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煎熬的手术：当年参与的医生们，没人敢提病人的名字 | 我要拯救一万颗脑瓜子 04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最近从一位医生那学到个冷知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特别狡猾的器官。

明明病情已经严重到生死关头，它却不让我们感觉到任何异样；即使在从业十多年的医生的严密监控下，有时也会被它骗过去。

等病人倒下的时候，已经彻底没救了。

这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大脑。

说这话的人，是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他来自全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疗团队，几乎算是国内最顶尖的医生。

他就曾被一个12岁女孩的脑袋骗过——

那几乎是他经历过最艰难的一场战役，也是现代医疗最先进也最难操作的一类手术，过程一波三折，等同一部纪实类医疗电影。

杨正经记录了这段从未在外披露过的经历。容我提醒一句，它事关医学的严谨，阅读未必是轻松的，但一定值得你的耐心。

2016年的一天，我扒开一位脑外科病人的眼皮，拿瞳孔笔照向瞳孔。

他的瞳孔接触光线后，没有任何反应，直径扩大到边缘，像正在坍塌的黑洞。

他快死了。

病人瞳孔不受控制，意味着脑袋里出现某些异样，无法再控制瞳孔。病人即将丧失的是呼吸和心跳。

我把情况告诉我的师父，陈主任。他摇了摇头，仅此而已。

他不是那种学院派，他科主任的位置是他用三千场手术拼出来的。这三千场手术告诉他：脑外科，稍有不慎，就会死人。

他平时在手术台上说最多的四个字是：这个能做。

如果遇上心理脆弱的新手医生，他会说这八个字：勇敢一点，继续前进。

同年6月，他被一场普通手术逼上绝路。

我们接诊了一位名叫珊珊的女孩，她12岁，在车祸中被甩飞在地上，后脑勺先着地。

我看了一眼，开始害怕——

小姑娘两只眼眶周围骨折，淤血乌黑，相对应的是她后脑，骨头也被摔裂，鼓起来很大的包。

这意味着有一种力量贯穿过她的大脑。

此后6小时到3天的时间内，受伤的脑组织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会逐渐肿起来。

怕就怕在珊珊太年轻，儿童的脑组织饱满而有弹性，她的脑子会肿得更厉害，在头骨的限制下，被挤压变形。

脑组织变形，血管出血，神经受损，她可能在以上三种变化下死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

我给珊珊的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他们眼神中的恐惧难以遮盖，问我们打算做什么。

我说的意思是，要准备开刀，去掉一部分头骨，把脑子释放出来，放松一下。

珊珊家属瘫在地上。

6个小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正常人的意识评分是15分，珊珊只得了5分。

珊珊的大脑已经开始变形。

科里有个关于陈主任的不成文规定，涉及到小孩和孕妇的手术，他绝对自己上。

作为他的助手，我也参与了这场手术。

当天早上七点，他起床，没吃太多早饭，吃太饱他会头晕。

八点，交班结束。

九点半，术前半个小时，他开始翻看解剖书。那是他的习惯。

十点，手术正式开始，无影灯亮。

陈主任谨慎地操作着，刀锋轻轻划过珊珊不足1厘米厚的头皮，裂开一道口子。

他一边切，我一边止血。

珊珊的头皮很娇嫩，我手里用来止血的双极电凝，只能在每个出血点烧一下，白烟很快就散去。

多烧几下，伤口就不容易愈合，以后会在珊珊太阳穴附近留下特别大的疤，很不美观。我当时这么想。

十几分钟后，陈主任在珊珊前额头皮上划开一个长约16cm，形状类似于头箍的伤口。

他把头皮翻过来，盖过了珊珊的眼睛，也露出那些骨折的地方。成人头骨最厚的地方有3厘米厚，而CT数据显示，小珊珊头骨只有1.2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5毫米。

我们小心地把骨折处的碎片取了下来。

紧接着，我们用铣刀在珊珊前额的骨头上掏了2个洞的模样，把颅内的一部分压力卸掉。

这是减压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剪开珊珊头骨下包着的硬脑膜，脑组织瞬间涌了出来。

