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泰斗厉以宁逝世,曾为中国民营经济带来春天
2月27日,北京大学新闻网发出讣告: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校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是中国最著名、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主持《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推动出“非公经济36条”,为中国民营经济带来春天。
以下内容摘自《厉以宁论民营经济》,作者厉以宁。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奉献精神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种说法的根据似乎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按照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获取报酬,也就是按效益进行分配,这怎么能同奉献精神协调呢?甚至还听到有人说,讲奉献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事情,既然已经转到了建设时期,已经转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再提倡奉献精神,岂不是恰恰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
其实,诸如此类的说法,既是对市场经济缺乏科学的认识,又表明对奉献精神有模糊的理解。市场经济中需要有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市场经济不仅不同奉献精神抵触,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阐述市场经济和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
第一,我国市场经济至今仍处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奉献精神始终是不可缺少的。
在讨论如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体制改革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课题。关心我国改革前景的人,踊跃参加讨论,积极发表意见,通过各个不同渠道提出方案或政策建议。要知道,某些领域内的讨论和观点的陈述,在当时条件下是冒风险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认同的。
如果没有奉献精神,没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心和大讨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改革开放事业顺利推进吗?能使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仅以法制建设和法制完善而言,任务就十分繁重,这有待于人们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根据新情况而提出新建议。
今后同样不能缺少有奉献精神的人投身于这一事业之中。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和社区建设,目前也都在探索和完善之中,这些领域内不也需要一大批有奉献精神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吗?可以说,在市场经济建设战线上,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创新、体制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
第二,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并存的。
这两种效益的协调,既有赖于政府调节的作用,也有赖于道德调节的作用。就以经商来说,“伦理是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经商是人与人物质交换的行为。道德准则与经商行为的有机融合,是经济伦理的核心,是创造辉煌的必然,是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极力提倡的时代精神”。就是说,经商行为可以体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奉献精神和经商行为也是可以统一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
但由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资源投入的回报率不一样,资源必然会从社会效益虽高而经济效益较低的部门和地区流出,结果这些部门和地区将因得不到必需的资源而趋于萎缩。这正是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之一。
政府调节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政府调节能综合地考察资源投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安排,使部门和地区协调发展。
然而,仅有政府调节仍然是不够的。道德力量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通过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对人的进取精神、奉献精神的激发而体现出来的。
各个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效益较低的部门和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总是在市场调节、政府调节、道德调节三种调节力量共同作用之下实现的。近年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扶贫工作的进展、抢险救灾活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对贫困地区的捐献等,不都是明显的例证吗?
第三,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加速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成果,一方面表现为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代新人的涌现。有奉献精神,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成为新人的标志。
奉献精神体现了民族凝聚力,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撑。在1998年的特大洪灾面前,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线上,处处可以看到奉献精神所转化的伟大力量。我们坚信,有了这一伟大的力量,不仅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而且必将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市场经济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奉献精神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市场经济和奉献精神二者在企业行为中将会协调一致。一个企业如果不善于在市场竞争中运行,不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就会在市场中失败,甚至垮掉。一个企业的领导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感,企业可能逐渐走下坡路,最终也会趋于衰落。“在伦理上尽到责任的企业,既能实现组织的目标,又能够按照社会公众的期望去开展自己的经营活动。”因此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创业精神、拼搏精神同社会责任感的统一。
当然,不能否认在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下述现象,即“一些中国富人对于财富有一种天然的炫耀欲望…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例如争买豪宅、名车等。同样不能否认“花888万人民币购买‘宾利’车的毕竟只是少数,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财富是社会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会有那么多人(其中有些还是不那么有钱的人)捐款于各种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或亲身参与扶贫活动、支边活动。
只要钱财不是违法获取的,某些有钱人缺乏奉献精神,不涉及法律问题。应该相信,其中不少人在社会的感染下是会改变看法和调整行为的。
市场经济中奉献精神的形成,要靠健康文化的熏陶,靠社会良好风气的影响,靠人们对社会责任认识的深化,靠人们的自觉和自律。
正如《富贵花开》这篇文章最后所说:“真正的雅致表现的是优美的灵魂。这个灵魂是由古今中外的一切真善美文化所培养、陶冶出来的。一个雅致的人就是一个美的人或者是审美的人。由穷而富,由富而贵,由贵而雅,富贵如同繁花盛开,娇贵美艳,如同富贵花开一般,那才是我们的财富愿景。”
本书愿意引用这段话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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