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 船长驾驶他的船

65岁这一年，李东生先生开始尝试“撸铁”。

通常，第一次接触力量训练的人，会更缓慢地进入状态。面对体重70公斤的李东生，他的健身教练苗振建议，从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也就是14公斤开始。但李东生不愿意，他直接上来就是40公斤，短短两个月后，又加码到135公斤，接近他自身体重的两倍。苗振入行20多年，学员里企业家、明星、官员众多，但在他的印象中，“在这个年纪、这个体重、做这么高强度训练的”，只有李东生一个。

加到135公斤的时候，铁片不够用了，李东生想把公司保安健身用的铁片也拿出来，最终被妻子魏雪严厉制止。魏雪一脸严肃地找了苗振好几次，不能再加了，再加容易受伤。有一次她路过健身房，看到丈夫练得让人心惊：“很重的硬拉，上举，憋着一口气做的那种。”

关于“撸铁”，李东生的核心诉求是让自己恢复最佳状态。作为TCL董事长、一艘大船的掌舵者、13万员工的管理者，最近这一两年，他发现自己精力明显不如从前：白天开几小时的会，嗓子会不舒服，得喝两杯咖啡提振精神；晚上熬夜看一会儿文件，眼睛、颈椎、腰椎都会痛——这是年龄带来的变化。

他开始对抗年龄。原本他没有做力量训练的习惯，平日里只是游泳、打高尔夫，当作工作外的消遣，但从今年4月开始，他每个星期“撸铁”两次，不出差的话，放在周末，行程一多起来，就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半开始。

苗振能明确感受到李东生在“撸铁”这件事上的“焦虑”：不能再加重量之后，李东生换了个方法，加数量。原本做8次的动作，他做10次；教练让做10次，他就做12次。每一组训练之间要休息一两分钟，他缩短到30秒。一个小时的训练结束，他带来的两套运动服都被汗水浸透。但这几个月的努力，他也看到了成果：精力真的恢复了不少，身体的疼痛少了许多，新的肌肉也长出来了。

追踪这股焦虑的源头，身体的控制只是表层，更本质的，是李东生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馈：新冠病毒改变了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不知在何时调转了方向，他觉得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大变局之下，TCL这艘大船，到底要往哪里走，作为船长，他得有更充沛的精力，追寻更明确的答案。

也许，在外界看来，这种焦虑有些难以理解。过去几年，TCL的发展上了新台阶，营收超过了2500亿，跻身世界500强，但李东生感到，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作为TCL这艘大船的舵手，必须要看清楚“百年大变局”内在的逻辑和趋势：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国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对当下的影响是什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应该怎么去理解和适应变化？怎么能看准未来，让企业走得更好、更远？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李东生像重回了大学时代，开始系统阅读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书籍。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凯恩斯、亚当·斯密、福山、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思想家的书籍，也有基辛格、李光耀等人的著作。

可即便是看过这些书籍，李东生依然无法摆脱焦虑。接受《人物》采访的前一个晚上，他还熬夜写了篇报告，是关于企业经营、时代变化的问题，思维一度过于活跃，整晚都没怎么睡好。

要理解李东生的焦虑，就要理解他在TCL中的角色。作为立于船头的船长，他拥有最高的权力，也承担着最大的责任。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带领TCL从湖泊江河驶入汪洋大海，决定踏上哪一条航线，闯荡哪一片危机四伏的海域，登陆哪一个无人的岛屿。他的体力、耐力，以及每一个判断，都与整船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大海是神秘的、迷人的，也是危险的、残酷的，风暴、气流、暗礁，随时有可能让大船倾覆。在40年的尺度里，那些与TCL一同出发的企业，大多暗淡，甚至消失于风暴之中。唯有TCL是个例外，它奇迹般地扛过每一场风暴，成为“幸存者” ——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品牌价格战，大大小小的企业下场应战，TCL也参与其中，一部分人被排挤出局后，接受凋零的命运，但TCL活了下来，王牌彩电成了销售神话；2000年，中国企业相继走出国门之前，TCL已开始全球化，并购汤姆逊电视和阿尔卡特手机失利后，一度亏损数十亿元，陷入至暗时刻，但10年里，它挣扎着回到轨道上，现在是北美、欧洲、东南亚消费者最青睐的品牌之一；2009年，TCL创立华星，2020年又收购天津中环集团，驶入到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这样的泛半导体深海，转型为高科技企业。

为什么是李东生带着TCL活了下来？李东生的友人、TCL前高级副总裁赵忠尧给出了一个答案：时代给了企业家丰富的机遇，“就是说李老板很lucky（幸运）”。他接着说：“但如果这个人一辈子都lucky，得好好想一想是为什么。”

在他看来，李东生身上始终没有消散的，与其说是焦虑，更准确的词语应该是“危机感”。那是不同于其他同时代企业家的一种特质。正因为海上的风浪无差别地扑向每一艘船，面对大海，面对复杂，船长的危机感格外重要。与风险共生，就是与机遇共生——这是海上的生存法则，也是属于船长的智慧。

