石招待客人，会端出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老人家瞧见来客人了，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特别的点心。黄永玉远远地注视着这传说中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里有小虫子，剥开的花生也隐约可见蜘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归礼数，齐白石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齐白石与黄永玉
螃蟹是李可染提醒黄永玉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多个。齐白石很高兴，叫阿姨拿去蒸了。阿姨到了厨房又提着螃蟹回来：“是四十四只啊，别到时候说我吃了你的。”在黄永玉看来，齐白石活到一把年纪，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的，不免总是有一种设防的情绪来保护自己。大雅宝胡同大院里的大人们，什么都能包容，他们笑眯眯地容纳一切。跨国婚姻的“开辟者”宋怀佳与丈夫万曼，也在大雅宝胡同住过一段时间。在那个年代，这对异国夫妻遭受了许多人的非议，但在大雅宝，人们送去的全是祝福。黄永玉天性好玩儿，他到来后，这个四合院的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和他在一起玩，他成为了“孩子王”。回忆起那段时光时，黄永玉说：“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
在林青霞看来，黄永玉是她见过的“90后”中最年轻的汉子。
黄永玉出门喜欢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时常叼着大烟斗，脸上挂着笑意。他家的院子里，停满了各种跑车，有人觉得老头在炫富，他纯粹是觉得好玩。住院期间，醒来半夜，他告诉女儿，自己必须要来一罐雪碧，才能继续睡。“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 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 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涎皮赖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2008年，84岁的黄永玉写了本书《比我老的老头》，他用诙谐平实的语言，叙述了他与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相处年月中的趣事。黄永玉曾与大自己14岁的钱钟书，在1942年的上海被只办了一期、名为《同路人》的杂志骂得很凶，称他们二人在文化上做的事情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钱钟书无所畏惧，彼时年仅18岁的黄永玉惶恐不已，他觉得自己在上海混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出差错。为了平缓自己受到惊吓的内心，黄永玉找到了几本钱钟书的书来读，也在同辈朋友中引用钱先生的话作为谈资。1977年，钱钟书与妻子杨绛迁居北京西城区的三里河寓所，简称为“复辟楼”。长途跋涉后，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不久后，黄永玉也搬到了北京西郊三里河的“复辟楼”，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内，是十八幢可望不可即的漂亮楼房。搬家前夕，黄永玉给钱钟书打去电话告知自己即将搬去和他一个楼，钱钟书喜出望外：“缘分缘分！咱两又绑在一起了！”钱钟书家住在三楼，家里四壁比较空，墙上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作。钱钟书与杨绛、女儿阿圆各有一张工作桌，一家三口周末也是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写作，黄永玉称这样的家自己是头一回见识。向来喜欢清静的钱钟书，很少与外界有所来往，也不愿接受他人的登门拜访，几乎闭门不出。多数情况，是妻子杨绛为他守住大门，替他挡客，有时钱钟书也会亲自来。有次一位权威人士正月初二到钱钟书家拜年，钱家都在看书，放下书去开门，拜访者说完春节好后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道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您！”其实，钱钟书与杨绛是真的在忙着写作，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二十多年来，距离仅有200米的路，黄永玉只探访过钱钟书家一两次。他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老家湖南送来了茶叶或者春笋，黄永玉也是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钱家门口后就默默离开了。黄永玉逢人便称钱钟书是文化大儒，《管锥编》出版时，他买了很多本放在家中，随手赠送给来家里探访的朋友。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真正的学问与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他的逝世我想得开， 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认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他不虚度 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汪曾祺走在钱钟书的前面，那是1997年寻常的一天，黄永玉在意大利旅居，女儿过来告诉他：“汪曾祺伯伯去世了。”黄永玉一脸淡定地说：“好啊，好啊，汪老头也死了呀。”他写过很多怀念老朋友的文章，唯独没有汪曾祺，后来他说出缘由：“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活到这把年纪，见过太多生死，于世事，他早已看得透彻。汪曾祺生前总是一个人来黄永玉家中吃饭，他自己本身也很爱做饭，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从高邮鸭蛋到昆明米线，在他眼里，生活就该是热气腾腾的。黄永玉大多数时候，给汪曾祺打去电话，就只有一句话：“来家里吃饭。”对待朋友，黄永玉热情备至，当朋友身陷困境时，他同样关怀。曾经，黄霑和林燕妮闹分手，投资电影公司破产，负债累累。曾经紧跟其后的朋友，一个个与他渐行渐远，不再联络。只有黄永玉一人，跑去安慰黄霑：“失恋算个屁，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哭笑不得：“你放狗屁，我上吊的心都有了，还能有诗意？”两人后来成了生死之交，黄霑还给黄永玉写了句词：你是个妙人，是个少年狂。多年后，黄霑仍充满感激：“当时全香港都希望我死！只有他来安慰我。”这年，黄永玉已经80岁，回忆起与昔日朋友们的往事，他说：“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年冬天晚上下大雪，黄永玉跟随表叔沈从文、钱钟书到全聚德吃烤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望一位外地来的朋友。钱钟书知道黄永玉是依靠周日到郊区打猎，来补充营养的。稳妥儒雅了大半辈子的钱钟书从未这么野性地活过，不过他很感兴趣打猎的趣闻。尽管钱钟书是绝不可能与黄永玉一起，去尝试打猎这样的壮游，倒是给他开了一张有关打猎的书单。吃完烤鸭擦干净双手后，钱钟书顺手在一张点菜单的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特别的菜单曾夹在黄永玉的书里的，后来连书都消失了。不过那份真挚的情谊，一直留存在黄永玉的心底，钱钟书去世后，他总是怀念起一起去全聚德吃烤鸭的日子。黄永玉99岁了，他经历了多个时代，遭受过各种苦难，可是悲愤、忧伤不存在于他的人生中。世道艰难，众生皆苦，在疫情的集体语境下，有着许多无妄之灾。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在每一个普通的夜晚，都有失声痛哭的人。时代一粒尘埃，足以让我们爆头，满嘴是血。黄永玉经历过更多的凄清与绝望，有贫穷与战争，也有政治变革，他一直坚信自己会成为笑到最后的人。他相信不论遇到何种困境，只要用力活下去，自己所面对的苦厄与伤痛总会过去，都会在活到99岁时变成付诸一叹的笑话。很多人眼里的黄永玉，是个热闹的人，但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觉得这位黄叔叔是寂寞的，如同自己那晚年的父亲。黄永玉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持续连载，他还在书写过去的故事，那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部漫长的小说随时可能终止，但只要他还活着，就会一直写下去。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同时代的朋友，黄永玉早已不惧生死。他已经将自己人生最后的事情想好，去世后不必领骨灰，他要与孤魂野鬼一起热闹续前缘，朋友想他的时候，看看天上的云。他回忆起许多年前，表叔沈从文在自己身上所见到的命运。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与沈从文一起，回到他们共同的故乡凤凰，并肩而坐享受同一份沉默，看着山喝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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