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

2023-02-28 03:02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数十年来，厉以宁先生发表了几十部经济学专著。2021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活字文化合作出版了厉以宁先生新著《沉沙无意却成洲：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色》，该书入选首批“中华文化新读”丛书，是厉以宁先生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又一本力作。

该书从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历史的视角，通过丰富的经济史和文化史素材，为读者生动展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交汇，阐释了文化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本重要的著作中，读者可以再次感悟和理解厉以宁先生提出的文化经济学若干重要命题。（尹俊《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交汇——读厉以宁〈沉沙无意却成洲〉》）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厉以宁先生的演讲《为新文化创造经济基础》，节选自《沉沙无意却成洲》。经济与文化向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厉以宁先生所认为的，改革不仅是与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而且是同有两三千年历史的旧文化、旧习惯势力发生冲突。同时，改革的成功也意味着新文化的建立，意味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其间的重要作用和继承创新。

为新文化创造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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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本文节选自《沉沙无意却成洲》

厉以宁，1930年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希腊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经济改革、新公有制、新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想，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大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和前景的认识就清楚了，对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艰难曲折也就较易理解了。

一、人的研究

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向谁提供产品和劳务？我们为什么要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和劳务？这就是说：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应当是大家都懂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人不是单纯地作为劳动力而生活在世上的，人不是为了生产，生产是为了人。生产的目的是使人们得到更好的关心和培养。假定只顾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而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没有提高，人们并没有得到尊重，人们的潜在能力发挥不出来，这些都不符合生产的目的。

根据这个朴素的道理，我们可以给经济学下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不仅限于研究如何增加物质财富，更应当研究如何利用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物”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人”。

根据这个朴素的道理，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意义：经济改革并不仅为了使我们将来能够拥有更多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能够过富裕的生活，使他们有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得到社会的关心、培养、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经济而论经济，就经济改革而谈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现状距离我们的要求或理想有不少差距，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新文化的建设。我们相信，只要这几方面的改革与建设取得实质的进展，劳动者的积极性被真正调动起来，人的聪明才智充分施展出来，不但我们的平均国民收入会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不断增长，而我们的国民素质也必定因经济发展和新文化建设的成就而大大提高。改革，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二、新文化尊重人

1949年以前，忽视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旧文化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旧文化还是这样强大呢？这是因为，旧文化在新的形势和新的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

当然，1949年前后的旧文化是有一定联系的。旧文化的特色是非科学和非民主，新文化的特色是科学和民主。关于这一点，前人早已作过分析。现在需要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概括。旧文化以神为中心，新文化以人为中心；旧文化强调的是权力，新文化强调的是知识。正因为旧文化强调权力，所以旧文化是一种官本位的文化，而由于新文化强调知识，所以新文化必然以人民为出发点，以科学为出发点。这样，无论是1949年前的旧文化还是1949年后以新形式出现的旧文化，其共同点就是迷信，而不以人为中心；就是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求，而不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民。正由于旧文化在旧日中国经济中的基础非常坚固，旧文化在封建土壤中的根扎得太深了，所以1949年以后，除原来的旧文化照样存在外，又加上新形式下的旧文化。这就是说：在1949年前的旧文化未被清除的同时，又增添了1949年后的旧文化。如果我们把1949年前的旧文化称做“标准的旧文化”，把1949年后出现的新形式下的旧文化称做“改装的旧文化”的话，那么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内实际存在于中国的，是两种旧文化，即“标准的旧文化”与“改装的旧文化”的并存，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两种旧文化最明显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以后)，“改装的旧文化”已经有较大的减弱，而“标准的旧文化”的减弱程度则小得多，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农村中的大修祠堂、大造坟墓、大讲婚丧排场等)还有所滋长。这一方面说明了旧文化存在的独立性，即并不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改革的进展而立即消逝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还表明：只要旧文化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和习惯之中，那么旧文化的表现就可能与人们的经济能力有关。家庭收入太低，连饭都吃不饱，即使人们想修祠堂、造坟墓、讲排场也会力不从心。当然，这不是说没有人用举债的方式来操办这些事，而是一般地说，人穷，这些自然会从简；有了钱，“标准的旧文化”很快就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并滋长起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单纯依靠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并不能消除旧文化，甚至连标准的旧文化也难以消除。由于旧文化处处是否定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的，是以愚昧、盲从为特征的，所以在中国，要真正消除旧文化和促进新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这种教育，不是仅仅以传授知识和技术为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把“人的现代化”作为主要内容。

要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人的解放”，就谈不到生产力的解放。新文化是同“人的现代化”“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懂得新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

三、新文化的基础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旧文化的势力这样强大而新文化始终这样弱小呢？原因在于新文化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1949年以前的旧文化以旧的经济制度为基础。而从50年代末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另一种形式的旧文化，即“改了装的旧文化”，也是有经济基础的。这就是僵化的产品经济体制，是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抑制了生产者积极性的传统形式的公有制，所以新文化还是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在于冲破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为在中国建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指明了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仅改革旧经济体制，建设新经济体制，而且也反对旧文化，包括那种“改了装的旧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政企分开、官商分开、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的新型公有制。

