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在未来人生的任何时刻，回想起过去一年 | 谷雨

2023年已经到来，除夕也要近了。在与病毒三年拉锯之后，在防疫政策大转向和疫情海啸的夹击下，这个冬天，许多人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甚至可说是剧烈的改变。

所谓辞旧迎新，就是说只有回望过去，才能展望将来。在这层意义上，谷雨选择回访过去一年，我们记录的疫情故事里的主人公，他们有的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的四海为家；有孩子，也有老人；有的正处于一生最好的年纪，也有的面临重重难关。过去一年，对他们每个人，都称得上辛辛苦苦，疫情当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也不止于此，生活自有其獠牙，如果你看过他们的故事，就明白所说何意。过去一年，我们选择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在逆境中坚持的勇气，在艰难中饱有对生活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关心自己，也关怀他人——在当下，这自然尤为重要。

就像对你我每一个人一样，生活既有挑战和困苦，也总是会有新的希望。我们请他们讲述现在，回望过去，也展望将来。讲述的目的在于记录，回望的目的在于不忘记，而所谓将来，正是建基其上的一缕希望。在生活的剧本里，他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原因，每一个人都做到了尽力而为。重重难关重重过，他们期盼好的生活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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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的这天早上，老院长在其所在的卫生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提到社区居民购买药的困难，提到卫生院免费发放退烧药的决定。

“我们把免费发药的想法连夜告知了办事处的领导，领导非常支持我们这一做法，由办事处通知到居民，今天一大早就有群众来中心排队领药。多名护士共同服务，一个包药，一个发药，一个讲解退烧药的用法和副作用。一位居民亲切地说，咱社区医院真是为百姓服务的好医院。”

这是这位70多岁的老院长抗击疫情的第三个年头。过去一年密集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进行时，他每天忙于应对上头的指令，调配医护人员，完成各种检测任务。去年大年初一的晚上，他还带着两个医护给九百多个居民做完了核酸检测。

过去一个月，防疫措施二十条和新十条陆续发布之后，他的日常工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常态核酸检测停止了，他在电话那头说，“现在终于回归到我们的本专业，给病人治病了。”

卡车司机赵峰：

自由的日子在12月中旬终于到来。全国各地不再查验核酸，卡车司机赵峰觉得日子总算熬出头了，“哎呀，我的心里特别敞亮，下高速再也没有人摆着手让我们靠边靠边，检查核酸，做抗原，再也没了。”

但只畅快了一星期，新的问题又来了。赵峰的大部分同行都得了新冠，有人发着烧拿命在开车，有人在家躺了9天还阳着，只剩赵峰还胆战心惊地阴着。他哪也不敢去，谁也不接触，饭在车上吃，澡也不敢洗——大澡堂是不敢去了，服务区虽然能洗澡，但水温只有30多度，怕一着凉，病毒趁虚而入。

“说个不好听的话，全家人都指望我一个人挣钱呢，万一我倒下了，又再个十多天挣不到钱，那不敢想。”他每个月有1万5的车贷和房贷要还，去年10月车贷还完了，气还没喘匀，转眼又到年底了，修车钱，保险钱，之前跟别人借的钱，两个孩子未来上大学的钱，车子按规定要从国五换到国六的钱——没钱，没钱，没钱。

最苦的日子在去年四月。几乎整一个月，他和他的卡车都被封控在上海一条马路上。在马路边上，他搭了一个土灶，喝着消防栓水，吃着河里捕来的鱼，澡也是在河里洗的。日子过成了极限生存模式。