说完那番话，杜娟有些忐忑。她已经察觉到，现场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大好看，包括董事长李东生，对方面色凝重，未发一言。

那是2017年4月12日，TCL集团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时任主管金融业务的TCL集团副总裁的杜娟上台发言。她是个直来直去的女性，留一头利落的短发，语速飞快：“整个TCL现在已经虚弱无比，就是个虚胖子，大家还不自知，觉得自己规模到了1000亿，但其实已经高血脂、高血压，你啥都有了。”

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全场哗然。当时，在外界，甚至包括一部分TCL的高层看来，公司实力雄厚，是在海尔、美的、格力之后，第四家营收超过千亿的中国家电企业。连续3年都能如此，代表着稳定，也意味着未来能立得住脚。

但杜娟并不这么认为。她拿出TCL过去的财务数据和友商对比：2014年-2016年，TCL连续3年营收超过1000亿，但净利润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42亿接连下滑至32.3亿、21.38亿。而在2016年，两家友商的数据为：营收1598亿元，净利润159亿；营收1083亿，净利润154亿。

差距直观而巨大。这组数据摆出来，会场里再没人说话，气氛掉入冰点。杜娟的直属领导、当时的CFO见状，上台说了些安慰的话。杜娟回忆：“他可能觉得我讲得太过了，就往回收了一下，怕这些业务老大不高兴。”但她没料到的是，李东生面色凝重，直接点评道：“ 你（CFO）就不应该收，杜娟讲的就是对的。”

对TCL而言，那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大船行驶平稳，前方也并无威胁，但船长李东生，始终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风险：在过去，不少企业营收超过千亿之后就止步不前，甚至越来越差，如同无法挣脱的魔咒。此刻，“千亿魔咒”也落在了TCL这艘大船上。

那场会议的后半程，李东生做了一篇名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变自己才能把握未来》的报告，他在报告里说，如果不制止这种下滑趋势，“TCL很可能就会被冲到太平洋里去……如果不改变，未来两三年我们很可能就过不下去了”。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东生已经看到了杜娟整理的财务数据。他反复对比其他企业与TCL的财务数据差异，直到一组数据抓住了他：2015年，某友商营收1384亿，相比于2011年只增长43亿元，但利润足足增加了两倍，从66亿拉到了132亿——这是结构性变革带来的核心能力的提高。

2011年年底，这家友商企业进行了一场大范围的变革：精简产品品类，减少中低端、低毛利产品，扩大中高端产能；改变生产逻辑，按需生产，客户下单，立刻制造，三天到货；减少投资建厂，把省下来的钱投入到研发中。这之后，他们甩开其他同类企业，驶入更广阔的海域。

在对手的航线中，李东生试图寻找答案。

以4·12会议为标志，李东生开始着手实施新一轮变革，核心举措就是将 TCL 的两大核心业务——智能终端与半导体显示进行拆分，这被称为“双子计划”。

李东生认为，两项业务的商业模式和管理逻辑差异很大，同在一个集团中，资本市场难以看清企业的战略，导致集团估值低。但那时，来自外界的反对声音非常剧烈，杜娟也听到过那些刺耳的评价：“别人说我们贱卖资产，说李董是资本运作的高手。”

她也曾想过一个折中的方案：不做拆分，还是在一家上市公司里，但按照“双子计划”去管理。她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做，实质上是有效果的，形式并不重要。“如果不拆分的话，能兼顾公司内部的管理，外部的资本市场、股东们，这好像是各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李东生不同意，他对杜娟说，“我没有做错”，态度坚决。“他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越来越差。而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私心在里面，到今天为止他都是个负翁，负资产的负，借了一堆的钱。”杜娟回忆当时的场景。

这是一位有些贪心、固执的船长，实质和形式，李东生全都要。他一定要走拆分这条路，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杜娟觉得，她和李东生二人在处事上有着明显区分：“我做这个事情，达到90%也算有效果了，他一定要做到100%，甚至110%。”

在李东生的坚持下，“双子计划”彻底、完全、毫不犹豫地推进。就在完成的三个月后，证监会发布了企业可以分拆资产上市的管理规则。不管是杜娟，还是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抑或是曾经批判的声音，都在这时发觉，船长因为危机感，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直到现在，杜娟想起那些挣扎，也会感慨李东生的那股劲儿：“我们经常会说，碰了个头破血流了之后，就想算了，不做了吧。他不是，他真的就是咬牙，最后的那一下子，他一定是咬牙过去的。而且你发现都成了，我都觉得这个很神奇。”

在一起共事20余年后，杜娟对李东生的危机感有了更多的理解：“其实做成这个事情，不代表着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他，就是要先做成再说。如果错了，再把它往对的方向引。”船长有了方向，没人能保证方向是否正确，但他全速前进，冲破迷雾，某些时刻，他要让方向成为正确。

时间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船真正出发的那一刻。那时，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得迅猛，电视、冰箱、洗衣机，各类家电走进具体的生活里，成就了一大批企业和企业家。TCL就诞生于此，它从制造磁带的合资公司转型而来，后来开启彩电业务，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场彩电大战。熊猫、金星、牡丹、飞跃、长虹……各种各样的品牌异军突起，从地方向全国扩张。李东生当时甫一执掌TCL电子集团，就要加入这场战争。

