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多抓鱼买二手，不配叫文青

长久以来，“二手”的东西意味着陈旧，意味着简陋，甚至是意味着更低的阶层。人们过年需要戴新帽，换季需要买新衣，甚至买车也优先选择一手。一、二手的界限，在观念的指引下被严格地砌起高墙。

但这道高墙，由一个看上去小众的公司改变。

2017年5月，多抓鱼二手书业务上线。多抓鱼这个名字来自于法语déjà vu，意思是“似曾相识”。创始人希望以这样浪漫的口吻重新定义曾被赋予偏见的旧物，一片新鲜的市场得以被激活，风尚在此后被开启。

两年后，多抓鱼在北京开了第一家线下门店，在一座新旧融合的城市里，多抓鱼把旧物的消费理念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传递给年轻人。在这里，人们跟旧物之间有了更多有趣的碰撞。

成立五年多的时间里，多抓鱼成长为一个更大的品牌，年轻人对二手也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在不断起伏震荡的商业世界里，多抓鱼的是特别的，它不浮躁，甚至有点低调。它面临着和二手电商相似的问题，在疫情的冲击下变得沉默和保守。它们探索，成长，从民房到仓库，从线上到线下。最终酝酿了一大批热爱它的年轻受众，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这是一只喜欢旧，却游向新世界的鱼。这是一个聪明、有理想，最关键的，它是一家努力的公司。

多抓鱼的创始人猫助会对一些瞬间记忆深刻。

在北京三里屯线下店里，猫助看到了一对大学女孩，她们结伴逛二手衣服，然后互相试衣，告诉对方，“这件你穿不好看，那件好看”。

猫助联想到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和闺蜜在五道口的批发市场逛街买衣服。那是年轻女孩的一个秘密——她们没那么有钱，却希望买到好看的衣服，她们只会带最好的朋友结伴去批发市场。

在公司创办的第六个年头，重新回味起这个时刻，猫助还是会觉得感动，从而想起当初自己做多抓鱼的初心。“我当时觉得，好像帮助到了年轻的自己，这种感觉还蛮好的”，猫助说。

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上的考量。

2017年，猫助关注到中国二手市场的潜力。她观察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年轻人一毕业去到大城市工作，刚开始没什么积蓄，过的都是低成本生活，但为了追求生活品质，有些人就会去逛二手店。

“中国的二手市场开始发展之前，大部分情况下，好和便宜只能2选1”，猫助觉得，我们身处的整个社会一方面存在巨大的浪费，比如说被丢掉的闲置物品，另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物质需求没有被满足。如果能建立一种商业模式，让闲置物品运转流通起来，这样卖家处理起来更方便，买家也实惠，是一件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事情。

出于这样的洞察，猫助和一个小团队踏上了循环商店的创业旅途。

创立多抓鱼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猫助她们都把品类聚焦在二手书上。

这是一个对于回收来说相对简单的品类。每本书的背后已经打上了唯一的条形码，录入数据库的时候，工作人员只需要扫一下即可，相当于书籍自带“通用标准数据库”，可以为多抓鱼节省很多流程。

和所有初创公司一样，多抓鱼起步时也有过一段“艰难时期”。

已经加入多抓鱼五年的思凡还记得，早期公司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在民宅里面办公。“楼上就是老板卧室，楼下就是存放书的仓库。”多抓鱼成立的10个月后，两个卧室都被书塞满之后，他们搬到了一个面积大了两倍的办公室，目标是放2万本书，但没过多久，办公室又爆仓了。

更多的困难来源于经验不足。

那时候图书供给量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增加，但多抓鱼的初创团队里，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过二手书市场。如何搭建仓库和供应链？如何快速把全国各地的书籍分拣、鉴真，再打包发到每个用户的手里，与此同时保证良好的消费体验？各种问题不断地冒出来，猫助跟团队需要一个一个去解决。

思凡记得，早期有很多同事都买了供应链管理和仓库管理相关的书籍自学。有一年临近圣诞节，她和同事在地下室包书皮，一直包到凌晨3点多，等出了门一看，发现工程师也还在加班，因为写错了一个代码。