我们倒吸一口凉气，巡回护士也跑过来看，发出啧啧的声音。

正常脑组织的颜色，应该很清亮，但珊珊的脑组织里面混着血，到处都是紫色的肿胀。

这场手术难度并不高。

关颅时，我看到珊珊露出的脑组织，它随着心脏的跳动，跟着一块起伏，很有力的样子。

我心想这小女孩应该会恢复得不错。

术后第2天，珊珊就有醒的迹象了，对疼痛的刺激明显有快速的反应。

珊珊爷爷激动得老泪纵横。

做完手术后伤口需要换药，她的护士叫笑笑，第一次操作的时候，笑笑就说：“咦，这么长的伤口啊！”

看着笑笑心疼的样子，我说：“你又不是没见过，咱们神外的病人不经常的事儿吗？”

我换完药盖上纱布，去找胶布，回来发现笑笑在珊珊的额头两侧粘贴胶布。

笑笑的动作很轻，很温柔。她显然过于喜欢这个小女孩。

术后第3天，虚弱的珊珊不仅睁眼了，甚至可以勉强配合笑笑数手指了。

一次，在珊珊比“二”的时候，我给珊珊和笑笑拍了一张照片，打算等珊珊转出重症病房时给她看。

画面里，她们两个人都像在比“耶”，那是一个胜利的手势。

术后第6天，下午5点，处理完一天的事情，我按照惯例再去重症监护室看一下自己的病人。

珊珊充满胶原蛋白的脸逐渐消肿，浮现出原本清秀的轮廓，我忍不住掐了她一下。

珊珊却没有一点反应。

珊珊做完手术的头几天，明明状态在好转。

我跟她的单亲爸爸说：“希望你们后续的治疗费用都能跟上。”意思是不要放弃。

脑外科里面有一句话：遇到孩子，无论多没有希望，能救一定救。

孩子虽然相比成年人脆弱，但是他们还在发育，大脑的重塑性更加惊人。

只要给他们恢复的条件和时间，再过一年半载，珊珊说不定就能背起小书包重新去上学。

此刻，我却发现珊珊对一切外界刺激都失去了反应。

我发现珊珊前额纱布里隐约透着红色，手比脑子快，伸向纱布，几乎是揭开纱布的瞬间，那个伤口崩开了。

血瞬间涌了出来，恐怖。

我按压住伤口，鲜血瞬间染红了手底下的纱布，止不住，根本止不住。

我赶紧让护士去叫陈主任。

眼前珊珊的伤口已经裂开，汩汩地往外冒血。陈主任也没见过术后病人的伤口能有这种程度的出血。

他做出了那个动作，掏出瞳孔笔，扒开珊珊的眼皮，查看瞳孔是否扩散。

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当了那么多年脑外科医生，我发现大脑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会骗过患者本人，甚至是脑外科的医生。

有的病人表面上风平浪静，意识良好，实际上颅内已经暗流涌动。

等到病人突然抱头倒下，我们去拍片，才发现颅内早就出血了。

不知道哪根血管破裂，无情跳动的心脏持续地把血液迸入破裂的血管，血液弥漫在大脑中。

这些血液会在照影下呈现出白色，大片的白色阴影好像在嘲笑我们的疏忽和大意。

同样的情况即将在珊珊的身上重演，我看到陈主任合上珊珊的眼皮，表情严肃。

和其他科室的医生不一样，别的医生三天两头丢中性笔，我们丢的是瞳孔笔。

它太重要了，没有瞳孔笔，我们就没法做到对病人病情的预警。

就像煤矿工人在管道里挖煤，有时候会挖破瓦斯。所以他们会养一只金丝雀，如果金丝雀最先感受到煤气，就会不停的叫。其实这就相当于一种危险信号。

瞳孔就像那只金丝雀，瞳孔散大，就是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信号。

珊珊瞳孔正在逐渐散大。

只能去急诊照CT了，回来一看，前额的位置全是出血。

其实我们一看片子大概能知道病人做完手术是死是活，是残疾还是植物人。

如果出血量少，把它清了，一般问题都不大。

但珊珊出血量挺多，还破到脑子里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再进行一场手术，不然，她必死。