那是一个机遇无限的年代，大海的滋养是均衡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的胆量，谁敢先迈出一步，谁就第一个吃到螃蟹。当时，为了将产品销往全国，企业们大多选择代理制度，让代理商异地交货、异地收款，再把钱转给企业。这种模式可以铺开市场，但也有风险，代理商随时可能卷钱跑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后，市场中的信任就消失了。

李东生当时30多岁，是个敢于尝试的年轻人，他改变了代理制度，尝试在西北、西南等地设立TCL的分公司，只要投入不多的运营资金，就可以规避非常大的风险和试错成本。

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十分寻常，但在当时，李东生领先了所有企业，甚至领先了自己的供应链。业内称之为“先有儿子后有爸爸”，在分公司制的销售网络建立完成后，TCL才彻底解决了电视生产的问题。

分公司制度起了作用，那几年，TCL的王牌彩电一度达到1.8亿元的月销售额，缔造了制造业中的销售神话。新千年之后，TCL转入手机赛道，依靠强大的销售网络再次做到了国产品牌销量第一。金喜善一袭红裙，出现在TCL的广告片中，是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因为品牌、营销、产品都有过硬的实力，赵忠尧说：“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石头，我们都能给它卖出金子价格，感觉自己什么东西都可以卖掉。”

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管是对TCL而言，还是整个中国。2001年的莫斯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面向台下各国申奥代表团说出“北京”的发音，千里之外的北京长安街头，庆祝的声响延续至午夜。同一年11月，中国被宣布成为WTO一员，会议的地点，正是如今举办世界杯的卡塔尔。

在创造过奇迹、拥有强大的现金流之后，在看到全球化的第一朵浪花之后，李东生决心要做中国企业全球化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故事有着光鲜的开头。2003年，在香港的一次业务会谈中，李东生偶然结识了全球最大电子产品制造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CEO查尔斯·达哈利，双方刚刚坐定，达哈利开门见山：“TCL有没有兴趣收购汤姆逊的彩电业务？”

汤姆逊是欧洲的“彩电鼻祖”，年销售额曾是TCL的3倍，占有12%的美国市场和8%的欧洲市场。放在李东生眼前的是两个选项：收购汤姆逊，促成“中国企业第一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第一次全球化探索”；不收购汤姆逊，错失的机会对手拿走。

赵忠尧回忆，找到李东生的时候，达哈利还在与中国另外几家企业接触，谈论收购。赵忠尧跟李东生的想法一致：“你可以不要，但是他一定会卖掉的，对吧？如果他卖掉了，他就会卖给别人，国际化的资源就会向别人倾斜。”

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当时主管TCL集团战略和投资业务的严勇。他有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双硕士的背景，曾在多家外企工作。在分析研究基本财务数据之后，他提醒李东生，并购风险很大，要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同时，作为一家中国企业，TCL的团队不具备管理全球企业的能力。李东生问严勇：“你来管如何？”严勇回答，“我没有这个能力。”

在一种成为世界第一的激情中，李东生忽视了风险，他认为，“这个机会对我们几乎是唯一的。”他用“泰山”为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命名，寄予最高期待，“泰山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创造一个中国企业的奇迹”。

这之后，李东生和达哈利共同推动TCL与汤姆逊公司组建电视合资公司TTE。谈判过程中，在汤姆逊公司前任董事长的推荐下，李东生又筹建了TCL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合资公司T&A。

阿尔卡特集团是拥有12万员工的电信系统和设备公司，业务遍布130个国家，它抛出的橄榄枝——阿尔卡特手机，也同时被多家企业争抢。竞争对手众多，李东生再一次忽略了风险——TCL没有委托咨询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只派出自己的团队进行业务调查，随即进入并购谈判流程。

2004年，并购完成，TCL全球彩电业务共计销售2259万台，超过了巨头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同一年里，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三家企业走在了所有中国企业的最前端，共同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浪潮的重要脚注。

赵忠尧喜欢下围棋，他认为，李东生身上有棋手精神，做棋手跟做船长有相似之处，他必定要从整个棋局的角度看问题，看到未来的几步，看得比对手更远。

只是，比别人多走一步，不仅意味着成功与收益，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海洋中存在着常年隐于水面以下的礁石或冰山，船上的人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静海面，海水之下，礁石锋利又尖锐，经验丰富的船长会知道，因为触礁而倾覆的船，远比被风暴掀翻的船多。

李东生没能复现奇迹，在全球化的航道上，TCL触礁了。2004年第四季度，由于竞争对手诺基亚在全球降价，T&A受到影响，销量远低于预定目标，全年亏损约2.89亿港元；另一面，由于技术更新换代，汤姆逊原有的技术被新技术冲击，TTE的彩电业务遭受重创，2005年，TTE欧洲亏损8000万美元，太阳升起一次，就有20万美元伴随着清晨的雾气一起蒸发。