当时大家的心态是，“有压力来，就拥抱它”，思凡说，团队的成员们跟猫助一样相信，通过多抓鱼的模式，更多的闲置物品会流通起来，人们可以过上低成本且有品质的生活，把这件事情从0做成1，是有意义的。

这一点在日后也没再动摇过。

猫助说，多抓鱼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就在于“没什么变化”，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因为品牌本身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品牌本身是一种信任，大家信任你永远是这样，永远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不过在商业的世界里，信任也是要靠品牌一步步建立的。多抓鱼在五年多里，从一个专注二手书垂直品类的团队成长为一个被更多人认可的品牌，靠的是业务上不断的探索与琢磨。

刚开始做二手书业务，多抓鱼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缺乏成熟的二手书回收流程体系，如何分拣、入库、品相分级、翻新等，都没有相对标准化的经验。

多抓鱼的创始团队将目光投向国外较为成熟的二手书市场，在参考了日本最大的二手书连锁店“BOOKOFF”的回收流程后，猫助她们却觉得，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国内的情况。

比如盗版问题，国内回收的二手书里，常常含有不少的盗版书，这意味着在回收的过程里，必须增加“鉴真环节”，否则不仅影响口碑，还会增加仓库成本。

把盗版书和正版书分清，这项工作并不难，需要对装帧、印刷、和纸张材质等进行辨认，只是由人工完成，无疑会增加回收成本，多抓鱼最终决定在回收流程中加入这一环，力图将细节做到最好。

对于二手书交易而言，品质也很关键。即便是二手的，谁不希望买到的书看的清楚，甚至能像新书一样。因此回收流程中的修复和翻新就格外重要。为此，多抓鱼研发和采购了多种研磨机，让书籍的打磨更标准，外观更整齐。

此外，打磨后的二手书还会清洁和消毒，之后再塑封入库，经过这些处理才能进行销售。在塑封环节，多抓鱼还吸取了读者的建议，采用比普通塑封高出三倍成本的可降解塑封，直到现在。

这样的细节，在如今多抓鱼工厂的二手书回收流程中，你还能看到很多。但鲜少有人知道，这背后多抓鱼的团队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研究和讨论。

一头是卖家，一头是买书的用户，多抓鱼做的是C to B to C的生意，需要让买卖两端的客户都满意。在多抓鱼的团队看来，增加更多的操作细节，才能更好达到这个平衡，以前不能收的书现在也能收，关键是卖出去用户也满意。

不过，作为一家致力于提供“循环”服务的二手商店，多抓鱼只是将书作为一个开端。

2019年年底，猫助和团队开始尝试进军二手服装赛道。但因为疫情，二手服装的项目直到一年后才开始。在此之前多抓鱼面临很多问题，二手服装被回收之后，没有统一的编码，很难进行标准化回收；而且一件二手衣服是要穿到人的身上，有很多细节需要展示，比如尺码、面料等等，要让用户满意，比书难得多。

在多抓鱼的工厂里，为了更容易定位二手服装的位置，每件衣服被送进来之后，会被立即绑定一个“抓码”。除此之外，多抓鱼还会给每件衣服拍张“素颜照”。

回收流程结束后，在二手服装卖出去之前，多抓鱼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解决。线上售卖服饰需要对应的商品图，图片不仅要反映一件服装真实的外观，版式还得统一和美观，光靠人工拍照效率极低，成本也高。

多抓鱼设想的解决方案是自动化，设计研发一台“自动拍照机”，不需要人工去自己调参曝光，图片有统一的版式，甚至抠图、裁剪的细节都能够在机器里自动完成。最终多抓鱼的团队花了三个月时间，让这个方案变成了现实。

跟大多数人对多抓鱼“文艺”、“复古”的印象不同，技术的探索贯穿了多抓鱼五年多的发展。

在猫助心里，多抓鱼其实更倾向于是一家“专注于系统设计的公司”，因为内部有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专注于优化二手书和二手服装等回收流程，维护公司建立起来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对于多抓鱼来说意义重大，影响二手交易的多个环节。