陈主任沉默半响，找我要来了上午给珊珊做的增强CT（头部扫描）。

我打开电脑，滑动鼠标一帧一帧地控制片子。

“停，就这里！”陈主任让我停下来。

在珊珊受伤的组织那里，他看了一个可疑的影子，但无论怎么观察，还是无法判断它是什么。

陈主任要我给CT室打电话，做血管重建，用更多更精细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阴影，必须想办法得出结论。

说完他居然直接走了。

联系手术室，备血，联系家属，签字，他这是要准备手术了。

我心里开始慌张。

如果说这个阴影是藏在珊珊大脑里的一颗“炸弹”，我们现在连它的种类，具体位置在哪都完全不知道。

我们真的能够去排爆吗？

陈主任只是镇定地说，别耽误了。下午五点 ，手术准备开始。

珊珊在监护室里面被再次插上了气管插管。

预感到这次可能会有大出血，我们和血库申请了大量的备用血和血浆。

在我们准备消毒手术的时候，陈主任没有动弹，他还在翻看着珊珊手术前后的每一张拍片。

他看到有个可疑的突起，陈主任认定那就是炸弹埋藏的地方——

那是人体血液的核心管道，大脑前动脉！

“这应该是一个动脉瘤。”

陈主任平日喜欢咬手指。然而在手术室里面戴着口罩，让他不能进行这个动作。

他有些不适。但他还是把一只手放在了口罩这个位置。

我能看出他对自己这个猜测的紧张。

正好CT室那边把图像上传了上来——他们说，陈主任没判断错，这就是一个动脉瘤。

增强血管像，可以看到那个罪魁祸首，它就是那个动脉瘤

更不好的消息是，这可能是一百例动脉瘤里仅会出现一个，致死致残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创伤性动脉瘤。

趁着消毒铺巾的功夫，我也去看了一眼。一个莹亮的芒果尖样的小包，从血管壁上凸起。

这将是最挑战脑外科医生的一项手术。

珊珊第一次外伤以后，脑组织挫伤，血管也挫破了。

破了的血管出血到周围，形成凝血块，逐渐包围住血管，形成一个假象：好像已经止血了。

但这层假性的包膜很脆弱，不如真正的血管壁韧、厚，迟早会再次破裂。

珊珊这个就破裂了。

最要命的是，人体动脉血液足，这种出血速度会更快地“压坏”大脑。

手术体位摆好，器械台和手术显微镜都已准备好。

但手术室却异常安静。

麻醉师看了一眼监护仪器上显示着：脉搏112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41/83mmHg。

我耳边只听到，监护仪“嘟嘟嘟嘟”的声音，像是爆炸的倒计时。

麻醉师对我试了个眼色。

我转向看了一眼正在研究片子的陈主任，他点了下头。

顷刻间，手术室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大声说了一遍：“手术病人王珊珊，原切口开颅，已核对完毕，开始切皮了！”

珊珊听不到，一场战斗的号角打响了。

锋利的刀片再次划开了小珊珊的头皮，鲜血涌出。

这台手术是我上过的最痛苦、最无力的手术。

珊珊的创伤性动脉瘤，位于大脑两个半球合并在一起的地方，非常隐蔽。

我们从额部开了口子，只能往下探，这是要在人脑里开辟出一条垂直的，直达动脉瘤的“道路。”  

我面对珊珊的额头，本快长好的伤口，再次被切开，这种感觉很难受。

切开伤口还能依稀可见皮下未吸收的线头。

我抬头，看到陈主任离手术台2米不到的电脑边研究片子，主刀暂时由我同事担当。

和第一次的手术不同，切口下面没有骨头的覆盖了。打开头皮的刹那，脑组织就往外鼓出来了。

脑组织像是不断在被什么东西顶出来那样。

我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创伤性动脉瘤，那家伙在不断出血，必须止住，不然血流完，心脏也就骤停了。  

