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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逆袭史:在低调中率先走向共同富裕

福建逆袭史:在低调中率先走向共同富裕

财经





撰文 | 维舟

责编 | 翟梓然




因祸得福的福建

         

我岳父出身福清山村,谋生艰难,曾在南平(包括光泽、顺昌)工作17年、宁德8年、厦门2年多,之后又回到福州住了二三十年,可算是见识过了福建各地。福州到宁德不足100公里,但1980年代初坐车仍要花去几乎半天时间,无论是人还是货物,往来省内外各地都不方便。他不止一次感叹,那些年月哪里想过“共同富裕”?倒不如说是“共同贫穷”。


在谈到福建时,这是经常会被提到的现实:这个省份地形崎岖,交通阻隔,又人多地少,以至于老百姓常常得竭尽全力才能糊口。像安溪如今早已名列全国百强县,但时至1985年仍是全省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一“脱贫致富”的神奇转变,常常被归结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很少人提及的一点是,福建其实也是“因祸得福”——曾经对它不利的那些条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却可能变成它的优势。


福建平地极少,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沿海的小块平原上,这使它在沿海开发开放的时代,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中心趋于合一。历史上的“八闽”原本有五府州地处内陆,但现在已撤并为三;1851-1953年间,福建沿海的人口占比从70%上升到了76%,到2010年,内陆南平、三明、龙岩三市已仅占全省总人口的21%,2020年再度下降到19%。没有一个沿海省份像福建的人口分布这样合理,像山东就截然相反,胶东半岛(青岛、烟台、威海)经济发达,然而人口仅占全省20%——在人口分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下,要让每个人都利益均沾,当然也就更难。



福建到处崇山峻岭,难以开垦,但也因此,福建的森林覆盖率是全国最高的,由于水土破坏小,生态非常稳定,福建的旱涝灾害很少。郑景云曾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区,统计1471-1991年间五百多年的旱涝发生频率,发现闽浙沿海地区的旱灾频率接近于最低点。虽然百姓生活不易,但因为很少大灾,税赋又轻,福建历来很少爆发农民起义,也有利于财产的稳定积累。


山峦叠嶂确实阻隔交通,但也因此,福建僻处一角,自古远离战乱,并且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福建沿海的河流都是平行入海,构成独立的流域,天然就形成不同的地理单位,因而李孝聪在《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中说,福建有着突出的文化多样性,因为“全省范围内缺少一种具有正统性、稳固性、辐射性的领引文化系统。福建也没有能为全省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方言、戏曲、民间信仰、民风习气。”



这使得福建呈现出一种与平原地带迥然不同的离心式心态,每个地方都发挥自身特长,各谋出路。本来中国文明的文化空间结构、群体行为模式都是向心式的,但在福建这样的边缘地带,却有强大的非向心性特点,这就很自然地导向一种分权化的地域均衡结构。实际上,与福建这种地形特点最为近似的,不是国内哪个省份,而是日本。


与此同时,福建因为土地瘠薄,个人谋生不易,历来倾向于聚族而居,又有着显著的向心性和凝聚力,至少族内维持基本的公平性,男女老幼各安其份、各尽其力,都有一口饭吃。这和像河南、河北这样平原地带散沙化的社会形态大不相同,虽然宗族有浓厚的保守传统倾向,但族内分工协作早就达到很精细的地步,即便未必总是平均分配,但至少照顾到个体的福祉,而宗族作为一个组织,其资本和力量在市场上也远胜单打独斗的原子化家庭。


正是因为福建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看,像是没多大价值的“穷乡僻壤”,结果又反而使得它避免了那种人口稠密的小农模式。无论是矿产还是物产,福建传统上都不算丰富,加之又交通不便,结果是直到解放前,公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很低,计划经济就算想搞,在这里也没有基础。



1949年后,福建沿海一度成了前线,1962年还有一发炮弹落下,炸死了在厦门大学操场上吃草的牛。可想而知,那会只会把三线企业建在远离前线的内陆,绝对不会考虑东南沿海。福建一度连续26年国家固定投资全国倒数,其经济总量之所以长期在全国下游徘徊,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在这里。