比如说定价，服装有季节性，同一个品类不同品牌的衣服价格也有差异，到底应该定在什么价位，对于销售非常关键。很多时候，对于二手交易来说，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买家和卖家对价格认知的不一致。

虽然对于技术和流程上的探索研究，让多抓鱼承担了更多成本，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投入，多抓鱼才能在二手行业里逐渐站稳脚跟，拥有更多向前游动的动力。

埋头向前的路上，猫助也坦言，难题一直都有。

多抓鱼并非一帆风顺，它缓慢，甚至有些时候停滞，沉默的时候也像是一只只会吐泡泡的鱼。尽管在同行里做到了领先，但教育二手市场依然是个难点，二手市场的未来发展也还未知。

尤其是二手服装，在猫助看来，跟电商平台上卖衣服不一样，因为多抓鱼的一张图片只能卖一件衣服，即便是出了爆款，也没法通过销量来收回成本。所以跟二手书不同，多抓鱼是先在线下开店卖二手服装，再打通线上渠道。

这又是新的挑战。

猫助把最早筹划线下店开业的思凡形容为“踩坑最多的人”。在上海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思凡和团队最终决定把多抓鱼开在安福路上，而不是商场里，她希望多抓鱼吸引街边流动的年轻人，不必被商场框住。

开店的过程中，思凡和团队才发现，一个“非常规”的选址会带来更多问题，如果开在商场，商场物业会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商家“打包”入驻即可，但在街边就需要自己辨别房东，进行比价和谈判。

除了应对装修中的各种琐事，思凡她们还需要跟城管，跟街道打交道。每一项装修的报批都需要拿到，而且必须在街道规定的范围内去装修外立面和设计店面，还得维护城市风貌。

因此，原本一项3-5个月就能完成的开店计划，在多抓鱼这里经常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每一家线下门店的开张，都是多抓鱼团队“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果。

再加上疫情，多抓鱼线下门店的运营也变得更为坎坷。关闭位于大望路的北京第一家门店后不久，2022年年初，多抓鱼在三里屯开了一家新店，但活动很多都没办法办，大多数时候三里屯店成为了闲置的空间，“好多计划比预想要慢”，猫助坦言。

但这种缓慢的努力，也已经催生了一些成果。

如今，包括二手的书籍、服装和电子产品，多抓鱼已经发展到了三个品类，市场正在被慢慢拓宽。中国市场的循环经济仍然还在发展，尽管缓慢，但前景是广阔的。

2018年，多抓鱼在北京举办了“书中生物展”。当时有许多回收的二手书里掺杂了私人物品，比如结婚证和信，多抓鱼把这些物品收集起来办了个展览。

思凡还记得，一个老爷爷把自己的信夹在书里被回收。信上说，他视力衰退，越来越看不清书，但因为女儿介绍了多抓鱼给他，他觉得很好，所以希望把自己的书被回收，“我看不清书了，但希望有人喜欢这些书”。

上海店开张以后，思凡还遇到一个男孩，他来上海面试，想要买一套西装，但是西装很贵，正价都好几千元，二手价也要差不多1000元。

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拿到offer，男孩在店里纠结了很久。最后店长给了这位男孩一个折扣，让男孩把衣服买下。“我们希望城市的年轻人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大家可以拥有比以往更多的东西，做更多喜欢的事情。”思凡说。

正是因为有了多抓鱼这样的循环商店存在，年轻人们有机会享受到更多元和隽永的价值观，旧物才能重获新生。

在这个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多抓鱼更愿意关注那些暂时被遗忘，但仍然保有价值的物品。这不仅是多抓鱼创立的初衷，也是它继续前进的动力，就像猫助说的那样，多抓鱼有两个壁垒，一个是计算能力，另一个就是专注。“我们始终在做同一件事，也不为市场的潮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