只有把经济改革的任务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我们才能懂得这10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之重大意义，也才能了解我们的改革事业之艰辛、困难。以新经济体制代替旧经济体制固然不易，以社会主义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尤其困难。改革中存在着利益调整问题。旧文化、旧习惯支配着人们对利益的看法、对发展生产力的看法、对教育和文化的看法，而旧经济体制又造成了平均主义和一系列利益刚性(如工资刚性、就业刚性、福利刚性等)。改革必然要触动每个人原有的利益。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有五个方面的利益，哪怕有四个方面的利益增加了，只有一个方面的利益减少了，那么他很可能对改革有所不满，因为利益的增加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利益(即使是不合理的利益)的减少，他则认为是不对的。于是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因利益摩擦而发生的不满。可见，人们不从利益观念上有较大的转变，不破除平均主义和旧经济体制造成的利益刚性，不破除利益本位的各种利益攀比，不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观念、新利益观念，改革再往前深入，阻力会越来越大，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相应增加。只要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改革不仅是同有30年历史的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而且是同有两三千年历史的旧文化、旧习惯势力发生冲突。改革当然是不容易的。

第二，改革无疑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利益，但由于改革打破了(或准备打破)旧体制下的利益刚性，又使人们失去了某种原有的利益。所以，当人们只注意原有利益的失去而不注意新利益的增加时，改革遇到的阻力就加大了。

第三，利益刚性是不合理的，由利益刚性所带来的原有利益中有些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非改不可。我们的改革绝不能就此止步，不能因为怕触动这些不合理的利益刚性而止步，否则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不起来，中国经济无法繁荣。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我们同有两三千年历史的旧文化的冲突的角度看，1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历史将会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

一旦新文化有了自己的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和新型公有制)，新文化必将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进展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立将是同步的、不可遏制的。

六、企业家能做些什么

在国内，当我谈到经济改革与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有些企业家问我：“新文化建设是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事情，一个企业家能为新文化建设做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企业界在新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别人不能代替的。我对他们说：要使新文化对旧文化取得胜利，光靠知识界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当企业家和新公有制之下的工人、农民参加到新文化建设中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共同摒弃传统文化、旧习惯势力的时候，新文化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综合起来说，企业家不仅在经济改革中为新文化建设而尽力，而且他们本身也在建设企业文化，即新文化的一种形态。这里特别需要说的是企业文化的建设问题。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企业职工的信念和凝聚力的体现。如果企业仍然停留于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缺乏联系，那就不可能形成企业文化。因此，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职工与企业利益的一致，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部经济条件。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有赖于企业的外部经济条件，即企业应当处于竞争性的商品市场环境中。假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企业同外界的经济关系不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企业的交易活动全都由指令性的计划所规定，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加工车间，那么企业也就无法使职工树立以效益、竞争、风险等观念为中心的价值准则，职工与企业之间也就缺乏一种患难与共、利益均沾的适应关系存在的基础，这样，企业文化的建设必定是一句空话。

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从经济上说最为重要的，一是企业自身的改革，即企业从传统的政企不分的公有制企业，转变为具有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新型公有制企业，从内部解决企业与职工的适应问题；二是企业环境的改革，即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应当是竞争性的、交易活动公开化和合约化的环境，市场既给企业以机会，又给企业以压力，从而企业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调整自己与全体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彼此适应的关系。这两个条件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建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公有制的结果。

从文化上看，由于企业文化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不可能脱离新文化而孤立地存在，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产生条件，必须把新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整个文化背景来考察。社会主义新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特色。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新文化区别于旧文化的重要特征。就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来说，如果忽视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忽视了人的主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那么企业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缩影。企业中的人与人的交往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环境而实现的。假定整个社会被旧文化所支配，假定作为旧文化的核心的非科学、非民主的思想仍然统治着社会，假定用利益原则来处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等做法仍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那么也就谈不上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与经济改革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在文化领域内要进行变革并且使新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相形之下要困难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改革不会遇到阻力，不会发生波折。就以新型公有制的建立来说，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阻力和困难，这方面的进展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新型公有制的建立，包括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变，企业与职工之间关系的改变，特别是职工不再以名义的所有者身份出现而以实际的、具体的所有者身份出现，也需要涉及传统价值观念被拋弃和现代价值观念的树立等问题。但不管怎样，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只要朝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公有制的建立等方向前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就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以证明经济改革是有成效的。这时，无论什么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新型公有制进行非难，都会在得到经济改革实惠的群众面前被冷落。但包括企业文化在内的新文化的建设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响。新文化建设意味着旧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旧文化在这方面的统治是牢固的，阻力不仅来自社会，而且来自人们自己。企业文化的成果固然可以直接反映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上，但人们往往不把这种效益的提高归结为文化建设的成就，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相反地，新的就业观念、新的劳动报酬原则、新的福利标准、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消费态度和投资心理等，很可能引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文化深刻影响的人们的不安，因为这一切都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企业内部存在着这种不协调情况，企业外部也存在这种不协调情况，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在文化方面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在经济方面所遇到的阻力更大，清除这些阻力的文化建设工作也就必定更艰巨。

(1989 年)

本文为节选，原刊《沉沙无意却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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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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