然而,等到改革开放时期,“前线”顿时就成了“前沿”,四大经济特区,除了三个在广东,剩下一个厦门就在闽南。在市场经济的全新大环境之下,福建原先的劣势突然变成了优势:它没什么计划经济的底子,也就没多大包袱,可以轻装上阵,本地原有的传统催生出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福建民营经济占比全国第一),而多元化的各地特色经济,又使每一个地方都各尽所能,做到全省均衡发展。



         

山海经: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前些年,电视剧《山海情》曾火爆一时,讲述福建对口扶贫宁夏的故事,而脱贫的主要手段就是种蘑菇——这看着是农业,其实是副业,也需要和市场打交道的一系列商业技巧和头脑。对于祖祖辈辈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适应,但对福建人来说,却是早已有之的必备生存技能。


福建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著名的“胡焕庸线”以南,福建耕地面积比例(10.97%)最低,甚至还不如北京(13.79%),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断言,该省“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群山连绵,却缺少高海拔山脉,也没有广阔的台地,更没有大平原的地区”。正因此,福建人自古就明白一点:单靠种地是养不活一家老小的,只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副业和工商业中赚钱。



早在宋代,闽北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就已经“无远不至”(朱熹语),当地良田极少,但雕版印刷所需的木材不缺(造纸也需要木材),在作坊中加工后,比单纯卖木材或纸张的利润高出至少数倍。闽西也一样,一度在外界眼里是封闭落后之地,但深山中的四堡却曾是清代书籍印刷、贸易中心。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物产是茶叶,英语里tea(茶)最初就是源于闽南语里对“茶”的读音,因为欧洲的茶叶,最初就是从闽南出港的。宋元时期泉州港被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当时拿来和海外贸易的物产,就有安溪的茶叶、德化的瓷器,其共同特点就是质量轻而价值高,并随着商品化而形成高度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晚清时期,闽江上游的闽西北山区茶、纸、木材等传统产品的生产与贸易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催生出一批专业化的城镇。直到今天,不同于很多省份的酒桌文化,闽南人谈生意都是先喝茶;从福州站出来,两边的灯箱广告也不是白酒,都是白茶、大红袍、茉莉花茶等各种茶。



中国社会历来的主流是农业文明,但福建社会的主流却属于海洋文化,明末大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早就说过:“海,闽人之田也。”中国的传统商业习惯与现代市场经济常常格格不入,但这在福建却不太成问题,因为当地人早就习惯了出海讨生活,并通过海上商业力量来带动本地劳动分工和经济职能分化,由此走向整个区域的经济整合。


经济史学者苏基朗曾在《刺桐梦华录》中分析泉州的经济兴起时说,当时“闽南的经济表现十分均衡,整个区域分享着空前的繁荣,经济机遇向闽南广大阶层敞开了大门”。他认为,繁荣有两种类型:广大社会阶层都受益的繁荣和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繁荣,而闽南的这种现象就是前者,可称为“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


福建人这种“靠海吃海”的海外开拓精神,在全国都罕有其必,近代90%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出自闽粤两省,在闽南的一些侨乡,外迁人口竟超过总人口一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据说仅福清一地,近些年就有多达20万人在日本、美国、非洲、南美等地做生意。这也意味着,福建民间其实比当地经济数据呈现出来的样子更有钱,因为海外亲戚汇过来的钱不会计入GDP和本地居民收入,一些人就算不干活,靠这些侨汇,日子也能过得挺舒坦。



靠海吃海的是富了,靠山吃山的也不差。福建全省最穷的南平市,2019年人均GDP也高达74036元,高于全国平均(70892元)4%,福建也因此一度成为全国唯一所有地级市人均GDP都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虽然在省内垫底,但南平人其实生活也很安逸:人口仅260多万,各类资源倒是丰富,在自然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实现了很好的相互作用。


不夸张地说,南平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疫情之前的2015年,仅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武夷山每年就带来1500万国内外游客,实现旅游收入200亿元;武夷岩茶、大红袍等也是远近闻名,2021年南平茶产业实现产值突破350亿元;优势更大的是竹产业,南平毛竹林面积644万亩,占全国十分之一,2001年竹产业产值401亿元,居全国第一。林产加工业向来是“南方林海”南平的传统优势产业,年工业产值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强。不仅如此,山里的资源还带动了食品加工、旅游养生、生物等一系列产业。