好不容易挨到上海解封，车轮飞转起来，结果车到西安，又被封控了，在当地静止了三天。整个2022年，赵峰就是从一个疫情高风险区，开往另一个疫情高风险区，每一趟都前途未卜。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做6次抗原，即便拿着24小时核酸证明，每下一个高速口都要落地检，“到处设卡，一堵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真的头皮发麻。”有的地方不光落地检，还要把他拉到一个大停车场做消杀，再通知工厂的人来接走，没人接就得原路返回。但哪里有疫情，赵峰就往哪儿开。“别人不去，害怕，运价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赵峰开了二十年卡车，什么苦都尝过，他信奉多劳多得，事实也如此，他有车，有房，有两个成绩优异的娃，直到去年，他一年就熬白了头发，41岁看起来像50岁，钱却没挣着，“去年那个钱也不知道叫谁给挣去了。”

张强医生：

12月中旬，张强医生拎着一篮黄白相间的菊花去陵园拜祭了父亲，三年的疫情告一段落，他想找父亲聊聊天。

父亲于2001年因为尿毒症去世，墓碑上的他依然年轻，有很大的笑容。张强说：“如果父亲在世，大概想象不到这三年发生的事情。”去年4月，张强去公司给员工发工资，那条20多公里路平时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但在彼时严密封控的上海，56岁的他骑自行车加走路，每个路口都有大白守着的关卡，他花了四个多小时才抵达。他所创办的张强医生集团关闭了国内将近一半的诊所，他把自己的工资降到了几千块钱，但在巨大的困难之中，他组织员工（包括他自己）开设了空中门诊，免费帮助了几百位静脉病患者，他当时告诉我，“在任何情境下，都要对得起这份工作。”

他想那种顽强的意志也许就是来自于父亲。父亲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因为诸种原因，最后成了浙江一个小县城里的拖拉机厂工人。但在他印象里，父亲从不为命运的波折沮丧，他自学各种电机技术，最后成了当地有名的电机修理师傅，他很手巧，还为家里打过一只沙发，邻居没见过，有很多人想来坐坐体验。后来父亲患上了尿毒症，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为了省钱，正常应该每周做三次血透，但父亲只做两次，他和疾病搏斗了十多年。后来的张强很少为生活中的琐事烦恼，他总是想：大概没有什么苦难能比得起父亲的十多年的病毒煎熬。

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总感觉父亲仿佛就在身边，蹲在墓碑前，他说着家里人和公司的现状，80多岁的母亲依然身体健康，在院子种了很多菜。公司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让他感动的是很多患者对他们的信任，一直在等待他们的诊所复工，上海6月1号解封，张强医生的诊所业务在八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他自己也做了几台手术。他现在的目标是，以轻资产的方式再多开几家诊所，争取让每个省份都有，为更多的静脉病患者提供更方便的治疗。

病房学校的秋莉老师最近阳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阳的。一年半前，她做了骨髓移植，恢复得不错，每天早上还在小区里跑步锻炼。疫情扩散之后，她和病房学校的孩子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十几天，不敢出门。但还是阳了。幸好症状不严重，烧了三天，最高到38.1度。

与此同时，病房学校的孩子们不少也阳了。这所“学校”在燕达陆道培医院的病房里，上课的孩子大多是来此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老师们都是志愿者。最近，孩子们只能待在家里，上秋莉老师安排的网课。孩子们恢复得挺快，连作业也没舍得落下。“可能因为这个病（白血病），平时吃药打针的，抵抗力还行。”秋莉老师想。

虽然疾病本身影响不大，但它带来的次生灾害，正让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陆道培医院，以及生活在周边的白血病家庭经历艰难时刻。最近这个月，因为疫情影响，献血量急剧下降——血是血液病人生存和治疗的根本。举个例子，如果一位白血病人血小板数量低，那么打个喷嚏都有可能无法止血，引起生命危险。现在，需要输血的病人只能预约，医生和护士尽力帮忙调配，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等待。一些患者的血小板指标降到个位数，放在往常肯定需要及时输血，但现在，也只能先把血供给给更急需的人。

病房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们不断发朋友圈，呼吁大家献血，哪怕有偿的也行。在病友群里，白血病家庭开展互助，家属的血型，哪怕自己用不上，也能献给别人用。秋莉老师发现，现在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也在组织献血，发朋友圈求血，这在往常很少见到。