内外交困。2004年的中国，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资品牌闯入，山寨手机横空出世，TCL手机业务被打得措手不及。8月，TCL新推出的一款彩屏机，刚上市就被发现性能和质量问题，不得不紧急叫停，全部收回。2004年下半年，TCL通讯中国业务亏损超过3亿元——在并没有留出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这几乎影响到整个TCL的存亡。

从少年时代起，李东生就习惯在每天晚上临睡前思考今天做了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总结哪些经验，思考得太兴奋，就很难入睡。后来，在成为大船的掌舵者之后，这些思考变成了一种自省和纠偏，他每时每刻紧盯着罗盘，校正方向，像吃饭、睡觉一样，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省是一把双刃剑，它让一个人保持着高度敏锐，也意味着方向偏移带来的失落、紧张、焦虑，会以超出常人数百倍的力度作用在他身上。比如面对国际化并购之后遭遇的失败，李东生几乎陷入绝望。

船长承受着最大的压力。那段时间，他睡不着觉，每次接到电话或收到邮件，都是坏消息，像走不出的噩梦。有一次下属向他汇报工作，他听得窝火，把手机丢在桌子上，“啪就摔碎了”。那段时间，他摔坏了五六部手机，瘦了20斤。

想起2005年，就是一个字，难。现任TCL科技集团COO的王成说，“银行不贷款了，供应商在考虑是不是给你继续供应，经销商在考虑是不是继续卖你的产品，同时野蛮人在敲门，觉得这公司原来一两百个亿的市值，现在变成20亿了，不用很多钱，就可以把你这公司控下来。”高管们都陷入迷茫，没人知道出路在哪里。

回忆那段往事时，李东生的妻子魏雪也会陷入沉思：“东生那个时候非常压抑，非常恍惚，吃完饭了也不知道自己吃没吃，刷完牙了也不知道自己刷没刷。他晚上连续地失眠，白天磨牙磨得很响，就像两块铁片相互摩擦，我就在旁边看他那个骨头，很明显在‘咯噔咯噔’，我自己都觉得快窒息了。”

那时，魏雪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公关公司，她从北京飞到深圳，陪伴李东生。李东生不回话，她就“东扯西扯跟他聊”，最常说的话是，大不了一切从头来，最差能怎么样呢？“我讲的这些人生大道理，其实他比我懂得还多，但是我也得讲啊，我怕他出问题。”她带着李东生去散步，散步时，李东生抓着她的手，无意识地握紧，抓得她生疼，但她不敢说，也不敢离开。她甚至一度恐惧过，丈夫会不会迈不过去。

现在，李东生已经可以平静地回忆那段日子：“不断给自我激励，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找到。话是这么说了，这个事情越来越接近说它的deadline，这个事你明天不解决，这个槛就过不去了，就非常的难以承受。我自己差点被自己给压垮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李东生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1985年，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李东生担任总经理，那一年，他才28岁，大学时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擅长做产品，而不是销售。那年年底，他带团队去西安参加了一次邮电行业订货会，只收获了零星几张订单，收入还不够付差旅费。企业不断亏钱，责任都落在他的身上，“我实在是没有心情面对大家，我感觉自己已经快崩溃了。”那份总经理的工作只做了9个月，李东生主动辞职。

宽容的时代可以接受失败。3年后，1989年年底，李东生回到了TCL。在这之后的第16年，直到大船触礁，李东生才第一次意识到，相比于当年做总经理，成为TCL的董事长才是真正的“上船”。船开动了，船长站到了船头，身后没有了领导、总部，没有人为自己兜底，替自己做决定，这条船如何前进，它将面临的风险，甚至一船人的生死存亡，都要由船长来负责。

他在几部电影中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大浪来袭，船身七零八落，人们奔走呼号，跳下甲板，寻找一线生机。只有指挥室里一片寂静，船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跟着船一起下沉。“当船遇到危险的时候，船长是不能离船的。就算船要沉下去，你也必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甚至干脆跟船一起沉没……我特别理解船长那种与船共存亡的心态。”

李东生读《曾国藩传》，他认为曾国藩身上最重要的特质是，好学、自省、坚韧。曾国藩不像左宗棠聪明，也不比李鸿章圆滑，但他做事不取巧，基本功扎实。遇到绝境，曾国藩两次自杀，但都没有成功，不管面对多么艰难困苦的局面，他都能找到方式超脱出来。

在李东生身上，也有这样一股韧性。王成认为，如果说是什么支撑了李东生和TCL走出困境，最大的原因是一种韧性：“他坚持相信说，我们想办法，咬牙也要挺过去这一关。”

并购失利之后，王成曾跟李东生一起到美国，所有TTE职员一起开会，中外员工都带着愤怒质问：供应商不再给我们发货了，银行也不再给我们贷款了，还有什么办法没有？“他就讲，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来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搞定，你们想办法把业务做好，我们还是能想到新的办法的。”

当船长的决心战胜了绝望，海上的迷雾逐渐散开，大船面临的问题变得清晰起来：TTE的管理失控——国外团队与TCL团队有文化隔阂，李东生去欧洲与高管开会时，国外的业务主管汇报业绩时，面对亏损，若无其事，在周末如果打电话找人开会，国外的高管不开机。

