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厉以宁看来，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一个是体制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前例的，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
厉以宁（2014年）。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高级研究员 马国川
编辑 | 臧博
1980年春天，中南海，在“劳动就业座谈会”期间，厉以宁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慷慨当歌，这是厉以宁有感而发。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后，他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多年，默默无闻。后来还和北大的老师们一起，下放到江西的农场从事体力劳动。“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厉以宁曾经多次引用宋人词句来描述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在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厉以宁才走上北大的讲台。他多年潜心研究现代经济学，又深得大师级学者陈岱孙、周炳琳、罗志如等人的真传，因此授课非常精彩，受到学生们追捧，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与此同时，厉以宁也在密切关注着现实的经济问题。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就业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企业也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无人响应。但是，厉以宁从此开始深入研究股份制。其实，在股份制背后，是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思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明确提出，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1986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上，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在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中，厉以宁坚持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一时获得了“厉股份”的称号。时代的大潮把厉以宁推到了有关改革重要问题研究和建言献策的前沿。在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厉以宁曾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年，也曾受国家体改委的委托，领导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和他们同时开展研究的，还有吴敬琏、刘国光等经济学家领衔的其他多个课题组。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坦承，当时没有想过改革的时间表，“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的”。改革时代风云激荡，唯有大势无可逆转。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新目标，极大地推动了股份制的步伐。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新概念，股份制得到了认可。股份制改革得到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出现新面貌。在这些重要改革成果的背后，厉以宁的贡献不可磨灭。从1988年起，厉以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然不遗余力地为推行股份制而努力。1992年成立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厉以宁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因为涉及利益复杂，关注者非常多，争论也非常大，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证券法》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组织专家起草的法律。从那以后，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某些法律还是由专家组织起草的，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再次担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高票通过。
2003年，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15年之后，厉以宁又转到全国政协。在连续三届任职全国政协期间，他尤为关注民营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很多，民营企业家“原罪”论曾经甚嚣尘上。2003年，厉以宁给国务院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一年多以后，国务院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影响因素存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易事。六年前，在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出席全国“两会”时，厉以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明确产权保护、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产权的纠纷、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他认为“最核心的是产权问题”，“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保障财富安全，然后再让民营企业家发挥自己的才能”。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每年全国“两会”上都曾有这位经济学家的身影。厉以宁的一言一行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曾身陷争议。尤其是随着利益多元化，他的一些观点也引发争议或批评。不过他不以为意，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勇气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反复提醒：“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不管是在人大常委会还是作为政协常委，厉以宁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做官。他“不想当官，只想做学者”。作为一名教授，他从未远离过北京大学的校园。在过去100多年里，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他们魂牵梦萦、不断追问的“大哉问”。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要面对不同的时代，但是一个富裕文明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中国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彷徨过、奋斗过，但是从未放弃希望，“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斯文未坠，道统流传，厉以宁的身上背负着前辈知识分子的厚望与期待，他自己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着思想领域。在厉以宁看来，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一个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前例的，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厉以宁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通过撰写回忆录，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2017年春天，全国“两会”结束的第三天，厉以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他热切地呼吁：“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六年过去，春天又到来了，厉以宁却永远地离开了。2023年2月27日傍晚7时许，厉以宁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去世，享年92岁。他永远告别了无比热爱的改革事业，或许他还有留恋和期盼，但应该没有遗憾。“倾听江下涛声急，一代新潮接旧潮”，厉以宁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改革史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进。
本文所引厉以宁诗句出自《厉以宁诗词选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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