即便现状艰难，秋莉老师还是忍不住想到接下来的生活。已经三年了，正常的日子看起来近在眼前。她期望着，医院里的病房教室应该也快要回来了。自从三年前疫情开始，因为要避免聚集，陆道培医院里那间教室就不再有孩子上课了。它先后被改成病房，实验室，或者做核酸的地方。前年，有个孩子来北京做复查，站在教室门口不肯离开，而教室大门紧锁。“老师呢？老师都去哪了？”那个8岁的孩子说，“就让我看一眼也行”。他在病房学校学习了两三年，那间教室里有他最快乐的记忆和最好的伙伴。

秋莉老师希望他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她会带着这些毕业的孩子爬长城，逛故宫，去动物园看猩猩。至于还在病房学校的孩子们，早就上网课上得不耐烦了。他们希望早一点见到老师和同学。他们可以像往常一样，一起做手工，面对面下围棋，放学了还能一起回家，聊只有他们知道的小秘密。就像所有孩子一样，把生活填满对未来的期许。

2022年底，簋街老徐老板吴业文阳了，之后店里的员工也都阳了，店关了十几天。这是疫情三年，簋街老徐最长的闭店时间。开张之后，生意似乎也没好转，延续了2022下半年的惨淡。“主要最近（顾客）还不太敢出门”，他说。

但他看见簋街上的行人多了一些，摞在桌子上的椅子少了一些。这是勇气的来源。延宕了三年的装修计划终于要开始了。这些天，他忙着联系设计公司、装修公司，“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已经确定下来。他设想，年前把装修搞完，等春节一过，簋街老徐龙虾馆“重新开业”。就像长期卧病在床的人，一朝康复，就要把衣服和床褥全部换新。无论如何，新生活都要开始了。

然而，一些疤痕，或者人们设计未来时丝毫的闪躲，会提醒我们，过去三年切切实实存在过。吴业文两年前还设想，要把分店布局在北京城东西南北，锁住五环内的客户，之后快速向外扩张。但现在计划变了。“那种太理想了”，他说，“现在要实事求是”。现在他想的是，稳住簋街总店，不说恢复到疫情前，至少小赚一点。分店当然要开，但东西南北无所谓了。可能是郊区，租金便宜，人流量也还行。总之，“不能求快了，只能求稳”。

簋街老板们对于周遭的变化甚至有些迟钝。2022年末，二十条发布，新十条也发布，再然后是解除堂食禁令。吴业文在手机上看到这些新闻，内心毫无波澜，“说句实话，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2022年下半年，对吴业文来说，基本上是“跟疫情做斗争的阶段（笑）”。当一个餐饮老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太好意思问他总共赔多少了。这半年的状态是，来一个客人做一顿饭，外卖能送就送，十块八块也是赚。之前在望京投资的米粉店，去年夏天就不干了，算是及时止损。四位合伙人加起来赔了一百多万。

去年四月份，马拉松跑者刘强在上海方舱一条只有100多米的走廊上，用折返跑完成了一个半马，当时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就是有这么热爱跑步。

时间来到这个冬天，现在刘强的跑步队友接二连三地阳了，日常的集体训练也不得不被取消，在四月份感染过新冠的刘强又显得不合群了。“我是无症状感染者，核酸阳性后，我真的很想找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出来，但除了腰酸想不出任何其他的症状，”刘强说，“从头到尾没有喉咙疼，也没有发烧。”对他来说，肌肉酸痛是家常便饭，“阳了”的时候，他甚至没法分辨那种酸困是怪训练还是怪病毒。

马拉松是一项痛苦的耐力运动，在持续不断的奔跑中，人的肌肉纤维断裂又重组，一旦停止训练身体状态就退步明显。刘强从2016年开始跑马拉松，每天四点起来训练，一个月至少积累500公里的跑量，然而过去三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马拉松比赛中经历报名、中签、比赛取消的三件套。无锡马拉松，取消了，厦门马拉松，取消了，上海马拉松，也变成线上赛了。刘强告诉自己，不挑，只要是个马拉松比赛就参加，但他的上次比赛也已经是19年11月17日的上海马拉松了。