赵忠尧说，当时大家算过一笔账，按照预想，“怎么算都不会亏的”，但真正的执行中，一个细节是，“为了保交货，甚至把电视机用空运的方法运过去，成本非常高，这都是属于供应链管理当中非常大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TTE随处可见。

T&A的困境则源于超高的人力成本。并购时，700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转入T&A，每月人力成本超过了700万欧元。TCL准备的5400万欧元运营资金，只够用8个月。同时，这些员工们签署的都是长期劳动合同，T&A无法裁员。

2005年1月，李东生开始行动。他缩小T&A规模，锁定大运营商，确保现金流和盈利。同时组建了一个谈判小组，与阿尔卡特谈判重新安置其欧洲员工。谈判小组做好了不成功就让T&A破产的最坏打算，置之死地而后生，迫使阿尔卡特妥协。之后一年，阿尔卡特分批接收500名员工，人工成本和研发成本直接降了下来。

2006年5月，李东生自己兼任TTE的CEO。他在两个月内三次前往欧洲，与汤姆逊协商重组。他通过谈判艰难取得了汤姆逊公司的配合。2006年10月开始，TTE终止代工业务外的销售和营销，裁员90%，寻找机会将欧洲资产及库存变现。

在一轮轮谈判、重组、裁员中，TCL的失血止住了。历经18个月，2007年10月，TTE欧洲业务首次实现盈利，李东生走出至暗时刻。

那些“幸存”的人，在走出至暗时刻之后，往往会陷入情绪的低落与焦虑，这被称为“幸存者综合症”。毫无疑问，李东生就是“幸存者”，在他的身上，这种“病症”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危机感，作为对抗“病症”的方式，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魏雪说，这么多年里，李东生的“铁人”形象，几乎没有破碎过。他长期保持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节奏，哪天没有干够，会觉得对不起公司。他没有假期，大年初一飞到各地的工厂给员工发开年利是。别人飞海外需要倒时差，李东生不用，乘红眼航班抵达，去酒店洗个澡，直接去开会。连他的家，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他跟家人住在TCL所在的园区里，上班步行到办公室只需10分钟，家里的餐厅，常常变成高管们的会议室。

他的投入保持在生命中的每一天，但即便如此，危机感依然如影随形。杜娟在去年8月时同他聊天，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觉到他是挺焦虑的。当时中环他希望能够更快一点（扩大规模），华星因为我们还有小尺寸（面板）没赚钱嘛，他也希望更快一点（盈利）。当时智能终端这边的业务更差，所以他也很着急，那时候焦虑得不行。”

杜娟将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她有压力，会焦虑，但如果把这些焦虑与李东生的相比，几乎等于没有。杜娟反过来安慰李东生，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做工业、做制造出身的，你应该知道一个产品更新换代啊，或者一个企业真的有起色，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其实明年的业绩由今年决定，你再着急已经没用了。”说了这些话，好像起了点作用，但没一个月，李东生又开始展现他的焦虑。

船长可以焦虑，但无法东张西望，迟迟不做决策，更不能放弃判断，因为选择总会接踵而来。

2009年时，曾摆在李东生面前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半导体显示，做还是不做？

半导体显示是个特殊的产业，在TCL进入之前，这个产业一直把持在日韩手中，比如三星、LG等。它有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特点，投资建厂动辄需要上百亿。它也像中国的猪肉市场，存在周期，供需关系的变化会直接影响面板的价格和企业的利润。站在2009年的路口，新的低谷刚刚来临，此前进入行业的公司，除了三星，几乎都在亏钱。

来自TCL内部的声音是，怎么做？新技术和钱从哪里来？来自外部企业家朋友的意见则是，这是一场豪赌，成功率不到50%。夹在这些声音中，李东生也犹豫了。但思考了三个月后，他决定做，投资创立TCL华星。

在那三个月里，李东生考虑了失败的案例：他专门去拜访台湾的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当作调研。两家企业曾经信心满满，宣称要打败三星和LG，但日渐式微。李东生分析，原因在于投入强度不够，同时没有大陆这样的市场容量。“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产业，投入不够，容易导致后续发展乏力；当台湾企业的产品主要依靠出口进行消化的时候，就会更多地受到贸易局势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和冲击。”

他也去看自己的对手：2000年至2010年这10年，日系电视品牌迅速失去了竞争力，三星超越了东芝、索尼、夏普和松下，跃居全球彩电销量第一。在这场格局的变化中，三星能够超过日系企业，最关键在于，三星拥有上游的半导体显示和半导体芯片产业。索尼、松下等公司，要么投错了方向，要么投入强度不够。

赵忠尧说，“跟玩麻将不一样，麻将是暗着打，围棋是明着打，这跟做企业是一样的，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对手是谁，你的对手如何。”

看过了对手，再转回头看自己。赵忠尧与李东生共事近20年，他知道，李东生犹豫的信号，就是频繁跟身边的高管、朋友提起这件事。“在一件事情没有做之前，他是不太直接说的，他会认真思考很多东西，多聊，多谈。”