然而，病情越重，人体内的凝血功能就会紊乱，凝血能力越差。

小珊珊的手术止血很困难。

我和主刀的视野里都是一片红色，我们开始出汗，直到余光中看到一个人影过来。

我抬头往门口方向看去，陈主任双手举起，保持着刚消毒的姿势，走了过来。

他已经研究完片子了，准备上台。

我和主刀退到一边。 

我们俩原先的设想失败了，我们本要把珊珊原来的手术切口扩到更大，给我们更大的操作空间，但现在完全不可实施，因为出血太多了。刚刚那下失血将近500ml，几乎占了珊珊全身血液的五分之一。

我现在手里拿着吸引器不断吸血，帮陈主任把出血的位置暴露出来。

头皮的小出血点没完没了。头皮下面的出血也还没有被控制住，脑组织往外涌。

陈主任卯足了劲控制珊珊外溢的脑组织，逐渐减压。

突然，监护器嘟嘟嘟的声音越来越快，夹杂着报警的声音。

我抬头，麻醉师的显示器屏幕上，小珊珊的心率已经上升到了140多次/分钟了。

我听到麻醉师有些不淡定了，他嘱咐巡回护士：“赶紧取血！”

我低头看向珊珊，尽管心率加快，她的脑搏动也并没有因为心率加快而加快，只是微弱的颤动着。

她的心脏为了给缺血的脑部供血，疯狂跳动。但是持续的缺血，导致这样的跳动是无效的。

麻醉师的话好像加快了在场所有人的动作。

我把手里的双极电凝递给护士，因为珊珊持续出血，双极端部凝固了很多血疙瘩。

这会严重阻碍的双极的电凝功能。

护士要不停的重复擦拭，不停将擦干净的双极传递过来，而我又将清理好的伤口留给陈主任。

二十分钟后，头皮终于全都切开了。

我和同事拿来一整条的长纱布，两个人各扯住两端，然后用整条纱布盖住脑组织。

同事突然来了一句：“陈主任，这个脑组织还往外膨出，恐怕保不住啊！”

陈主任坐在那里，没回应，只说：“来，给我擦擦汗。”

巡回老师赶紧跑过去，擦掉他脖子额头的汗水。

针指向下午6时35分。

他说：“切脑子！”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陈主任做这个决定，心里会有多难受。

可以说，每一个脑外科的主刀医生，每天都以保护脑组织为重任。

脑外科技术发展到今天，从刚开始的毁损性手术到操作越来越精细的显微手术，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

如果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珊珊的动脉瘤会怎么治？

把脖子拉开，把血管给结扎了，很多病人做完手术就偏瘫了。

再过二三十年，有人发明出拿夹子去夹闭动脉，就只治疗局部出血点，能保住血管。

我们现在做手术，会更精准控制切口的位置。往上滑 2 厘米，往耳前多退 0.5 厘米，就不会划断神经，对脑子损伤更小了。

这些精确到厘米的经验，都是前人趟过的老路。一切都是为了保神经，保血管。

那毕竟那都是有功能的脑组织啊，里面团着12对宝贵的神经和百亿级别的神经元。

切除脑组织永远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

针指向下午7时00分。

第一团鹅蛋大小的脑组织被切了下来。然而情况并没有改善，脑组织仍然持续不但的膨出。

第二团同样大小的脑组织被切了下来。

切脑组织不是切蛋糕，脑组织里有很多毛细血管，伴随着被切下的脑组织，就是不停的血管出血，止血，再出血，再止血。

第三团更大的脑组织被切了下来以后，恶性脑膨出终于被遏制住了。

一个实习的护士没怎么上过我们的手术，看到盘子里盛着这么多脑组织，感觉快吐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以前只切过鱼豆腐大小的脑组织，珊珊的脑组织足足被切下来三个鸡蛋大小。

切掉这些珍贵的脑组织以后，我不知道珊珊醒过来以后会是怎么样。

但我知道陈主任是怎么想的。

他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了，他肯定不是在想，不能让女孩死在手术台上，给整个团队惹麻烦。他在想的一定是，做完这场手术吧，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给这个小女孩一次机会。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转身时，看见了他眼里狠决的光。