好在一切都在越变越好。上海解封后，停滞的时间又开始重新流动了，刘强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加入了耐克赞助的黑马跑团，恢复了系统训练，周二在火车头体育场跑步，周六世纪公园团队合练，周日在耐克总部做力量训练，跑步的感觉一点一点恢复了；辞掉了现在的工作，打算“放一个长长的假”，带上女儿去四处旅游，拎包就走那种。

“人总有不顺利的时候、疲倦的时候，那种时候，就把它当成是命运赐给我们的很长很长的假期，不必勉强冲刺，不必努力加油，一切顺其自然，”刘强说，“保持健康，保持训练。”

失业的年轻人：

对生活还有一种

在去年夏天恐怖的高温中经历了二十几次失败的面试后，失业五个月的千米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服务于国企的广告公司做设计师。选择那份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这个要我。”

年景不好的时候，人们能找到的工作总是各方面都令人失望的。她的工资一年算下来比上一份工作少了将近5万，通勤单程要1小时20分钟，已经是《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里定义的“极端”通勤了，她一天要“极端”两次。招聘软件上写着公司有六七十位员工，入职后发现只有十几个人。她跟交接工作的人聊天，得知公司之前裁掉孕妇，一分钱没赔——听说这件事后，她每天都保存自己的打卡录屏。没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只是一层楼中的一个房间，三排凳子。

工作内容被她称为“low”，且工作量巨大，招一个组来完成都不过分。之前的公司里，她一周画两三张图，精心打磨，现在一周要做十几张图，但“就是拿素材改吧改吧。”八月的那次聊天中，我问她，觉得自己以前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她坚定地否认了，她爱设计，也坚信自己的设计有意义。但现在，她说，对，就是狗屁工作。

入职后，她午休时去附近的超市里溜达，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从小到大上班没这么难受过。”第一周，她几乎每天都要哭一次。晚上，她睡不踏实，夜里会醒好几次，还会梦见HR找她谈话。

一个月后，公司通知她，她被裁了，理由是她干得不够好。后来，她发现招聘软件上再次出现了她的职位，但薪资降了2K左右。她有个失业设计师群，群里的下半年的日子都不好过，有工作三四年的人找到份单休的工作，税后到手5700元。单休。

被通知裁掉的那一刻，千米反而感觉解脱了。紧接着，一股新的斗志燃起来，公司开除她是非法的，她要仲裁，“我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的......多碰上几个我这种人他准不敢这么干，就凭什么他想招就招想开就开啊，就你哪想那么美呢。”

仲裁的材料刚准备好，北京陷入了新一轮的封控，然后放开，她得了新冠，康复，也就这么拖住了。旧的一年即将结束了。她打算年后再找工作。 

听起来，这是在不断的失望和沮丧中度过的一年，对于2023年，她也没抱多大好起来的希望。但当我听到她提到仲裁时立刻变得亢奋的语气，提到人的权利时，我感到她对生活还有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斗志。

她还想办法给自己找了不少事做。她用名为“秃头设计养猫日记”的账号分享宠物日常，最火的一条有一万个点赞。这给她带来了不少和宠物用品商家置换产品的机会，如今她不必再花钱购买猫砂和猫粮了——虽然远比不上头部博主，但也算是生活的微小成就；最近电影票溢价严重，她又做了点电影票务代理的活，赚个几百块钱；又搞了个手写字的小号，免费帮粉丝写需要的字，“没有经济价值，纯属闲的”，粉丝大都来自四五线城市的未成年人，倒也算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总之，她在做事，她没有彻底沉沦下去。所有去年不那么如意的人，希望你也一样。  （来源：腾讯新闻）

◦ 图片除病房学校外均来自视觉中国。