那三个月，李东生跟赵忠尧聊过半导体显示技术的难度有多大。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诺贝尔级别的技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企业都能做出来，所以它并不是特别难。”另一方面，TCL在2007年投资建设了自己的液晶模组工厂，组建了30多人的经营团队，有了一些做液晶面板的基础。除此之外，2010年TCL彩电销售1300万台，液晶电视销量排名全球第七位。即便无人光顾，自己的彩电也可以消化掉一座工厂的面板产能。

考虑之后，李东生认为，自己有七成把握：“的确，华星失败的风险我们承受不起，但我们为什么要失败呢？”

2011年8月，TCL华星t1产线投产，产能、良率快速爬坡，2012年9月达到月产10万大片玻璃基板。或许因为运气，华星赶上了周期回升，避开了亏损，当年就实现盈利。2012年，赵忠尧负责电视业务，李东生给他下了一个任务，华星要做1000万片面板，电视业务要负责消化500万片。

后来李东生说：“TCL的至暗时刻是国际并购的遇挫。那个教训让我们此后不管做什么，内心都如履薄冰，压力如影随形。可是作为企业家，你永远也不能站在唯唯诺诺、平平淡淡那一边。那样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我曾对团队说，华星有风险，不做华星有更大的风险，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是三五年后爆发，还是10年后爆发。”

危机感的长期存在，在李东生身上有一种复杂性。他频繁登上船头眺望远处，也随时回到一团乱麻中，揪出那条解开问题的细线；他习惯犹豫，做一个决策需要三个月，但同时行事果决，做了决定就再也不会后悔；他容易焦虑，一度被并购失利击垮，又拥有一种在绝境中站起来的韧性；他时刻自省，随时自我否定，但他依然坚定，有第一个登上新大陆的信念。

在焦虑的航行中，船长不断地做选择，不是冒险，而是冒计算过的风险。

相比于同时代的企业家，李东生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普通：家庭普通，父亲曾在运动中受到波及，年幼时，他和父母一起到工地生活；智商也普通，在华南工学院（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就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时候，不管他怎么努力，同学就是能考出比他更高的分数，甚至连大四那年考研，他也失败了。

因此，作为对普通的补偿，李东生格外努力：他是惠州最早一批考出报关员资格证书的人之一；辞任总经理的三年，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读下来两个非学位课程，涉外经济法律和工业会计。他连续参加了30年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从1990年第一次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持续到2020年疫情爆发。走向全球化的几年，他拉着高管们一起学英语，极度认真。去国际论坛发表演讲前，他把词先写好，然后把英文专业的秘书叫来，“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对着念”。

但关于普通这个特点，王成并不认可。有人的天赋在应试，有人的天赋是持续学习。王成反问，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里，会说英语的有几个？

中国有黄金的80年代，时代赋予了人大量的机遇，企业像误入大海的小鱼，因为水域的丰富滋养，迅速成长起来。如今仍活跃在商业世界中的联想、华为、海尔，以及TCL，都是如此。

在深圳起家的万科董事长王石曾经概括，包括万科在内的新型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在最初，企业的规模很小，创业资金很少或是没有，但在遇上时代的机遇，找到一个利润空间巨大的赛道钻进去后，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这些创业者没有受过现代企业管理的训练，企业家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企业也会因为战略发展不清晰走入危机。

正因如此，在驶入更大的海域，遭遇过海啸、暗礁、气流之后，空有机遇和胆识是不够的，在气候的变化中，失败跟成功来得一样快。

在新的海域，知识、理性、系统的管理是重要的。船长要掌握足够多关于大海的知识，在一次次风暴中总结规律。他需要带领大船不断变革，行驶在江河湖泊中，一艘渔船就够用，面向大海，需要的是帆船、轮船、远洋船。

因为两次变革，TCL成为了“幸存者”。

一次是2006年的一个凌晨，魏雪在蛇口的公寓醒来，看到丈夫坐在书桌前，在信纸上手写文字，边写边改。后来，她坐在床上，盘腿抱着电脑，把丈夫手写的文字打到文档里，最终有了那篇《鹰的重生》。

这篇文章后来被评价为“自我反思最为深刻、叙事抒情最为真诚、遣词造句最为考究”的企业家文章之一，李东生在其中写道：“我深深感到我本人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我没能在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方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没有勇气去完全揭开内部存在的问题……久而久之，使公司内部风气变坏，员工激情减退，信心丧失……回想这些，我感到无比痛心和负疚。”

他认为，经营好一个全球化企业和经营一个中国企业完全不同，国际化本身没有错，企业文化和管理能力出现问题才是并购危机的根源所在。借着并购失利、公司失血的档口，从2006年6月到2007年年底，TCL从管理理念、组织结构到企业文化全面变革。

另一次就是后来的“千亿魔咒”。4·12会议之后，李东生任命杜娟为集团COO。对她来说，这并不是常规的晋升，新职位比原来的职位高两级，越过了她原本的领导。新工作也有难度，她觉得自己做不来。杜娟感到不安，飞到新加坡度年假，出发前，她给李东生发了邮件：如果非要这样任命，我就辞职。