视野终于清晰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出血，这个时候，手术过去了接近2个半小时。

陈主任想要找到动脉瘤，加以止血。

没找到出血点，血还会出。不加以阻止，其他地方的脑组织迟早还会再膨出来。

陈主任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颜色变深。屋子里的空调调成了19度，已经很凉快，但是陈主任额头的汗珠仍是豆大豆大的，不一会儿就得巡回护士擦拭一下。

虽然增强CT告诉了我们动脉瘤位于哪根血管，可是在满视野都是血液的情况下，去分辨出具体的血管，很考验术者经验。

陈主任只能顺藤摸瓜。

毕竟你看了一眼地图而已，就像你知道全聚德在王府井的那条街。但你到了王府井那里，没有下一步的导航，还是需要一家店一家店的摸索排查。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针指向夜晚十点。

四处都是探索时又出现的出血点，陈主任依旧还在止血，还在寻找。

小珊珊的血液已经从最开始的鲜红色变成粉色了。

是灯光长时间的照射，晃坏了我们的眼睛吗？不是，人在大量失血的时候，会丢失很多血液凝血因子，凝血因子丢失，血液就很不容易凝固，所以就更不容易止血。

麻醉师又查了血红蛋白，小珊珊的血红蛋白已经掉到了5克了，正常值是12克以上。

又输进去一袋血浆。

突然，陈主任找到了一个出血点，出血很猛，呼呼的出。

我们很紧张，但是陈主任眼睛却一亮，本来困顿不堪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

这是大脑前动脉的主干了，终于找到了。现在就是顺藤摸瓜要找到那个动脉瘤了。

陈主任的策略就是打算拿一个微型的开口的夹子，把动脉瘤那个地方夹闭住。

可这就像是找一串葡萄里面的坏葡萄一样，你顺着藤，也得把这个坏葡萄和其他的枝条分开才能摘下来。

不能为了一个坏葡萄毁了整个葡萄藤。

血管即是如此，这段血管虽然直径只有2-3毫米粗细， 却供应这重要功能区域的血液，不能贸然牺牲。

可是陈主任每次往深部一分离的时候，稍微一晃动，就是一次大出血，血压刷刷的掉到70/60。

若是换做当时的我，可能顶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把这个整根血管都夹上完事了。

把整根血管全都夹闭了，先下来手术台再说也可以啊。至少孩子不会死在手术台子上。

那样后续和家属解释的麻烦程度不言而喻。

但如果整根血管夹闭，术后伴随而来的脑梗塞，很有可能也要了孩子的命，那手术做和不做也没啥意义。

陈主任显然选择了更有风险，但是对珊珊更有利的方式。

但珊珊的血压已经低到测不出来。

麻醉师不停地喊停：“赶紧输血。干什么呢？先停一下，先停一下，先输血，心率快崩不住了。”

几乎到达170的心率，血压60/40，血红蛋白不用想很低了。这也说明输血的速度赶不上出血的速度。

再这么下去，心脏会受不了超高频率的负荷，极度可能发生室颤。珊珊会直接死掉。

陈主任抬头看了看手术室的表。

他用几枚临时阻断血管夹，夹闭动脉止血，上面压上棉条，不出血了。

我们趁着这个空档快速输血，等珊珊生命体征稍微平稳一些，再拿掉棉条和夹子，分离，再找出血点。

珊珊瘦弱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没有多少血液。看着地上摆着的输完的血袋，我觉得珊珊体内的血液已经被换过一遍了。

如此反复，来了有3次，陈主任终于找到了动脉瘤和其它四处出血的地方。

他最后一共用了5枚夹子，将其夹闭。

凌晨十二点，血不再出了。

关颅完毕，我抬起头来看看表，已经凌晨快1点了。手术结束。

术后陈主任亲自去跟家属交待病情，足足讲了三十分钟。

返回重症监护室，继续输血，输白蛋白，小珊珊的血压一度需要药物维持。

直到3天后，逐渐撤掉了升压药物，我才感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这孩子基本能算活下来了。

