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曾在国内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始终关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据北京大学官微，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厉以宁先生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贡献了大量重要的思想，倡导股份制改革，更亲历一线参与推动改革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历史实践证明了他诸多真知灼见。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厉以宁先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心不变，道尤宽”。倾注毕生心血，走在中国城乡土地上；拨动思想密码，将学术科研融入生命中。只为“广厦城乡大众安”，所谓经世而济民，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厉以宁于1930年11月22日出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因此从金陵大学附中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立志实现工业救国抱负。

新中国成立后，厉以宁将目光投向了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他报名高考。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就替老同学做主，把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

1951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多年以后，厉以宁曾深情回忆这段往事：“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3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

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宣传股份制。1986年，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的文章。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

社会高度肯定了厉以宁的功绩，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此外，厉以宁还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低碳经济发展、扶贫、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很多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第三次分配”概念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事实上，这一概念正是20世纪90年代由厉以宁最早提出。

1992年，厉以宁教授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厉以宁教授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教授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摘自1992年厉以宁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教授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厉以宁教授指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情况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但由于每个人获得的收入多少不一，总会形成收入的差距，而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于是就会有“第二次分配”。

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个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较大还是较小，都意味着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关于“如何做好三次分配”，厉以宁教授也指出过解决路径。

厉以宁教授表示，第一次分配中，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提高，当然无法提高劳动收入水平，那么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而且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其他相应工种和等级的工资待遇就会提高。第二，农产品销售价格要逐步提高。在农村，种粮食是最不挣钱的，种粮食的人是很穷的，所以农产品销售价格需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从延伸产业链条中得到更多实惠。

厉以宁认为，在第二次分配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对贫困户和灾民进行救济。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第二，利用税收调节。如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因为单身的人与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第三，现在是到需要考虑遗产税、赠与税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第二次分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关于第三次分配，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国外的一些经验。从第三次分配着手，相信可以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发受到高层和各方关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释放出重要信号。经济学家们认为，要进一步扩展“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将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也是财富之源。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仅能增加有效供给，还能有效提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厉以宁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对我国发展并保有一定规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述，并积极为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把脉开方。他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今后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厉以宁认为，“实体经济发展起来需要人才、新的营销观念、新的管理理念等，这些问题不是简单说说就能实现。需要思考如何把农村中的营销问题跟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走创新这条路，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卖不出去，经济就会陷在不好办的格局中，工业要转型升级、农业要脱贫致富、服务业要提质增效，除了在产品设计和质量上下功夫外，还要在营销方面下功夫，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产品推向国际。”

厉以宁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要摆脱经济脱实向虚和“资产泡沫怪圈”的出现，在经济实践中就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如果没有强大的、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而且制造业的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能为农业、服务业提供原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所以在新形势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推动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做到八个字：做精、做强、做稳、做大。做精就是在本行业当中做出自己的特点，如果不做精就没法做强，不做稳就没法做大。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企业既要在资金方面有所储备，更要有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储备，这样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才能够占领制高点。”厉以宁教授表示。

2018年，厉以宁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定要有相当大的民营企业，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们？主要是政府对所有企业在法律上一视同仁。

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就非常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厉以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民营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2003年下半年，厉以宁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厉以宁说，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一年多以后，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非公经济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厉以宁多次谈到培育一支适应产业结构演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家队伍的重要性。企业家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企业家不仅要具备相关领域的行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政府要采取鼓励措施，引导更多优秀企业家向实体经济汇聚，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协调供需平衡、激励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和推动制造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2017年，厉以宁在文章《中国发展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中强调，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他写道，“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制度建设的日益完善，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唯有完善了制度建设，营造了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才能激发出企业家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8年6月19日，厉以宁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国REITS论坛启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的开场主旨演讲。他表示，企业家的培养光靠企业家精神是不够的，企业家精神必须跟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旧观念。如果没有新的思路，上一次的失败只会导致再一次的失败，只有通过创新，只有改变思路，才有可能实现成功。只有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企业家的发展，也才能培养更多优秀企业家出来。在国际市场上，只有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国制造业产品、中国制造业品牌，而不分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