回国之后，李东生又找到她，向她解释，让她坐到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她敢对自己说真话：“当了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其实你能够真正听到不同意见的机会就少了。”他也需要杜娟和高管们一起做更多的事，除了“双子计划”，还有这些：变革组织，让能打仗的将军型干部取代政委型、参谋长型干部，裁掉冗余的员工；重组重大资产，关闭剥离旗下缺乏竞争力的企业。

船长不允许自己错过大船运行中细小的变化，他要用各种方式保持敏锐，给大船升级。杜娟最终被说服，留了下来。

两次变革都诞生在危机中。李东生后来说：“每次危机都是一场大洗牌，会淘汰一批跟不上变化、尽管曾经很成功的企业，但它同时又会为一批更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清理出成长空间。”

人人都讨厌危机，赵忠尧觉得，讨厌的是“危”的部分，但却忽略了它的另外一部分——“危机，就是危中有机，机中有危。”船长要学会的，就是与危机共生。

2015年年底，TCL又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是：品牌推广如何进行。有人拿出了方案，一幅李东生的个人形象照，旁边配了一行文字：坚守实业，挺起中国经济的脊梁。王成参加了那次讨论会，他跟另一位高管坐在一起，两个人小声嘀咕，对方说：“现在都互联网+了，我们还坚守实业。”王成应和，“好像是有点土啊。”

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几年，风口一个接一个，刚创办几年的公司，可以获得上百亿美元的估值，媒体或是政府组织的各类企业活动，请来的主要嘉宾是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互联网公司不只是远方的鼓声，还是真实的对手，它们带着新的玩法、新的盈利方式杀入行业，一度让TCL陷入迷茫。王成的感受很深，“面对这个新的对手，不知道该怎么打，就感觉我们被消费者抛弃了一样。”

海上的诱惑很多。看着互联网的繁盛，魏雪也有几次劝李东生：“你看咱们那么大的投资里头，你哪怕拿出那么一点点钱咱们做点什么。”每一次李东生都是憨憨一笑，说，“咱们也没这个命，就踏踏实实地低头干活吧。”

关于这个说法，李东生承认得更坦诚：互联网，尝试了，但没成功。2014年，TCL也试图转型互联网+，最终只有智能电视算是做好了，智能家居部门换了三个总经理，都是因为业务做不好，把钱给赔光了。

技术，成了李东生最坚持的选择。这当然来自过去的教训。当年并购汤姆逊失利，正是因为汤姆逊的DLP（微显背投）技术，被三星和LG押注的LCD（液晶显示）技术淘汰。LCD的时代呼啸而来，DLP上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就如同在大海上投下一颗石子，没有声响，甚至没有涟漪。

技术也成了TCL更向前一步的基石。

2014年，80后曹蔚然拿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学位，他跟两位师兄一起加入TCL。

来到TCL之后，曹蔚然有些吃惊，在大学里，他跟师兄研究的是印刷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一个非常小众又前沿的领域，还没有哪个国家、学校、企业的实验室攻克这项技术，但这是TCL在技术上的战略发展方向之一，“没有想到TCL这么大一个公司会做我们这么前沿的技术”。

2019年，他被调到TCL华星，带领一个大约50人的团队专门攻克印刷OLED的难题。他感受到公司和李东生对新技术的重视：研发预算逐渐升高，从2020年的96亿涨到2021年的123亿；申请的数亿预算的实验室升级项目，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顺利完成。一次，他跟师兄向李东生汇报，他们在PPT里做了诸多的说明，怕技术过于前沿，老板听不懂。没有想到，不需要什么解释，“老板比我们想象中厉害”。

对于技术的坚持始于2005年，那一年，李东生建立了TCL工业研究院，到现在，研究院已经有近4000名研发人员，15个研发中心。即便研究院常年处于只花钱、不赚钱的亏损状态，李东生也没有砍掉过这部分的预算，反而逐年增加。他深知，技术如同大船的发动机，只有拥有稳定、更大的马力，船才可以航行得更快，更远。

对技术的投入，在众多的高管中，李东生是最坚定的一个。2020年年底，李东生找各位高管交流，跟TCL科技CTO闫晓林谈过后，他问：“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闫晓林说：“你需要学习技术，得提高技术能力。你一定要拿出时间来学技术，我来给你当老师。”

李东生连说了几个“好”，让闫晓林把这个计划拓展到各位高管。下一次开会，课程已经安排上了，光是半导体显示这一块内容，就要拿出30节课，每节课半小时，总共15个小时来学习。

关于新的技术方向，华星的COO赵军曾有过担忧。这是一片无人经过的海域，“其实之前我对于印刷OLED的产业化，一直是存疑的，我认为竞争力可能非常有限。”他觉得，技术的升级，消费者不一定能感知到，但成本的升级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决策。

赵军跟李东生集中讨论过四五次，每次都要讨论两个多小时，每一次，最后都是李东生说服了他。李东生说，作为立志成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华星一定要有针对下一个技术的自己的布局。“你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能永远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走。”

