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厉以宁去世：当下中国，最需要干这一件事

来 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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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2016-11-23，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

厉以宁当时花了一天时间亲笔写下万字手稿，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出秘方良药

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

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而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要让企业能够做到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如果企业做不到，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如果不把供给和需求连在一起考虑，简单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地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得到重视。

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必须认识到，供给侧改革它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02. 政府要懂得及时退出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政府有规划、引领的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第二，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比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等。

但政府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要懂得及时退出，政府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03. 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

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另外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可以举个例子，供给侧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劳动力在西欧国家，农民、旧农民，因为农民在农田里头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

大量农民的进城在西欧这是事实，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西欧没有这种情况，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了。男的可以从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重体力劳动，可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这个问题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

怎么解决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缝纫机发明了，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的变成缝纫机大量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缝纫机的修理者。

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就业。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地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他们说我们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推广了，只要你通上了电，一插机器也转了，农民这个时候利用电力就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地，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层。

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主要是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双11”有这么大量的销售，增加了多少就业？

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要发展地看来，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

04. 政府应解决好诈骗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这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就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刚才讲的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

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而来，只要技术发展以后就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是缓慢的，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需要很严密，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05. 观念转变并不容易

供给侧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不要着急，应该把目标中的几个目标完成。

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不行，“老字号”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没这个情况，酒再好巷子深，购买很难，我不去购买，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

“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观念上我是“老字号”，现在看看，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不断适应，外卖什么都有。“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06. “企业家”这个词过时了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很多成绩。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讲“首个”，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6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这是熊彼特当时的观点。对啊，当时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所以我们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谈到创新问题，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

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许多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是在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市场的创造可以举一个常用到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4个推销员，让他们去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

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

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用什么方法呢？他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梳子有第二个功能，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

第三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还有好多订单，他是因为仔细观察发现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后头发就乱了，于是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每天在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可以用梳子梳一下，方丈觉得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

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好几千把，还有好多订单。怎么做到？他对方丈说，庙里经常有人捐钱，那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纪念品，方丈就订购了好几千把。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功能，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它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

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他当初的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这的确是熊彼特100年前工业化初期之前的情况。

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唯一的就是趁现在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缝纫机工人。

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

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资金就多了。

所以中国整个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这么想，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什么样的？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

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

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真正的企业家，熊彼特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开始，现在尤其不一定是创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古典经济学什么原则呢？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

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开始，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

现在人，最优是做不到的，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谈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场了解的，能够一家一家看，能够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决策，你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不是最优的。

人家习惯中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次优选择。

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一盒针拿出来，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

挑针，第一针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吗？

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既定诈骗增多的话，会有什么情况？法律又没有根治……

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方式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现在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08. 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

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

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

新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引起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谈三个问题：第一，重在预调；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

其实过去已经吃过亏，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一定要滴灌，滴灌就是精准扶贫。

我们在贵州调研，我之前是毕节地区扶贫的专家组组长，后来是总顾问，就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

首先重作规划，山上人要下来，山上人不愿意下来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回山上住了。

我们问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现在中国正在悄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的表现，现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在陕西考察，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种稻子只能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边上好多县，其中叫西乡县，它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多得是，我把所有地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

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

回来干吗？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打工的回来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飞禽朱鹮，建保护区，让它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个习性，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不会再有第二个配偶了。

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忠贞不渝，特别礼拜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

09. 最需要的是创新精神

最后，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是可贵的。

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过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

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加大保护力度，要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取得进展。

《厉以宁：中国现在需要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

2018年，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

今天的议题，我讲一讲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怎么样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首届蔡元培奖之七：

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

——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

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4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01.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

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02.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

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岱孙先生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3年“劳动改造”。

他的家被抄过3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

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10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

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03.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

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04.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

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

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

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

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

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

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05.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

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

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

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

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

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

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

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

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

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06. 所有制改革：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

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

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07.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

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3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

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3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3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

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

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

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

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

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

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

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

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

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08.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

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

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

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

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

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

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

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

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

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

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

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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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 — —   执行主编 | 徐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