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我参与的十件事

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我参与的十件事

我今天要讲十个问题，光华建立30年以来所经历的十件大事，主要是跟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关的。

第一、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问题。这是我们经管系刚成立的时候就承担的一个国家项目。在经管系教授的共同努力之下，再加上其它学校教授的参加，终于完成了这个国家项目。当时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3%左右。跟发达国家相比就不用说了，我们的标准应该定在占国民收入的4%，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超过了4%。这是我们光华的前身经管系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作的第一项贡献。

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突破口在哪里?当时经济学界都提出要“放价格”，价格放开了，我们经济改革就好办了。穿衣服要扣扣子，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的扣子都错了，当时说先要放价格，光华不是这个看法。当时经管系一些教授都认为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它没有真正的企业，它的产权不明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就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于是，我们经管系也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股份制，为什么搞产权私有化，所以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压力很大，但照样在推进。最后，终于认为产权改革是重要的。

第三、我们所参加的《证券法》的起草。《证券法》的提出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因为股份制已经在推行了。《证券法》谁来起草，当时提出一定由专家起草，交给厉以宁去办。当时经管系即后来的工商管理学院一直承担着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大家都知道，很不简单。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在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了，这是我们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作的一项贡献。

第四、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感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当时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说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之间发生了债务方面的纠纷，如果是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因此是有罪的，这就不公平了。那时候我到了政府，就带领光华师生参与了政协的一些研究项目。最后给中央写了报告，这就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后来又出台了非公经济新36条。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全国政协起的作用，但是北京大学的师生，经管系一直到光华管理学院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作了贡献。

第五、扶贫开发。主要在贵州毕节实验室，毕节试验区是胡锦涛同志做贵州省委书记时由他建议设立的。毕节是贵州最穷的一个地方，七万多人口，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成立了毕节试验区以后，专家组组长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水利体制规划，种什么树，什么样的土壤适合种什么等等。结果当年我年纪大了，所以2003年换届，中央统战部任命我做组长，我做组长带领光华的教员，把贵州毕节作为一个扶贫点。我去的第一次会议上，先问几个问题：国有企业改的怎么样了?没动。城市建设有规划没有?没有。就业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不行。种树是要紧的，土壤改革是要紧的，但是不管搞什么实验区，必须要搞国有企业。怎么改？到外省看看去，看看人家怎么改，国有企业怎么改成混合所有制，改成股份制，选择引进民间资本来改造。这样毕节的建设就加快了。

在毕节还有一个问题，干部的素质低，干部不懂市场经济。我们想办法从天津开发区请他们帮助，请北京大学的校友帮助，结果办了六七年，让毕节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来光华学习。本来以为办三期就可以了，结果每期一个月，第三期办完了，毕节的领导干部说，需要再办下去。他说这些干部培训完了回来工作，贵州省把他调走，因为他已经学过了，调到贵州其他的地方，就这样又办了三期。这样我们光华的教员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事情。

第六、区域发展的新思路。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平衡条件下，怎么能发展起来呢?我们长期的战略叫“梯队推进战略”，因为中国的地势，西部高，中部高一点，沿海最低，这样一步一步推进。所以在光华管理学院，我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再加上地理系的，再加上社会系的，大家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区域发展要有新的思路。什么新的思路?我们在地图上把全国的所有的县分成三个类别，然后分门别类，一个是发展的，涂上红颜色；第三类是最穷的，涂上蓝颜色;当中的涂上黄颜色。三种颜色一涂，地图清清楚楚，红的在沿海、沿江那些大的铁路干线的附近。蓝的在几省交界地区，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出新的思路，就是城市联网辐射。所有的这些城市都互相联网，形成一个比如说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地方，从长沙、南昌，一直到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围成一个圈，这层圈向里逐步进军，这样才解决问题。

第七、我们参与了股权分制改革，大家知道股份制虽然有改革，但是中国有一个难题，就是国有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国有企业改股份制怎么改?如果把全盘都改了，当时反对力量很大，说不能这么做，把国有资产都变成了可交换的，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建议就是存量不变，增量股份化。存量都不变，一些人们就放心了，这样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改革就上马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和建议就出来了。因为它存量不变，存量占大头，所以股东会开不起来。但是，两种并存，股权分制在全世界是没有的。所以，从国外回国的一些学者，就说你们搞股份制，搞的不伦不类，全世界哪有说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我说你试试看，你不在中国，你没发言权。我们在中国，知道中国必须这么走——先走“双轨制”。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股权分制，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就成为了世界规律。这样中国正在走向股权分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为国家出了很多建议。

第八、我们所做的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全国高考，考文科，考理科的都把报取光华作为志愿。我们能够教他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教不好，我们对不起家长，对不起中学老师。这么好的学生来，你们没给他们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把教育方面内容给它充实，这是在尹衍樑先生的帮助之下搞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总算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任务还是很重。

第九、我们参加了林业的改革。中国的承包制是农田承包制，农田承包制搞了，林业承包制怎么搞，林业改革怎么搞?我们很多教员参加了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国有林场的改革，这样我们在林权改革上的确是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并且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第十、现在还没有完成的，正在做的，就是搞中国经济的低碳化。中国经济必须走低碳化的道路。我们参加环境保护的改革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搞低碳化跃进了一大步。现在有我、朱善利教授、黄涛教授等成立一个专家组，这是国务院的项目，因为中国必须走低碳化的道路。对于低碳化，我们建议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看来是不够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现在加一条，第五个目标就是低碳化。环境是我们共有的，资源是我们共享的，我们必须把低碳化做好。

以上讲的，就是30年以来，我个人参与干了十件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