这里的关键在于:福建没有特别薄弱的县市,下限极高,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市场环境下明确自己的专长,将本地能做好的领域做到极致。




“三核驱动”的多元均衡

         

当然,要做到均衡发展,也并不只是“依靠市场”一句话就完了,福建之所以能做到,还因为它的经济发动机是一个“三核驱动”的结构。


国内很多省份都只有单核(典型如四川)或双核(典型如山东),但唯有福建是“三核驱动”:省会福州、制造业重镇泉州和经济特区厦门三大核心城市各司其职、各有偏重,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离心式发展结构。2021年,这三大核心城市贡献了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1%、人口的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1%,而人均GDP则基本不相上下。


福建各地的内在自足性很强,地域经济发展格局始终在其内部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之间来回调整,总有二元乃至三元中心,也正因此避免了经济活动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失衡的弊病。从经济中心占全省经济体量、省会首位度、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城市差距等一系列指标来看,福建可以说是全国各省内部最为均衡、合理的省份。

          

◎2010和2022年,福建各市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的比值


2010年,厦门人均GDP一度高达全国平均的整整两倍,但到去年,厦门、福州、泉州这三大核心的人均GDP更趋于均衡——原因不是厦门经济放缓,而是它作为全省门户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2010-20年间厦门人口暴增46%之多!除了厦门之外,福建各地的人均GDP都比全国增加得更快,宁德的进步之速更是惊人。这意味着,福建整体都在提升(过去五年经济增速6.40%,居东部地区第一),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更富裕了,但省内各地的差距却更小了——这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结果!



从上市公司的分布,也很能看出福建明显的“三核驱动”。2021年,除兴业银行、厦门银行、瑞达期货等上市金融机构外,福建全省的上市公司共计206家(40家H股、2家A+H股、164家A股),其中厦门(76家)、福州(57家)、泉州(35家)就占了82%,但剩下各市也都不缺:漳州9家、龙岩8家、南平8家、宁德5家、莆田4家、三明4家。


这里重要的是,福建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有一定规模且独具特色的产业,而在地级市内也同样分布着诸多特色产业。泉州虽然是闽南的核心之一,但其经济中心其实又分散在所属县域,石狮、晋江的纺织鞋服,惠安、泉港的石化,南安的建材家居(南安水头镇号称有世界最大的石材市场)

抛开三大核心城市不论,龙岩有七匹狼,南平有南孚电池,宁德原本是省内基础最差的,近年来宁德时代也凭借锂电池崛起了,至于三明,除了原先的钢铁产业,也有永安林业这样依托本地资源兴起的龙头,当然还有开遍全国的沙县小吃。连一些偏远的小县,也都有自己的专长,如闽东的周宁是全省县城海拔最高的山区县,但上海的周宁商帮以钢材贸易著称;平潭曾是福州属县中最贫困的海岛县,但平潭人在打隧道这个领域全国知名。

福建由于向来人多地少,闽商因而更坚定地在非农业领域另谋出路,其吃苦耐劳、务实进取,勇于开拓高风险高利润行业前沿的性格,一向名声在外,像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都是闽西龙岩人。虽然从城市经济地理布局来说是“三核驱动”,但闽商的行业生态则堪称“百花齐放”,民营小企业多如牛毛,税收数字肯定不如大中型企业,这么一来,政府财政收入一般,体制内工作的收入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却更好地实现了藏富于民。

以前,福建各地资金、人员、货物流动的一大阻隔是崎岖的地形,近年来全省也花大力气打通“血脉”,串起所有县市和主要城镇。1995年我去厦门大学读书时,上海到厦门的“特快列车”仍需要28小时;直到1998年横南铁路通车之前,福建出省只有一条铁路通道。让人惊讶的是,2018年居然是福建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市通高铁;除了三个直辖市和地势平坦的江苏之外,福建也抢先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毫无疑问,交通路网的完善,肯定也有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

为什么福建能实现共同富裕?全部秘密就在这里:多中心的格局之下,无论本地自然禀赋如何,都能通过充分挖掘各自的相对优势,在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一条生路。所谓“共同富裕”,并不是搞平均主义,恰恰是去除那些人为的阻碍,通过市场配置来实现机会均等,让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尽可能地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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