闫晓林也认为，下一代大尺寸显示技术是国际各大厂商研发的重点，以印刷OLED为契机，2023年，TCL要与三星、LG一起跻身第一阵营，“技术不领先，在显示领域就没有出头之日”。

2021年11月16日，TCL华星发布全球首款65" 8K喷墨打印OLED，是全球最大尺寸基于印刷技术OLED产品。这意味着，TCL在印刷OLED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TCL中环直拉单晶车间。

船长是份孤独的职业，要收起激荡的情绪，耐得住寂寞。

王成大学毕业就进了TCL，那时他是普通职员，一次培训，李东生来给大家讲课，讲完课，又被通知要去另一个地方跟大家合影。不像那些被前呼后拥的领导，李东生一个人朝拍照的地方走去，看着他的背影，那时王成心中有一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反正我看他一个人挺孤独的。”

高管们跟李东生保持着刚刚好的亲密与距离。大家尊敬李董，认识李董的所有家人，隔三差五去李董家里吃饭，但每次吃饭时，谁坐在李董的两边，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管们有时开玩笑：最怕电话给李董汇报工作——正说着话，突然另一头没了声音，愣在这头的人，不知道是该继续说，还是应该停下，李董强大的气场可以顺着电话线传过来。

杜娟说：“他的喜怒不形于色，不像我这样子，非常能够调动人，他就是再高兴的时候，跟团队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在教育大家……我们在一起喝酒啊，他很想喝嗨了，唱歌或者干什么，但是我们都觉得，他还是没有放开，至少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觉得他是能够放开的人。”

李东生更多的情绪，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留给了家人。魏雪观察过，丈夫在外面，还会控制一下，一回到家，“我高兴就是高兴，我郁闷就是郁闷，我压抑就是压抑。”她可以准确地观察到丈夫的情绪，但对方绝不会主动来跟她说，“他不是能特别放松、特别敞开来跟人谈的，即便是跟自己的妻子。”

有时她也会觉得，自己无法和一种巨大的现实对抗，那就是，在李东生的人生序列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TCL，其余的都要往后排，包括家人，也包括他自己。

正因为如此，杜娟觉得，李东生“是整个TCL唯一不能下船的人”。她开玩笑，现在TCL的工作太疲惫了，“不利于女性保持青春”，但她被李东生的信念感召，愿意再多做一些事。等完成职责，她想去旅行、打球、为一些中小企业提供辅导。作为“职业经理人”，她是随时可以下船的那种，可以去做轻松的工作，过轻松的生活。“只有他，是永远在这艘船上，下不去了，所以他必须是这种很坚韧的这样子……这是我比较理解他的地方。”

11月的时节，深圳温暖、湿润，在TCL的办公室里，能看到公园小山丘上有大块的绿色，塔吊的悬臂从山丘的后面伸出来，昭示着这座城市的建设进程。如果站在更高处，可以看到整个TCL产业园。

在这里谈到TCL的未来，李东生双手无意识地在桌子上摊开，收回，抚平桌布上的每一处褶皱。在不同的阶段，船长有不同的任务。他思考更宏大的问题，为下一个阶段的长距离航行积蓄力量。TCL有更远的目标，李东生多次提到，“要做全球领先”：TCL要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科技产业集团。

道阻且长。眼下，还有许多的问题与困难。智能终端产品转型困难，大集团不比小而轻的创业型公司灵活，难以快速迭代，试错成本高昂。杜娟也说，“大树底下难长草”，新一代的人才还在成长，新一代的管理者还在寻找。

至于下船，或是沉船，李东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而是不能考虑。“如果真的是一个合格的船长，你不能够往这方面想，这个就是底线。你要更加想，我一定能够把这个船带出危险区。”

他始终留在TCL这艘大船上，在制造业里打转，源于年轻时一种朴素的愿望。

李东生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特殊三年，那三年里，他跟同龄的青年生活在农村，时间只多不少，日子过得慢，没有电视，没有娱乐，大家白天去种地、养鱼，晚上，年轻人耐不住枯燥，有时去偷老乡的鸭蛋、玉米烤来吃，打发时光。李东生那时性格安静，不做离经叛道的事，那些夜晚，他常常靠看书打发时间。

书很少，偶然获得一本，大家如获至宝，轮流传阅。那也是他阅读量最大的时期之一，古典小说、传统文化，看了不少。

就像如今的年轻人一样，站在上世纪70年代的路口，青年李东生也曾感到迷茫和压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想到后来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连高考的机会都想不到”。唯一能确定的是，像那些“前辈”们一样，就此留在农村，他不愿意。

读书是他唯一的解药。他被这些书籍影响，心里涌起一股欲望，知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具体要怎么去做，依然是朦胧的：“年轻人嘛，总是有一种成功的欲望，有一种不甘平庸的想法，但怎么能成为这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真的是想不明白。”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思考文学、人生和命运。不敢说出来，那就写进日记里：“我不能碌碌无为，我希望能做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

到了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有了具体的目标：驾驶着TCL这艘大船，驶向更大、更辽阔、更未知的海域。也是因为如此，船长驾驶他的船，夙夜向前，无法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