第二次手术之后2天左右，珊珊就开始发烧了，经常烧到39度左右。

本来都快消肿的脸又再次肿了起来。

我们怀疑是细菌侵入，导致的颅内感染。

颅内感染这个病，也是最令我们外科医生难受的病，没法开刀解决，只能用药慢慢调整。

我们想尽了办法，用上了高级别的抗生素，暂时压制住了发热。

后边的三个星期里，我们用珊珊的脑脊液多次研究，却没有培养出任何细菌。

我很矛盾，既不希望培养出来，因为颅内感染很难治。但是也希望培养出来，这样可以对症下药。

3周以后，我们不得不暂停使用抗生素，因为珊珊出现了骨髓抑制的表现。

可是不用抗生素，珊珊的体温就一下子上来了。

珊珊的病情就像跷跷板一样反复，导致她高热的颅内感染无法得到控制。

7月份，复查的头颅片子显示珊珊有了严重的脑积水。

至于这种脑积水的发生机制，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拿着以往病例的经验去分析，但没有等到我们找到答案，珊珊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了。

我记得那个晚上，珊珊自主呼吸消失，自主血压也需要药物维持了，双侧瞳孔散大。

陈主任让我再复查个CT看看，可是我知道这个CT毫无意义。

陈主任说：“你必须去，得给家属一个交代。”

去往CT室的路上，我看见小珊珊的父亲已经疲惫不堪了。

此时的小珊珊没有一点意识地躺在床上，和当时配合护士笑笑数手指的时候，差距太大了。

最主要的是珊珊的大脑已经无法控制眼睛睁开或闭上。

为了防止角膜长期暴露于空气中导致角膜溃疡，我们用了油纱条覆盖在她的双眼上面。

我和珊珊的父亲，推着她的床往前走。

珊珊的父亲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突然说：“杨大夫啊，这孩子我不想治了，我看着她太痛苦了。”

我看着他，良久，他又小声说道：“另外，能把她有用的器官移植给别的孩子吗？”

我没回他话，因为我的注意力在小珊珊的身上，我时刻看着移动监护仪上的数字，还得看着手上的脉氧仪。

我得保证小珊珊平安做完CT。

珊珊啊，咱们不是还拍了照比过耶了吗，咱们不是快要赢了吗。

回去之后，我和珊珊父亲谈了很久。

第二天晚上11点多，珊珊平静地走了，我们没有过多的胸外按压和抢救。

因为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还有感染情况，珊珊的遗体不能用来器官捐献。

去世后第二天的早班交班，当读到32床王珊珊死亡的时候，全科室都安静了，大家什么话都没说。

我们医院里的脑外科同仁们，这些年除了医术，还学会了沉默，面无表情。

老陈自己也是这样的，当主任，得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事情一晃过去了六七年，很少有人再次提起珊珊。

并不是因为我们铁石心肠。

我换过几部手机，仍存着一张她第一次术后比“耶”的照片，但我也不忍心再打开看。

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家属的情绪，更会影响团队下一次进行手术的信心。

我们脑科医生，会保护自己的双手，尽量不干重活，那是抖一下都可能出人命的手。

但可能更需要保护的，是双手之后的那一颗心。

就像陈主任说的，勇敢一点，才能继续前进。

否则那对其它还需要救命的人不公平。

我还记得，这次医疗事件过后，护士笑笑拿来一堆为什么来问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眼看着就要挺过来说出血就出血了呢？

我能解释一部分的为什么，我也能说咱们还能做什么，但我无法弥补她心里的遗憾。更没太多时间去安慰。

我要去奔向下一场手术。

在这篇故事的最后，我想讲讲在手术之外，关于人的部分。

杨正经的稿件在交到我手中时，我总觉得故事中的老陈过于冷静，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杨正经却说，冷静才是真对病人负责。

神外医生的特殊工作环境，要求他们必须保持完美状态，和团队互相配合。

一台手术不仅是主刀医生个人的，也关系到整个团队的状态。

只有在珊珊去世时保持冷静，才能保护好自己，确保能全力以赴去救治下一个病人。

勇敢一点，继续前进。

这句话一直记在杨正经的心里。

插图：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